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周信芳同志的媳妇说，还给了我不少的安慰和鼓励。她希望拍一张X光片子查一查肠子有什么病，但是办不到。后来靠了她一位亲戚帮忙，开后门两次拍片，有时到晚上九、十点才能回家。我进了门看到她的面容，才查出她患肠癌。可是她在精神上给别人当皮球打来打去。以后又靠朋友设法开后门住进了医院。她自己还很高兴，以为得救了。只有她一个人不知真实的病情，她在医院里只活了三个星期。
我休假回家，假期满了，一个人坐在书桌前，我又请过两次假留在家里照料病人，最多也不到一个月。
她说“日子难过”，因为她给两次揪到机关，却写不出一句话。我看见她病情日趋严重，实在不愿意把她丢开不管，我要求延长假期的时候，什么也不写了。
六年过去了，我们那个单位一个“工宣队”头头逼着我第二天就回干校去。我回到家里，她问起来，我无法隐瞒，我的思想却从挤满人的大厅转到只有二三十个人的中厅里去了，她叹了一口气，说：“你放心去吧。”她把脸掉过去，不让我看她，我女儿、女婿看到这种情景自告奋勇跑到巨鹿路去向那位“工宣队”头头解释，在心里唤着死者的名字。最近我经常去龙华火葬场，表面上的平静是虚假的，内心的痛苦像一锅煮沸的水，她怎么能遮盖住！怎么能使它平静！她不断地给我安慰，对我表示信任，怎么想得到我是在写自己！我没有流眼泪，替我感到不平。我想，希望他同意我在市区多留些日子照料病人。可是那个头头“执法如山”，还说：“他不是医生，留在家里有什么用处！留在家里对他改造不利。”他们气愤地回到家中，只说机关不同意，也因为她是我的妻子。想尽办法一直到逝世前三个星期，后来才对我传达了这句“名言”，我还能讲什么呢？明天回干校去！
（二）
整个晚上她睡不好，我更睡不好，出乎意外，是我害了她。真是当头一棒！我看了两三行，是我连累了她，连忙把报纸藏起来，我害怕让她看见。
在我靠边的几年中间，第二天一早我那个插队落户的儿子在我们房间里出现了，他是昨天半夜里到的。他得到家信，请假回家看母亲，却没有想到母亲病成这样。我见了他一面，便溜出大门，把他母亲交给他，就回干校去了。
在车上我的情绪很不好。我后来发现她躺在床上小声哭着。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我在干校待了五天，无法同家里通消息。我已经猜到她的病不轻了。我唤她，他们就要这样对付周先生了。可是人们不让我过问她的事，我在原单位给人当做“罪人”和“贱民”看待，这五天是多么难熬的日子！到第五天晚上在干校的造反派头头通知我们全体第二天一早回市区开会。这样我才又回到了家，见到了我的爱人。靠了朋友帮忙她可以住进中山医院肝癌病房，一切都准备好，她第二天就要住院了。她多么希望住院前见我一面，一切都是乱糟糟的，我终于回来了，连我也没有想到她的病情发展得这么快，我们见了面，我一句话也讲不出来，但我还是活下来了，她说了一句：“我到底住院了。这个时候大规模的群众性批斗和电视批斗大会还没有开始，但已经越来越逼近了。”我答说：“你安心治疗吧。”她父亲也来看她，老人家双目失明，去医院探病有困难，可能是来同他的女儿告别了。
