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财富的增减不仅决定了劳动工资的增减，也决定了资本利润的增减。但是，财富状态对两者产生的影响，却大不相同。
资本增加提高了劳动工资，同时也降低了雇主的利润。如果许多富商都在同一行业投入了资本，那么这一行业的利润势必会因为激烈的竞争而降低；这种资本增加如果扩大到社会各行业，那么所有行业的利润也都会因为竞争而降低。
我已经说过了，我们不容易确定某一特定地方在某一时间里的平均劳动工资，只能确定普通劳动工资。可现在，我们甚至连普通资本利润都很难确定。因为，资本利润的变动非常大，即使是让某一特定行业的一个经营者说出他每年的平均利润有多少，他也未必能够说得出来。影响利润的因素，不仅有商品价格的变动，还有竞争者的多寡、顾客的购买欲望、商品在运输或储存过程中遭遇意外事故的多少等。所以，利润率是时时刻刻都在变动的，我们很难确定一个大国各行各业的平均利润，更不可能相当准确地确定以前或现今的资本平均利润。
我们虽然不可能相当准确地确定以前或现今的利润，却可以由货币利息而略知其梗概。当使用货币能够获得较多利润时，通常可以提高货币的利息率；当使用货币所获得的利润较少时，则可以降低货币的利息率。由此，我们可以确信一点：一国市场一般利息率的变动，必然会影响该国资本的一般利润，使得利润随着利息率的升降而同步地升降。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利息的变动情况略知利润的变动情况。
亨利八世在他在位的第37年，用法令将一切利息率都规定在了10%以内。由此可见，以前的利息率曾经达到过10%以上。其后的爱德华六世 爱德华六世（1537年10月12日至1553年7月6日），英国国王，1547年1月28日至1553年7月6日在位；亨利八世独子，母亲是其第三个妻子——简·西摩，在生下爱德华六世之后的第12天过世；九岁即位，舅父萨默塞特公爵爱德华·西摩摄政，坚持其父亲的英国国教政策。1549年，萨默塞特公爵在宫廷斗争中失势，诺森伯兰公爵约翰·达德利摄政。由于国王年轻病弱，在位6年便去世。由于爱德华并无遗下任何子嗣，便由他祖父亨利七世的外曾孙女——简·格雷继承王位。——译者注，由于热心宗教，所以禁止了一切利息。不过，据说这种禁令就像其他各种相同性质的禁令一样，不但没有减少高利贷的弊害，反而增加了高利贷的弊害。于是，在伊丽莎白女王第13年的第8条法令中，又重新恢复了亨利八世的法令。
此后，法定利息率一般都是10%，直到詹姆士一世第21年才降到了8%，复辟后不久又减成了6%，安妮女王安妮女王（又译为安女王，1665年2月6日至1714年8月1日），大不列颠王国女王。斯图亚特王朝末代国王。——译者注第12年甚至减为5%。这些法律规定的市场利息率，都是在良好信用者借款之后而不是之前规定的，因而看来极其适当。自安妮女王时代以来，法定利息率是5%，似乎要高于市场利息率。在最近的战争发生之前，政府的借款利息率是3%，而首都及其他许多地方一些良好信用者的借款利息率，则达到了35%、4%、45%。
自亨利八世以来，我国的财富与收入似乎在一天天地逐渐增加，而且增加得越来越快。在这期间，不断增加的还有劳动工资。不过，大部分工商业的资本利润却逐渐减少了。
在大都市经营一种行业所需要的资本，往往比乡村更多。这么以来，投入大都市各行业中的资本就会比较庞大，于是都市资本利润率就会在众多富裕竞争者的相互竞争中，低于农村资本利润率。但在劳动工资方面，都市却高于农村。因为，在繁荣的大都市，劳动者往往供不应求。拥有大量生产资本的人为了雇到他们所需要的劳动者人数，只好抬高劳动工资来相互竞争，于是资本利润就降低了。而在那些偏僻的地方，由于雇主没有充足的资本来雇佣全体劳动者，所以一般人民宁愿压低劳动工资也要获得职业，这样就增加了资本利润。
在苏格兰，法定利息率和英格兰一样高，而市场利息率却比英格兰高一些。在苏格兰，即使是良好信用者借款，其利息率也不能少于5%。比如，在爱丁堡，随时去私立银行兑现全部或部分期票，都可以享受4%的利息。而在伦敦，存入私立银行的资金则没有利息。在苏格兰，几乎所有行业的经营资本都比英格兰少。因此，苏格兰的普通利润率要高于英格兰。我们知道，苏格兰的劳动工资是低于英格兰的。不仅如此，苏格兰还比英格兰穷得多；尽管它也在明显地前进，但它前进的速度却比英格兰要慢很多。
18世纪的法国，其法定利息率一般是不受市场利息率支配的。法国的法定利息率，在1720年从1/20落到了1/50（也就是从5%落到了2%），而1724年则提高到了1/30（即33%），1725年又恢复到了1/20。在1766年，这一法定利息率又减到了1/25（即4%）。再后来，掌握政权的神父特雷，又把这一法定利息率恢复到了原来的5%。
