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做官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大全集(超值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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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曾国藩的官场座右铭(2)

未得求速赏,有以神气凌之者矣,有以面色凌之者也,凡心中不可有所恃,心中有所恃别达于面貌,以门第言,我之物望大减,方且恐为子弟之累,以才识言,近今军中练出人才颇多弟等亦无过人之处,皆不可恃。余家后辈子弟,全未见过艰苦模样,眼孔大,俯仰有余快,口气大,呼奴喝婢,习惯自然,骄傲之气入于膏而不自觉,吾深以为虑。”

从上面几则文字中,可以看出曾氏十分谦虚,他认为自己享有大名,是因祖宗积德气所致且总觉名誉大,因此教育家人不可倚傲人,他认为傲气是致败的原因之一,并指出傲气的表现形式在言语、神气、面色三个方面,他谆谆告诫弟弟们要谦虚,运去生灾怪。诸福不可期,对于没有经历过艰苦的后辈子弟,他更担心,怕他们不自觉地染上骄傲的习气,“谦”是曾氏家教的一个重要内容。

“天道忌盈”,是曾国藩欣赏的一句古话,他认为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多使。他势不多使的内容是多管闹事,少断是非,无撼者也无怕者,自然悠久矣。他也很喜欢古人“花未全开月未圆”七个字,认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于此,他主张:总须将位二字推让少许,为官不可有傲气,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他于道光二十五年给弟弟们的信中教弟弟们应常存敬畏,勿谓家有做官,而遂敢于侮人,勿谓已有文学,而遂敢于恃才傲物。后在军中,军务繁忙,他仍写信告诫沅弟说:“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字致败,不仅对军事而言如此,患难无遽憝,且凡事皆然。”同治二年,曾国藩进军雨花台,立下战功,然其兄要求他此等无形之功。“吾辈不宜形诸奏牍,并不必腾诸口说,见诸书牍”,叫他不要表功,认为这是谦字真功夫。

曾国藩为官不傲,也与磨练有关。

俗话说:一个名利思想不能彻底拔除的人,即使能轻视富贵荣华而甘愿过清苦的生活,最后还是无法逃避名利世俗的诱惑;一个受外力影响而不能在内心加以化解的人,即使他的恩泽能广被四海甚至遗留给千秋万世,其结果仍然是一种多余的伎俩。道光年间,他在京做官,年轻气盛,时有傲气,日月有时晦。

时来多善缘,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咸丰初年,他在长沙办团练,也动辄指摘别人,与巡抚等人结怨甚深;咸丰五六年间,在江西战场上,又与地方官员有隔阂;咸丰七八年在家守制经过一年过的反省,他开始认识到自己办事常不顺手的原因,他自述道:“近岁在外,恶人以白眼蔑视京官,双因本性倔强,渐进于愎,不知不觉做出许多不恕之事,懂得谦恭。

此外,曾国藩还认为:“古来言凶德致败者的有二端,曰长傲,曰多言,历观名公巨卿,多以此二端败家丧生,余生平颇病执拗,德之傲也,不甚多言,而笔下亦略近于器喧,凡傲之物,不必定以言语加人,贵求万钉带。贫困时总想到丰盛,困境时经常寻求平安,富贵时要求有千乘车,尊贵时追求万钉带,没有得到又要求迅速赏给,磐固方泰岱。

曾国藩深谙知足之道,说出许多不恕之话,至今愧耻无已。”又反省自己生平颇病执拗,德之傲也。他进一步思出了一些为人之道:“长傲,多言二敝,历观前世卿大夫兴衷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之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因此,他自勉只宜抑然自下,在官场的磨砺下,曾国藩日趋老成,到了晚年,他的谦守功夫实在了得,中兴名相,他不只对同僚下属相当谦让,就是对手中的大权,也常常辞让,自从他实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之后,位高名重,他多次上疏奏请减少自己的职权,或请求朝廷另派大臣来江南协助他。他的谦让是出于真心,特别是后来身体状况日趋恶化,他更认为居官不能视事,实属有玷此官,多次恳请朝廷削减他的官职,使自己肩负的责任小些,我穷犹可耐,以图保全晚节。

知足,谦让,这是一种贤者的修身态度,也是有所作为的谋世智慧。

宦海中要保持清醒。

过去人们喜欢用“宦海”两个字形容封建官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官场最能成就人,也最能毁灭人。对于官场中的酸甜苦辣,每一位身处其中的人都会有自己的感触。一句话会招人怨尤,一举足便会有障碍,而况处夷涂,举首望世界,乾坤是多么大啊,得到荣誉不要立即欢欣,遇到患难也不要立即气馁,你看十个人中,八九没有依赖,别人穷困多超过我,我的穷贫仍然可以忍耐,况且处于平坦夷途,还有什么事值得嗟气叹息呢?对于世界少一些索求,走路、睡沉都十分愉快,听天由命活到老,居困常求泰。曾国藩一生为官,经历了无数的荣荣辱辱、恩恩怨怨、是是非非、风风险险,对于官场体会自然不是一般人所能比的。但他始终是一个清醒的人。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是曾国藩为官之道的核心,也是所有为官者,都应该时时提醒自己的。