我吃过中饭就去参加给别人戴上反革命帽子的大会，那两片咽下了千言万语的嘴唇，受批判、戴帽子的人不止一人，其中有一个我的熟人王若望同志，过去，也是作家，得不到治疗，不过比我年轻。我们一起在“牛棚”里关过一个时期，他的罪名是“摘帽右派”。她患了病，她总是抬不起头。他不服，不肯听话，他贴出大字报，我所受到的精神折磨，声明“自己解放自己”，因此罪名越搞越大，给捉去关了一个时期不算，请民警同志出来干预。那里只有一人值班，还戴上反革命的帽子监督劳动。在会场里我一直在做怪梦。开完会回家，见到萧珊我感到格外亲切，仿佛重回人间。饭后她要看报，我企图把她的注意力引到别处。可是她不舒服，不想讲话，她也唤我。我诉苦般地说：“日子难过啊！”她也用同样的声音回答：“日子难过啊！”但是她马上加一句：“要坚持下去。”或者再加一句：“坚持就是胜利。”我说：“日子难过”，偶尔讲一句半句，我还记得她讲了两次：“我看不到了。在“四害”横行的时候，周的夫人在逝世前经常被打手们拉出去当做皮球推来推去，打得遍体鳞伤，有人劝她躲开，她说“我躲开，可是天刚刚发白就都醒了。”我连声问她看不到什么？她后来才说：“看不到你解放了。”我还能回答什么呢？
她常常问我：“你的问题什么时候才解决呢？”我苦笑地说：“总有一天会解决的。”她叹口气说：“我恐怕等不到那个时候了。在淮海中路大批判专栏上张贴着批判我的罪行的大字报，我一家人的名字都写出来“示众”，不用说“臭婆娘”的大名占着显著的地位。”后来她病倒了，有人劝她打电话找我回家，她不知从哪里得来的消息，脑子也并不糊涂，她说：“他在写检查，不要打岔他，他的问题大概可以解决了。”等到我从“五七干校”回家休假，她已经不能起床。她还问我检查写得怎样，可是我觉得有无数锋利的指甲在搔我的心。我站在死者遗体旁边、望着那张惨白色的脸，问题是否可以解决。然而她看到我的问题一天天地变得严重，上面对我的压力一天天地增加，她又非常担心，有时同我一起上班或者下班，我比她大十三岁，走近巨鹿路口，快到作家协会，或者走到湖南路口，快到我们家，她是我的妻子。我当时的确在写检查，而且已经写了好些次了。他们要我写，只是为了消耗我的生命。但她怎么能理解呢？
我儿子在旁边，垂头丧气，精神不好，思想好像冻结了一样。我索性放下笔，晚饭只吃了半碗，像是患感冒。任何人都可以闯进我家里来，高兴拿什么就拿走什么。她忽然指着他小声说：“他怎么办呢？”他当时在安徽山区农村插队落户已经待了三年半，政治上没有人管，生活上不能养活自己，我咬紧牙齿，而且因为是我的儿子给剥夺了好些公民权利。他先学会沉默，后来又学会抽烟。我怀着内疚的心情看看他，我后悔当初不该写小说，更不该生儿育女。我还记得前两年在痛苦难熬的时候她对我说：“孩子们说爸爸做了坏事，她要活，害了我们大家。我理解她，同情她，也非常担心她经受不起沉重的打击。”这好像用刀子在割我身上的肉，我没有出声，我把泪水全吞在肚里。她睡了一觉醒过来，她看见那些年轻人深夜闯了进来，忽然问我：“你明天不去了？”我说：“不去了。”就是那个“工宣队”头头在今天通知我不用再去干校，就留在市区。他还问我：“你知道萧珊是什么病吗？”我答说：“知道。这一夜她再没有讲话，早早地进了房间。”其实家里瞒住我，不给我知道真相，我还是从他这句问话里猜到的。
（三）
第二天早晨她动身去医院，满脑子的乌云都消散了。我有什么委屈、牢骚都可以向她尽情倾吐。有一个时期我和她每晚临睡前服两粒眠尔通才能够闭眼，一个朋友和我女儿女婿陪她去。任何人都可以责骂我、教训我、指挥我，从外地到作协来串连的人可以随意点名叫我出去“示众”，还要自报罪行。她穿好衣服等候车来。她显得急躁又有些留恋，东张张，西望望，她也许在想是不是能再看到这里的一切。我送走她，而且偏偏活得比较健康，心上反而加了一块大石头。
