书城历史战国秦汉治国思想新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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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商鞅变法的历史背景

总之,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学派文化的产生与发展,不仅说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而且,在这种思想文化的引领下,社会也向前发展。上述春秋时吴国的发展,战国时魏、赵、韩、齐、楚、燕的改革就说明了这一点。然而,由于当时种种复杂的原因,这些国家都逐渐走向衰亡

只有秦国,从战国中期不断改革。最后取得辽成功。,一、春秋时期重民轻天思想的发展

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的统治思想是国家宗教或称宗法性宗教,有的学者指出:“宗法性宗教产生于原始社会之后,私有制和阶级、国家建立的初期,在夏、商、周三代是国家宗教,并且是社会上唯一的意识形态。中国古代宗教以天神崇拜和祖先崇拜为核心,以社稷、日月、山川等自然崇拜为羽翼,以其它鬼神崇拜为补充,形成了固定的郊社、宗庙及其它祭祀制度,形成维系古代社会秩序和宗法家族体制的根本力量。”西周灭亡以后,社会上出现了轻天重民的思潮。如《左传》桓公六年(前706)随国季梁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庄公二十三年(前662)虢国史嚣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依人而行。”《左传》僖公十九年(前641)宋司马子鱼说:“民,神之主也。”随着这一思潮的发展,人们对天(上帝)失去了信任。如《左传》昭公十八年(前524),郑国子产说:“天道远,人道迩(近),非所及也。”这就是说,在子产看来,天太远了,解决不了问题。《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前516),“齐有彗星,齐侯使禳之。晏子曰:“无益也,祗取诬(欺骗)焉。”在晏子看来,让巫史祈祷神灵禳除灾害,不仅益,只能受到欺骗。随着这种思想的发展,治国出现了天道与人道两种理念,但以人道为主要,天道为次要。在这种情况下,随有人文主义学术思想的兴起,《后汉书?公孙瓒传论曰》中说:“舍诸天运,征乎人文,则古之休烈,何远之有?”注五解释说:“天运犹天命也,人文犹人事也。”所谓人事,即人间之事,而所谓“人文主义学术思想兴起”正是这种重视人事的文化。春秋战国时期以道家、儒家、法家为代表的学派文化就是其兴起的表现。这些学派力图把它们的治国理念转化为国家的政策,进而在各方面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促进社会发展。所以,各学派聚徒讲学、奔走各国争取执政的权力。

随着这种形势的发展,春秋以后各国除了祭祀天地、祖宗神灵求得其庇护、保佑之外,就不能不用主要力量改革社会的各种制度。如经济方面,齐桓公在公元前686年实行“相地而衰征”的按土地美恶等差征税的制度;晋国在公元前645年实行“作爰田”的土地制度;鲁国在公元前594年实行“初税亩”的赋税改革。随着社会发展,分封制、世卿世禄制的破坏,礼制也遭到破坏,出现了以法制刑法治国。《左传》昭公六年(前536),郑国子产铸刑书。《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前513),晋国赵鞅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这些变化是春秋时期社会深刻变化的表现。

中国古代在用人方面国家最初注意的是用能人、贤人,如商汤用伊尹、周武王用姜尚就是其例。春秋后期学派文化产生,用人有的就在不同程度上与学派发生了联系。如春秋后期吴国用孙子为将就是其例。据记载孙武“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吴王说:“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乎?”后经试用,吴王以孙子为将,统帅军队,“西破强楚,北威齐晋,显名诸侯”。这是最早的任用兵家的学者执掌兵权的记载。到了战国就出现了以学派的著名人物治理国家,就成了较为普遍的现象。

二、战国时期东方六国的改革

战国初,魏文侯于公元前445年即位,用儒法两家的学者在魏国改革。《史记》卷67《仲尼弟子列传》载“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正义曰:“文侯都安邑,子夏教于西河之上,文侯师事之,咨问国政焉。”魏文侯曾以李悝为相。李悝,又名李克。《汉书·艺文志》注,说他是“子夏弟子”。李悝在经济上,提出“尽地力之教”与“平粜法”,说明他对发展农业生产与平抑物价的重视。李悝又主张以法治国,“集各国刑典”编为《法经》一书,分为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等六篇,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魏文侯又任用曾子的学生、著名军事家、法家,卫国人吴起为将,在公元前408年“击秦,拔五城”,后被任命为西河守。吴起虽然被学者公认为是法家改革家,但他仍具有儒家的特点,如:他为将能“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与士卒共干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由于吴起能与士卒同甘苦、共患难,所以士卒在战争中,能尽死力。这是吴起能打胜仗的一个重要原因。魏文侯去世后,武侯即位,吴起对他说,国家盛衰的原因,“在德不在险(险峻地形)。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强调德,正说明吴起身上具有儒家的特点。魏文侯又任西门豹为邺令,严惩地方官吏以“河伯取妇”为名与巫祝勾结榨取民财,破除旧习俗,并兴修水利。然而,魏国的改革并没有坚持下去,魏武侯即位后,任用公叔痤、王错设法排挤吴起,吴起无奈投奔楚国。其后,在魏国任事的卫鞅、犀首、张仪、范睢等人纷纷投奔秦国,秦迅速强大,而魏国却迅速衰落。

