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的捕鱼量虽然很难确定，但是一年或数年的捕鱼量，却可以一般地确定。我们认为，人类努力捕鱼的功效一般是确定的，事实也的确如此。不过，这一功效大部分取决于地理位置，极小一部分取决于社会财富及勤劳状态。所以，即使两国的改良和进步程度有着极大的不同，两国人民在渔业上努力的功效也很可能相同；同样地，即使两国改良和进步的程度相同，两国人民努力捕鱼的功效也可能截然不同。由此可见，改良状态对捕鱼功效的影响是相当不确定的。下面我们就来讨论这种不确定。
人类努力增加各种矿物（特别是昂贵金石）产出量的功效虽然没有什么限制，但也是完全无法确定的。
一国的地理情况，如矿山的肥瘠等情况，并不能决定所有贵金属的总量。没有矿山却拥有大量贵金属的国家，往往有很多。一国贵金属的总量，主要由以下两种情况决定：一是该国的购买力，即其总体产业状态，其中包括其土地和劳动的年出产量。因为，该国能够投在开采本国金银，或是购买他国金银这类非必需品上的劳动与食品的量，是由以上因素决定的。二是金银矿的肥瘠程度。这会决定该国在一定期间内，可以向世界商场提供多少金银。金银比较容易运输，它体积小、价值大，运输成本是很低的。某个国家即使距离矿山很远，其金银储备也不会受距离的影响，而是直接受其矿山肥瘠的影响。美洲各个富饶的矿山，就曾经多次影响了中国和印度的金银量。
由于一国的金银量受该国购买力的支配，所以，当一国财富及改良增进时，该国金银的真实价格多半会上涨；当该国贫困不振时，该国金银的真实价格多半会下跌。其他奢侈品、非必需品的真实价格也一样。因为，当一国持有大量剩余劳动和食品时，其购买一定数量的金银所能支付的劳动和食品，就会比持有少量剩余劳动和食品的国家多。
而当一国的金银量受制于金银矿的肥瘠程度时，金银的真实价格，即金银所能支配的劳动和食品的量，必然会随着矿山的富饶或贫瘠情况上下波动。明显地，在一定时期内，世界金银矿究竟是富饶还是贫瘠，似乎与一国的产业状态，甚至是世界的产业状态，都没有什么关系。随着技术与贸易在世界范围内的不断扩展，以及探矿地域的不断扩大，诚然有更多机会发现新矿山。但是，无论是任何人类技巧和勤劳，都没有把握能在旧矿山几乎要被挖掘殆尽时发现新矿山，一切迹象，都不能可靠地确定新矿山的存在；只有在实际发现并成功采掘到矿物时，人们才能确定新矿山的价值。这一看法是世人所公认的。人类在探索新矿山时，成功和不成功的可能性似乎都是无限大的。比以前富饶的新矿山，也许会在今后的一两个世纪里被发现。到那时，就连现在最多产的矿山，也有可能会比美洲各矿山被发现以前的那些矿山贫瘠。无论探索新矿山成功与否，都不会对世界的真实财富和繁荣产生什么影响，即对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真实价值无关紧要。
诚然，年产金银量的名义价值会存在极大的差异；但是，其真实价值却完全相等，即其所能支配的劳动量是完全一样的。在成功探索到新矿山时，1先令所能代表的劳动量，可能只相当于现在的1便士所能代表的劳动量。所以，当时1先令的持有者，不一定比现在1便士的持有者富有。这时，人们从中得到的唯一好处，就是享有更多廉价的金银器皿。在没有探索到新矿山时，1便士所能购买的劳动量，可能与现在的1先令所能购买的劳动量相同。因此，当时1便士的持有者，也并不见得会比现在1先令的持有者贫穷。这时，人们因此蒙受的唯一损失，就是减少这类昂贵的非必需品的使用。
银价变动的结论
搜集以往物价的作家，在证明金属缺乏，以及当时一般国家的贫乏和野蛮时，大都以谷物及一般物品货币价格的低廉，或是金银价值的昂贵作依据。这种概念是和某种经济学体系分不开的。这种经济学体系是：一国的富裕或贫乏，与该国的金银富饶或贫乏相关。我将在第四篇中对这种经济学体系进行充分的说明。现在，我们仅讨论以下这一事实：金银价值的高昂，只能证明世界金银矿的贫瘠，绝对说明不了该国的贫乏与野蛮。跟富国相比，贫国在购买金银时，购买的量更少，支付的价格也更低。因此，贫国金银的价值，绝对不会高于富国。例如中国，它的富有程度远远高于欧洲各国，其贵金属的价值也远远高于欧洲各国。