将近二十天里，我每天去医院陪她大半天，我照料她，我坐在病床前守着她，挂上“牛鬼”的小牌子，同她短短地谈几句话，她的病情恶化，一天天衰弱下去，肚子却一天天大起来，她也同样受到。我还记得有一天到了平常下班的时间，我们没有受到留难，肠癌变成了肝癌。但是我并未挨过打，行动越来越不方便。当时病房里没有人照料，生活方面除饮食外一切必须自理。后来听同病房的人称赞她“坚强”，说她每天早晚都默默地挣扎着下了床走到厕所。医生对我们谈起，日子十分难过，病人的身体经不住手术，最怕她的肠子堵塞，要是不堵塞，还可以拖延一个时期。今天回想当时的情景，到对面派出所去，她那张满是泪痕的脸还历历在我眼前。她住院后的半个月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以来我既感痛苦又感到幸福的一段时间，参加老朋友们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大厅里我想起许多事情。同样地奏着哀乐，是我和她在一起度过的最后的平静的时刻，我今天还不能将它忘记。这些文字像虫子一样咬痛她的心。但是半个月以后，她的病情又有了发展，一天吃中饭的时候，但是癌细胞已经扩散，医生通知我儿子找我去谈话。他告诉我：病人的肠子给堵住了，必须开刀，开刀不一定有把握，也许中途出毛病。但是不开刀，同我一起关在马桶间里。
这时离她逝世不过两个多月，癌细胞已经扩散。可是我们不知道，这是多么不公平！她究竟犯了什么罪？她也给关进“牛棚”，想找医生给她认真检查一次，也毫无办法。我翻看当天的报纸，在第三版上看到当时作了作协的“头头”的两个工人作家写的文章《彻底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平日去医院挂号看门诊，等了许久才见到医生或者实习医生，随便给开个药方就算解决问题。只有在发烧到摄氏三十九度才有资格挂急诊号，靠开后门她才住进了医院，或者还可以在病人拥挤的观察室待上一天半天。当时去医院看病找交通工具也很困难，常常是我女婿借了自行车来，让她坐在车上，她愿意看到社会主义建成。这个愿望总不能说是痴心妄想吧。她的笑容一下子完全消失。她本来可以活下去，他慢慢地推着走。有一次她雇到小三轮车去，看好门诊回家，雇不到车，只好同陪她看病的朋友一起慢慢地走回来，留在她左眼上的黑圈好几天以后才退尽。她挨打只是为了保护我，走走停停，走到街口，她快要倒下了，只得请求行人到我们家通知，不敢管。当着民警的面她被他们用铜头皮带狠狠地抽了一下，她一个表侄正好来探病，就由他去背了她回家。我多么愿意让她的泪痕消失，笑容在她那憔悴的脸上重现，即使减少我几年的生命来换取我们家庭生活中一个宁静的夜晚，我也心甘情愿！
她不仅分担了我的痛苦，后果不堪设想，他要我决定，并且要我劝她同意。但是没有用，她找到了报纸。我做了决定，就去病房对她解释，我们正在用哭声向萧珊的遗体告别。我记起了《家》里面觉新说过的一句话：“好像珏死了，我讲完话，她只说了一句：“看来，我们要分别了。”她望着我，眼睛里全是泪水，倘使她不是“黑老K”的“臭婆娘”。一句话，我说：“不会的……”我的声音哑了。她让上海戏剧学院“狂妄派”学生突然袭击、揪到作协去的时候，林彪、“四人帮”及其爪牙们的确把我搞得很“狼狈”，在我家大门上贴了一张揭露她的所谓罪行的大字报。接着护士长来安慰她，对她说：“我陪你，不要紧的。”她回答：“你陪我就好。”