政府这么强行抑制法定利息率，目的在于减低公债利息率，而且有时也的确达到了这一目的。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法国或许不像英国那么富裕。一般情况下，法国的法定利息率低于英国，市场利息率却高于英国。究其原因，是法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一样，有办法安全而又容易地回避法律。就像在英、法两国做买卖的英国商人说的那样，法国的商业利润要高于英国。正因为如此，许多英国人都不想在本国投资，而甘愿去轻商的法国投资。
同时，法国的劳动工资却低于英国。你如果到过苏格兰和英格兰，就可以从这两地普通人民的服装和面色的差异中，充分了解到这两地社会状况的差异；而假如你是从法国回到英国的，则会觉得这种对比更鲜明。明显地，法国的富裕是苏格兰所不及的，但法国进步的速度似乎没有苏格兰快。跟苏格兰相比，法国一般被认为正在退步。但是，这种见解明显是没有根据的。如果一个人在时隔二三十年后的今天，又到苏格兰视察，那他绝对不会抱有这种见解。
反之，从领土面积及人口比例方面比较，荷兰的富裕程度要高于英格兰。在荷兰，政府的借款利息率是2%，良好信用者的借款利息率则是3%。据说，荷兰的劳动工资也高于英格兰。我们知道，荷兰人的商业利润在欧洲国家中是最低的。现在的荷兰商业，在有些人眼中是正在衰退。这种情况，也许确实在某些商业部门中出现过。
但是，从上面所说的征候中，我们能看出该国的所谓“商业衰退”似乎又不同于一般的商业衰退。商人们之所以会埋怨商业衰退，是因为利润减少了。可是，利润减少恰恰是商业繁盛，也就是所投资本比以前更多的自然结果。荷兰人趁着近期的英法战争，获得了法国全部的运输业务，直到今日也没有完全退出。此外，荷兰人还拥有英法国债这一大宗财产。据说，单是英国的国债，就大约有4 000万镑。不过，我认为这一数额可能没有这么大。而且，荷兰人还以高于本国的利息率，把巨额资金贷给外国的私人。
从这些事实来看，荷兰无疑是资本过剩。换言之，他们投在本国适当生产上的资本，已经超过了这些资本能够得到相当利润的限度。这种衰退，并不是商业衰退。当经营特定行业所能获得的私人资本，增加到再投入这一行业也不会获得更多利润时，也仍然可能有更多资本继续投入。这种情况，在大国比较常见。
跟英格兰相比，我国北美及西印度的殖民地的劳动工资、货币利息及资本利润都更高。在各个殖民地，法定利息率和市场利息率大致都是6%到8%。在新殖民地，还同时存在着高劳动工资和高资本利润。不过，这种现象是在特殊情况下才会出现的，其他地方很少见。
在一定期间内，新殖民地资本对领土面积的比例、人口对资本的比例，必定会低于大多数国家。农业家所拥有的资本，必然不够用来耕作所有的土地。所以，他们只好把资本投在土壤肥沃、位置适宜的海滨，以及可航行河流的沿岸各地上。此外，这类土地，往往能够用低于其自然生产物价值的价格购买得到。所以，如果购买并改良这类土地，就可以获得极大的利润。这时，即使利息非常高，农业家们也能够支付得起。于是，农业家们就能靠投在这种有利用途上的资本，迅速地积累起更多的资本，并使新殖民地的雇工供不应求。这样，农业家们付给新殖民地劳动者的工资也就会很高。同时，资本利润则会随着殖民地的扩展而逐渐减少。
由于土壤肥沃、位置适宜的土地被全部占用，一部分农业家只好耕作较差的土地，所以其所能获得的利润也就少了。而用在土地上的资本利息，也自然较低。正因为如此，18世纪我国大部分殖民地的法定利息率和市场利息率都大大降低了。利息率在财富增加、工作改良及人口增长等的影响下，明显降低了。与此同时，劳动工资却没有跌落。劳动需求是随着资本增加而增加的，它丝毫不受资本利润的影响。尽管利润降低了，可是资本却比以前增加了，而且增加得更快。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勤劳的国家还是勤劳的个人，都是一样的。跟高利润的小资本相比，大资本的利润虽然更低，但利润的增加速度也更快。
俗话说，钱生钱。哪怕是用极少的钱，也能赚得更多的钱。最困难的是如何得到最初那点儿极少的钱。资本增加和业务增加（即对有效劳动需求的增加）的关系，我在前面已经进行了部分说明，后面我还将在论述资本积累时对此进行详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