自发现美洲矿山以来，欧洲财富大大增加，金银价值也同时逐渐下跌。不过，金银价值下跌的原因，并不是欧洲的真实财富，或其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增加，而是迄今最富饶的新矿的偶然发现。在欧洲金银量增加时，欧洲的制造业和农业也几乎同时发达起来。但是，产生这两种现象的原因却是截然不同，甚至根本没有任何自然关系。金银量的增加只是一种偶然现象，它跟任何的深思远虑和政策都没有关系。事实上，这些深思远虑和政策对此也根本无能为力。而制造业及农业的发达，则是封建制度崩溃和新政府成立的结果。新政府的成立，保证了各人能够享受各自的劳动果实。这种政策，是产业所需求的唯一奖励。
由于波兰至今仍有封建残余，所以其状况几乎和发现美洲以前一样贫乏。然而，这并没有影响波兰谷物价格的上涨，也没有阻止金银真实价值的下跌，波兰的物价波动还是和欧洲其他各国一样。由此可知，波兰的贵金属数量也像他国一样增加了。这一增加的数量与该国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比例，也和他国差不多。但是，这种贵金属的增加，似乎并没有使波兰的年产物增加，也没有增进制造业及农业的发达，更别说改善居民的境遇了。
再比如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两国虽然在美洲拥有许多矿山，但它们却是欧洲各国除波兰之外最贫穷的国家。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贵金属的价值，一定低于欧洲其他地区。因为，欧洲各地的贵金属都是从这两国运来的，其价格不但包括附加的运费和保险费，还包括走私费。这两国的金银输出，不是被禁止，就是需要课以重税，使得很多商人宁愿走私。因而，这两国的贵金属量与其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比例，一定高于欧洲其他国家。尽管如此，它们在欧洲其他各国中也是最贫穷的。因为，这两国的制度，并不比已经被废除的封建制度更好。
同样地，金银价值的低落并不能证明一国有多富裕和繁荣；而金银价值的高昂，或者是谷物及一般物品价格的低廉，也不是一国贫乏与野蛮的证明。
一国的贫乏和野蛮，虽然不能由谷物的低贱来证明，却几乎可以由该国家畜、家禽和一切野生鸟兽的低贱来证明。当一国贫乏而又野蛮时，这类产物的货币价格就会低于谷物的货币价格。从这类产物低贱的货币价格中，可以明显地看到以下两个事实：一是由于这类产物比谷物繁多，所以畜牧用荒地的面积远远大于谷物耕地；二是由畜牧荒地的地价低于谷物耕地的情况，可以推知该国的大部分土地都还处于荒芜状态。由以上两个事实可知，这种国家的资财和人口与其土地面积的比例，不同于普通的文明国家。所以，这种国家尚处于幼稚的社会阶段。
总之，我们由一般货物的货币价格高低，尤其是谷物货币价格的高低，只能推断出当时世界金银矿的肥瘠，而不能推断出一国的贫富。几乎可以完全准确地推断一国贫富的，是某些货物的售价与其他货物的售价相比时的高低。运用这个判断条件，还可以推断出该国大部分土地是否经过改良，或者是该国的社会状态是野蛮还是文明。
如果银价的下跌是物价上涨的原因，那么所有货物所受的影响一定是相同的。换言之，如果银价降低1/3，那么所有物价必然都会上涨1/3；同样地，如果银价降低1/4、1/5，那么所有物价也必然都会相应地上涨1/4、1/5。各种食品价格的升高，是人们议论纷纷的问题，因为其上涨程度是参差不齐的。照本世纪的平均情况来看，包括那些以银价升高来说明谷价升高的人，也承认谷价的上升率远远小于其他食品。由此可见，谷价的升高，绝对不可能仅仅是由银价下跌引起的。上述原因，也许可以充分证明一点：这些食品的价格涨得比谷物多，同样不是由银价下跌引起的。
在18世纪前64年间，以及最近的异常季节以前，谷价稍微低于上世纪的后64年。这一事实，不但被英国温莎市场上记载着苏格兰各郡公定谷价的价格表证实了，也被许多市场账簿证实了。这些账簿，是法国的麦桑斯和杜普雷·得·圣莫尔精心搜集的。搜集这类实证是极其烦琐而困难的，我们现在所掌握的实证，也算是比人们期望的还完备了。至于最近10~12年的高谷价，也是天气异常的结果，跟银价下跌没有关系。可见，对谷价和其他食品价格的观察，都无法确凿地证明银价在不断下跌。