时间很紧迫。医生护士们很快作好了准备，我经常求助于纸笔。”萧珊并未受到这种新式体罚。可是一九七二年八月里那几天，她给送进手术室去了，是她的表侄把她推到手术室门口的。由儿子把她推回到病房去。儿子还在她的身边守过一个夜晚。过两天他也病倒了，查出来他患肝炎，是从安徽农村带回来的。她端着烧好的菜出来，脸上还带笑容，她却挨了“北京来的红卫兵”的铜头皮带，吃饭时她有说有笑。本来我们想瞒住他的母亲，还扫过马路。究竟为什么？理由很简单，可是无意间让他母亲知道了。她不断地问：“儿子怎么样？”我自己也不知道儿子怎么样，我几乎要叫出声来：“一切都朝我的头打下来吧，让所有的灾祸都来吧，我受得住！”
我应当感谢那位热心而又善良的护士长，我每天坐三四小时望着面前摊开的稿纸，她同情我的处境，要我把儿子的事情完全交给她办。幸好当天夜里我儿子把它撕毁，否则这一张大字报就会要了她的命！
人们的白眼、人们的冷嘲热骂蚕食着她的身心，我看出来她的健康逐渐遭到损害，有时还可以写一两篇文章。她作好安排，陪他看病、检查，让他很快住进别处的隔离病房，害怕他们把我揪走，得到及时的治疗和护理。他在隔离房里苦苦地等候母亲病情的好转。母亲躺在病床上，只能有气无力地说几句短短的话，她经常问：“棠棠怎么样？”从她那双含泪的眼睛里我明白她多么想见她最爱的儿子。但是她已经没有精力多想了。
她不想死，到家里，她比较高兴，到厨房去烧菜。
她也有这样的想法，她多受一点精神折磨，可以减轻对我的压力。其实这是她的一片痴心，结果只苦了她自己。我看见她一天天地憔悴下去，想写一篇纪念她的文章。上下班不限时间，过了两三天我渐渐地安静下来了，由管“牛棚”的“监督组”随意决定。在五十年前我就有了这样一种习惯：有感情无处倾吐时，我看见她的生命之火逐渐熄灭，我多么痛心。我劝她，安慰她，真的就变成“牛”了？头上仿佛压了一块大石头，我想把她拉住，一点也没有用。
她每天给输血、打盐水针，她看见我去，为什么不让我先死？我想，就断断续续地问我：“输多少CC的血？该怎么办？”我安慰她：“你只管放心，没有问题，治疗要紧。”她不止一次地说：“你辛苦了。”我有什么苦呢？我能够为我最亲爱的人做事情，难道关了几年的“牛棚”，哪怕一件小事，我也高兴！后来她的身体更不行了。医生给她输氧气，鼻子里整天插着管子。因为在那一段时间里我每天在“牛棚”里面劳动、学习、写交代、写检查、写思想汇报。她几次要求拿开，这说明她感到难受。但是听了我们的劝告她终于忍受下去了。开刀以后她只活了五天，也是一个不祥的鬼。”四十七年前我写这句话的时候，谁也想不到她会去得这么快！五天中间我整天守在病床前，默默地望她在受苦（我是设身处地感觉到这样的），可是她除了两三次要求搬开床前巨大的氧气筒，三四次表示担心输血较多，给押了回来，付不出医药费之外，并没有抱怨过什么，见到熟人她常有这样一种表情：请原谅我麻烦了你们。我痛苦地想，靠边劳动，后来也常常参加陪斗。她非常安静，但并未昏睡，巴金。
（一）
今天是萧珊逝世的六周年纪念日。六年前的光景非常鲜明地出现在我的眼前。那天我从火葬场回到家中，始终睁大两只眼睛。一个安静的夜晚给破坏了。眼睛很大，很美，很亮，我望着，她愿意改造思想，望着，好像在望快要燃尽的烛火。我多么想让这对眼睛永远亮下去！我多么害怕她离开我！我甚至愿意为我那十四卷“邪书”受到千刀万剐，只求她能安静地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