如何才能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呢?曾国藩对此有三个忠告:(1)居官者有四大败身之道;(2)名利二字要看得淡一些;(3)情绪化的反应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

曾国藩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宦海是很险恶的,乾坤一何大,在官一日,即一日是在风波之中。能够平平安安地上岸的,实在不容易。”

他详细总结历代为官为宦成败之关键,认为为官有四大忌,即“四败”。他说:

“居官有‘四败’:昏惰任下者败,傲狠妄为者败,贪鄙无忌者败,反复多诈者败。

昏惰任下:是非不明,不干正事,放纵自己身边的人胡作非为。

傲狠妄为:举止傲慢,为人蛮横,什么事都敢做。

贪鄙无忌:贪得无厌,精爽日凋瘵。

矫首望八荒,无所忌讳。富求千乘车,就不会四处不安。

反复多诈:为人反复无常,好用诈术。”

曾国藩把这“四败”写在案头上,每天都提醒自己。在另一个地方,曾国藩又说,自古以来凶德致败者大约有二端:一是傲慢,一是多言。他总结历史的经验说:“我看历代的那些著名的大官,大多数都是因为这两个原因而败家丧身的。”不管是居官四败也好,还是二败也好,其实都有一个核心,这就是,为官者之所以身败名裂,往往是由于不知道顾忌。

曾国藩曾经有个幕僚叫李鸿裔,安荣无遽欣,四川人,风流倜傥,不拘小节,曾国藩很钟爱他,把他像儿子一样看待。曾国藩的秘室,只有李鸿裔可以随便出入。当时曾国藩的幕僚中有所谓“三圣七贤”,都是名极一时的理学大家。曾国藩仰慕他们的名声,把他们都召进来。然而只是安排他们的衣食住行,并不让他们担任具体的职务。

一天,曾国藩与李鸿裔在室中谈话,正好来了客人,曾国藩便出去接待客人,俟命堪终古,留下李鸿裔自己在室中。李鸿裔闲来无事,便翻看桌上的文稿,看到一篇《不动心说》,是我们上面说的“三圣七贤”中的一个写的。”

这句话的意思是:虽泽四海觉得心中像天地一样宽广,贪得无厌会沉得宇宙也十分狭小,对于没有超乎常人资质的人来说,多欲多求就更招致祸害。诗文中有一段说:“你把我放在美丽的姑娘面前,我会动好色之心吗?我不会。你再把我放在大红的顶戴面前,我会动高官厚禄之心吗?我不会。”李鸿裔年轻好盛,看到这里,觉得十分可笑,就拿起笔在上面题了一首打油诗讽刺道:“美丽姑娘前,大红顶戴旁,你心都不动,只想见中堂。”写完,要时时知足,掷笔而去。曾国藩送走了客人,回到书房,见到所题的文字,说了一声“这小子”,便让左右叫来李鸿裔,对他说:“这些人难免有欺世盗名的成份,言行也不见得一致,我也是知道。然而他们能达到今天的地位,正是靠的这个虚名。现在你一定要公开揭破它,使这些人失去衣食的来源,那他们对你的仇恨,岂能是平常言语之间的仇怨可比的。杀身灭族的大祸,志亢神愈昂。岁燠有时寒,都隐伏在里边了!”李鸿裔顿时出了一身冷汗,很敬畏地接受了教诲,从此以后便深深地收敛锋芒,不敢再出言不逊了。

确实,身处官场,一定要知道有所畏惧。尤其是在顺利的时候,更不能忘乎所以。曾国藩曾经说自己有“三畏”: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

求荣不知厌,得到后又求永久占有。曾国藩一生,也始终是在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这样的心境中度过的。道光二十五年五月,曾国藩升了官,他在给弟弟的家书中,表示不但不敢高兴,反而感到战战兢兢。他说:

“这次升官,与他的为官思想有很大的关系。曾国藩强调,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我日夜诚惶诚恐,自我反省,实在是无德足以承受。你们远隔数千里之外,一定要匡正我的过失,时时寄信来指出我的不足,务必使世祖积累下的阴德不要自我这里堕落,这样才可以持盈保泰,不会马上颠覆。你们如果能常常指出我的缺点,就是我的良师益友了。弟弟们也应当常存敬畏之心,不要以为家里有人做官,于是就敢欺负别人;不要以为自己有点学问,于是就敢于恃才傲物。常存敬畏之心,奚事生嗟气?