公元前403年,魏、赵、韩三国被列为诸侯国。当政的赵烈侯任用公仲连为相国进行改革。公仲连向赵烈王推荐了牛畜、荀欣、徐越三人。牛畜建议烈侯“以仁义,约以王道”治国,具有儒家特点;荀欣建议烈侯“选练举贤,人管使能”;徐越建议烈王“节财俭用,察度功德”。后两人的建议,具有法家特点。于是,赵烈侯任用牛畜为师,负责教化;荀欣为中尉,负责军事方面的工作;徐越负责财政与监察方面的工作。从指导思想上来说,这是儒法兼用、霸王道兼采的治国理念。赵国,到赵武灵王(前325——前299年)时,改革军制,“胡服骑射”,使赵国曾一度成为强国。

公元前355年(韩昭侯八年),以申不害为相,进行改革,《史记》卷45《韩世家》说:“修术行道,国内以治,诸侯不来侵犯。”《韩非子·定法篇》说“主用申子之术,官行商君之法,可乎?”从中可知,申不害的特点是重术。从今存申子的著作来看,申子所谈术的内容主要有以下三点:其一,要禁止“一臣专君,群臣皆蔽”,“蔽君之明,塞君之聪,夺之政而专其令,有其民而取其过矣。”其二,申不害主张的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是“明君使其臣,并进輻凑”,君“设其本”,“治其要”,“操其柄”;臣“操其末”,“行其详”,“事其常”。总之,要做到,“君如身,臣如手;君若号,臣如响”。其三,要用术,“示天下无为,是以近者亲之,远者怀之,示人有余者人夺之,示人不足者人与之,刚者折,危者覆,动者摇,静者安。名自正也,事自定也,是以有道者自名而正之,随事而定之也”等等。《韩非子?定法篇》说:“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也。”从这里可以看出申子的“术”就是一种为专制君主服务的驾驭臣下的的理论。同篇,韩非又说:“申不害,韩昭侯之佐也。……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檀其法,不一其宪令,则奸多。”可知,韩非对其评价是相当否定的。

公元前357年齐威王即位,在法家思想引领下进行改革。邹忌“以鼓琴见威王”,说君好比大弦,弹起来“浊以春温”;相好比小弦,弹起来“廉折以清”。治理国家安抚人民也是同样的道理。后威王任邹忌为相,这时,稷下学宫的先生淳于髡问难于邹忌,邹明确回答:“请自附于万民”、“请谨择君子,毋杂小人其间”、“请谨修法律而督奸吏”。这就是说,从政要听民众的意见;用官吏要用品德好的君子,不能让品德不好的小人夹杂其间;要用法律督察官吏。在实践中,齐威王是贯彻了这一思想的。如,齐威王曾召集全国地方官七十二人,“赏一人,诛一人”。重赏的人是即墨大夫,其治即墨,“田野辟,民人给,官无留事,东方以宁”;同时,他不侍奉“吾左右以求誉也”。所以赏其“万家”的食邑。重罚的是阿地的一位大夫,因为阿(今山东阳谷县阿城)大夫治阿,“田野不辟,民贫苦”,又以“币厚吾左右以求誉也”。所以,齐威王把阿大夫同自己左右赞誉他的人都烹死了。此后,“齐国震惧,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诚,齐国大治。”齐威王有次与魏惠王相会,惠王说他有直径寸大的珍珠十枚为国宝。威王说他有三位大臣善于镇守城池,使周围国家不敢入侵;还有一位臣下善于治理盗贼,使“道不拾遗”。这些臣下,就是国宝。还值得注意的是,齐威王重用兵家的孙膑用兵,公元前353年,以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大破魏军于桂陵(今河南长垣西南)。公元341年,又以孙膑为军师,大破魏军于马陵,俘魏太子申、魏将庞涓自杀。使齐国成为东方强国,而魏国却从此成了弱国。

公元前402年,楚国发生了“盗杀声王”的事件,“国人立其子悼王”。公元前390年左右,吴起从魏国来到楚国,被任命为宛守(宛,今河南省南阳市)。一年以后,吴起被任命为令尹(相当于相),实行变法。《韩非子》卷4《和氏篇》:楚国当时“大臣太重,封君太众”。吴起下令“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其爵禄”,裁减无用、“不急之官”,节约这些开支用于供养“选练之士”。《吕氏春秋》卷21《贵卒篇》:吴起又下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这是令贵族及其所属人员去开发广大荒凉地区,对发展经济有利,同时也是对贵族的打击。

《战国策》卷5《秦三?蔡泽见逐于赵》说,吴起还提出禁止楚国官场恶劣风气的意见,“使私不害公,馋不蔽忠,……行义不顾毁誉”。为统一思想,吴起又“破横散从(纵),使驰说之士无所开其口”。《史记·吴起列传》称赞吴起在楚国改革“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之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公元前381年,楚悼王死,贵族作乱,追杀吴起,吴起伏王尸上,王尸中箭,后吴起被车裂。太子立,是为肃王,据《吕氏春秋?贵卒篇》载按楚国法律,“兵于王尸者,尽加重罪,逮三族”,于是杀作乱者七十余家。楚国改革就这样以失败而告终。

公元前316年(燕王哙五年),燕王哙为改革把君位禅让相国之子,并打击旧贵族。但遭到太子平与将军市被等的反对。后由于齐宣王的武装干涉,使改革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