也许有人会说，照上述所说，用同量银来购买某种食品，现在所能购得的量，要远远少于上世纪所能购得的量。另外，引起该食品这一变化的，无论是其价值的上涨还是银价的下跌，都只是一种徒然无益的区别而已。因为，这种区别对携带一定的白银去做买卖，或是只有一定的货币收入的人来说，并没有什么帮助。
诚然，并不是知道了这个区别，就能以较低的价格买到货物，但也不能因此就说这种区别是毫无用处的。这种区别，能够很容易地证明一国的繁荣程度，因而它对大众并不是没有益处的。如果某种食品的价格是因为银价下跌而上涨的，那么人们就可以从这一情况中推断出美洲矿山的富饶程度。在这种情况之下，社会真实财富，即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可能会像葡萄牙、波兰那样日渐衰微，也可能会像欧洲其他大部分地区那样日渐增加。
但是，如果某种食品的价格是因为土地的真实价值增大而上涨的，即随着土地产出力的增长或土地耕作的改良而上涨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肯定该国正处于繁荣进步的状态。对任何大国来说，其国家财富中最大、最重要、最持久的部分都是土地。这种区别，既然能为土地的价值是否增加提供决定性的证据，那它无疑也能够为公众提供一点儿满足，因而也就不能说它对公众毫无益处。
此外，在制定某些下级雇员的报酬时，如果参考这种区别，就会做出许多对公众有益的决定。如果某种食品的价格是因为银价下跌而升高的，那么这类雇员的报酬就会按照银价的下跌比例增加到适当（不会太高）的水平；反之，雇员的真实报酬就会以同一比例减少。但是，如果食物的价格是因为土地产出力的增强而增加的，那么是否要抬高他们的报酬、按什么比例来抬高，都是极其微妙的。
我相信，改良及耕作的扩张，一定会或多或少地提高所有动物性食物与谷物的对比价格，压低所有植物性食物与谷物的对比价格。动物性食物的价格上涨的原因是，既然生产此食物的大部分土地得到了改良，那么它们就很适合生产谷物，自然也能够提供资本利润。植物性食物的价格下跌的原因是，既然土地的产出力增加了，那它产出的这类食物也必定很丰富。此外，农业改良也能够降低植物性食物的价格。农业改良时，生产某些植物性食物所需的土地与劳动，就会比生产谷物所需的土地与劳动少。这类食物有：马铃薯、玉米（即印度的玉蜀黍）。这两大改良，是欧洲农业，甚至是整个欧洲通商及航海大发展的结果。另外，在农业发展的幼稚时期，许多植物性食物都是靠锄在菜园中栽种而得来的。到了农业改进时期，人们就开始在一般农场中用犁耙栽种另外一些可食用植物，比如大头菜、胡萝卜、卷心菜等。
由此可见，如果某种食品的真实价格因为社会改良而上涨，那么另一种食品的真实价格，也必然会因为同一原因而下跌。这时，涨价和跌价的抵偿幅度是很微妙的。在英格兰的大部分地区，除了猪肉之外的其他家畜肉的价格，似乎都已经在一个世纪之前达到了极限价格。当家畜肉的价格涨到极限时，无论其他动物性食物的价格如何升高，都不会对下层人民的境遇产生多大影响。比如英格兰，即使其家禽、鱼类、野禽或鹿肉的价格升高了，其国内的大部分贫民也不会因此陷入困苦的境地，因为马铃薯也同时跌价了，抵消了升高的一部分。
如果现在缺乏食物，那么高昂的谷价必定会给贫民带来苦难。但是，如果是普通的丰年，即使谷物以普通价格出售，其他原生物的价格上涨，贫民也不会因此而感到痛苦。能够引起他们更大痛苦的物品，也许是那些价格是因人为课税才上涨的物品，比如食盐、肥皂、皮革、麦芽、麦酒等制造品。
改良对制造品的价值造成的影响
随着改良自然而然产生的一个结果是，所有制造品的真实价格都逐渐降低。改良不但降低了所有制造业的费用，还使机械设备改善、劳动技巧提高、作业分工更加妥当，并大大减少了全部作业所需的劳动量。诚然，当社会处于日益繁荣的状态时，劳动的真实价格必然会大大升高，必要劳动量也会大大减少。不过，减少的劳动量，一般都足够补偿劳动价格的增高，并有部分剩余。
当然，改良给有些制造品带来的利益，还不足以补偿其原料真实价格的升高。例如木器制作，即使人们利用最好的机器、最大的技巧和最完善的分工，所得利益恐怕也不足以补偿由土地改良引起的木材真实价格的上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