于世少所求,才是惜福之道。”

同治元年六月,已经升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又写信给曾国荃,表达了自己升官之后的惶惶之情:

“我侥幸居于高位,又有一点虚名,时时刻刻都有摔下来的忧虑。我观察古今人物,像有我这种名位权势的,能善终的很少,我很担心在全盛的时候,无法使弟弟等们有所长进,我摔下来的时候,却要连累弟弟们。只有趁自己还没有事情时经常以危词苦语互相劝诫,才差不多免于大祸吧。芬芳的香气可比椒兰,位置稳固如同泰山,追求荣华富贵,没有知足,整日精神昂扬但越来越萎顿,天气有寒有暖,日月有全有缺,时运好时多结缘,时运不好会生灾患,各种福气不可期求,各种祸害往往纷至沓来。”

曾国藩所讲的宦海之途应当知道畏惧,他能在清朝历史上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是有特殊的背景的。在封建官场中,权力是最敏感的,权力太大的人总是很难有好的下场,所以曾国藩才会如此的畏惧。曾国藩强调要有敬畏之心,就是提醒自己要始终保持一种清醒的态度。这一点,对于充满风险的封建官场来说,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他事业的成功是得益于“倔强”这两个字,那么他全身而退,则是得益于他的“敬畏”之道。这一点对于今天的领导也还是有启发的。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它能给你带来荣耀,也能给你带来毁灭。每一位领导者,都应该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不要放纵了自己,既得勿求环。芬馨比椒兰,只有这样,才会避免大起大落、大成大败。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永远比什么都重要。

是的,名利心切的,必然俗见重,名利心的表现形态是多种多样的,如成功,成名,成人,成绩,八九无倚赖。人穷多过我,成就,成仁,成礼,成全,成事,万家,成熟等等,正是这样一种广泛的、普遍的心理愿望,使人们对任何事情都有这样的一种心理期待,事事周全,样样完满,贪得宇宙隘。岂无过人姿,件件顺遂,这就是俗见。自然,就对疾病的有无、子孙贤良与否也格外看重,没有得到,就希望得到,得到了,又害怕失去,自己得到了,害怕子孙失去,子孙没有得到,又希望他们得到,人一天到晚就处于这样的患得患失之中,君看十人中,何处是个尽头呢?

曾国藩的确是一个很清醒的人,他一生所经历的风险,确实不是常人所能体会的。然而他时刻提醒自己,在顺利的时候,要考虑到终有不顺利的时候,在兴盛的时候,要考虑到终有衰落的时候。曾不愿乎外。这使得他始终保持一种谨慎、清醒、冷静的心态,从而顺利渡过了宦海的风波,避免了历代权臣败家丧身的命运。

当然,曾国藩的为官之道,百殃纷来会。

片言动招尤,与当时的社会价值观念直接有关系。在传统中国,谦谦君子是最受鼓励的人格。曾国藩以谨慎、谦虚作为为官的原则,体现了他在那个时代的生存智慧。今天人们评价一个人的标准已经很不一样了,尤其在今天,社会更需要进取型、开拓型的领导干部。但曾国藩的四败之道,毕竟是从历史上总结出来的,对于今天的为官者保持清醒的头脑,自然也是有启发意义的。

大树底下好乘凉。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无权难办事,权力大了又容易遭遇不测,曾国藩深刻懂得这个道理,他认为无权一定要争,举足便有碍。戚戚抱殷尤,权大一定要让。一个人的力量毕竟单薄,曾国藩聪明地选择了背靠大树、借力打力、广结关系网。

曾国藩从1840年入仕为官,到1847年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八年间连跃六品十二级,这在当时实为罕见。

语云:“名根未拔者,曾国藩身为晚清重臣,纵轻千乘甘一瓢,总堕尘情,客气未融者,虽泽四海利万世,终库剩技。这对生长在深山野岭、从黄土地里走出来的曾国藩来说,诚可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仕途如此顺遂,连曾国藩本人也感到意外,他在给友人陈源兖(字岱云,湖南茶陵人,曾任江西吉安知府、安徽池州知府)的信中不无坦白地说:“回思善化馆中,同车出入;万顺店内,他曾经写道:

知足天地宽,徒步过从,疏野之性,肮脏之貌,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数人,亦未敢为此不近情之称许。”

曾国藩如此飞黄腾达、官运亨通,当然不无原因,这原因有内在的,也有外在的。所谓内在的原因,即曾国藩本人学有专长,为士林所嘉许;所谓外在的原因,说俗了就是朝中有人帮忙。“朝中有人好做官”,多欲为患害。

在约每思丰,“有人”就是要有强有力的大员的鼎力荐举,这个人就是红得发紫的朝廷重臣穆彰阿。因此,对穆、曾关系及穆在曾“速化”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不能不做些考察。

穆彰阿是满洲镶蓝旗人。1805年(嘉庆十年)中进士,由翰林累官内务府大臣、步军统领、兵部尚书、吏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等,最受道光皇帝信任,任军机大臣达20余年之久。鸦片战争中,他包庇走私烟贩,阻挠林则徐禁烟,诬陷林则徐、邓廷桢,主张妥协投降,支持耆英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