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做官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大全集(超值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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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曾国藩的官场晋升秘笈(1)

曾国藩升官有道。

曾国藩入仕途的道路可谓一帆风顺,官运亨通。从最初的翰林到侍读、侍讲,到后来摧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道光二十九年又升授礼部右侍郎并于此后四年之中遍兼兵、工、刑、吏各部侍郎。十年七迁,连跃十级,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对于生长深山、出身寒门的曾国藩来说,真可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变化如此之快连他自己都感到事出意外。他在升任内阁学士时写信对祖父说:“六月初二日孙荷蒙皇上破格天恩,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摧不次。”又不无自负地写信对他的弟弟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近年中进士十年而得阁学者,唯壬辰季仙九师、乙未张小浦以及余三人”。在给朋友的信中他说得更加坦白:

“回思善化馆中同车出入,万顺店中徒步过从,疏野之性,肮脏之貌,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数人,亦不敢为此不近人情之称许。”曾国藩升发如此之快,究其原因不外有二,一是个人勤奋干练,在士林中有一定声望;二是得到穆彰阿的垂青,受其举荐,而后一条尤为重要。如果没有穆彰阿的援引,无论他多么勤奋好学、聪明能干,要在十年内爬上二品京官的高位,都是不可能的。所以颇为洞悉内情的王闿运就坚持认为,曾国藩的迅速发迹,主要得力于穆彰阿的扶持,比他稍后的人也大都持同样看法。

穆彰阿(1782年~1856年)字鹤舫,满洲镶蓝旗人,姓郭佳氏翰林出身。他甚得道光皇帝信任,是鸦片战争时期有名的投降派。后来有人评论穆彰阿说:“在位二十年,亦爱才,亦不大贪,唯性巧债,以欺日蒙蔽为务。”这个说法是比较符合实际的。曾国藩与穆彰阿交好,来源于共同的爱好,便是对古书画的喜爱。在曾国藩初点翰林之时,去穆家谢座师,两人因共同爱好有了良好的关系。

曾国藩在长沙岳麓书院读书时,闲暇时专喜好古玩,尤其对字画甚爱。为此,他拜湖南翰宝斋老掌柜齐师傅为师,专门学习鉴定古玩的知识。对古字画的用笔、用纸、用绢及装裱逐一研究,硬是练就了一双好眼睛,连搞了一辈子古玩鉴定的齐师傅也不得不夸一句“火眼僧”。

翰宝斋是一个老字号古玩店,齐家三代经营,后堂收藏有上千件的古字画真迹。唐摹本的《兰亭序》,曾国藩就是在这里看到的,唐伯虎及宋徽宗的真迹也各有小幅在案。

曾国藩来京会试时,古玩齐为了鼓励他,特意选了一件宋丞相蔡京的斗方送给他。

点翰林的第二天,他来穆府谢座师。礼毕抬头的时候,他见座师的墙上挂了一幅中堂,古色古香的很像是一幅古字画。在声震寰宇的大学士家里,刚刚入翰林的曾国藩不敢有丝毫的越轨举动,但是又禁不住那画的诱惑,告辞的时候,他终于鼓起勇气对座师道:“恩师,学生有一个请求,但又怕恩师怪罪。”

穆彰阿一愣,问:“曾翰林你讲吧,你是初次来老夫这里,老夫焉有怪罪之理?”曾国藩用手往墙上一指:“学生想好好看一看墙上的这幅画。”

穆章阿一听这话,惊异地瞪大了眼睛。他没有想到眼前的这位年轻人竟跟自己有相同的嗜好,于是就欣喜地说:“好,你走近前来看吧。”

曾国藩大着胆子走到墙边,才看清这是一幅唐朝周防的仕女图。从用笔用纸用绢看,都是唐时风格。曾国藩在古玩齐那里见过周防的摆扇仕女图,而这幅却是鼓琴仕女图。

曾国藩一路看过去,渐渐地也便沉浸在这幅画当中,他边看边道:“快把放大镜拿过来。”

穆彰阿既诧异又惊愕,只得把案上的放大镜递过去。曾国藩接过放大镜,看了许久,才道:“可惜了!”

“什么?”穆彰阿瞪大眼睛问。

曾国藩两眼望定画,边摇头边说:“可惜我看不到落款。”

穆彰阿这时情绪却出奇地好,他竟然拿过画杆,亲自将画摘下来,小心翼翼放到案面上。

曾国藩把放大镜贴在画上反复观瞧,许久才直起身,自言自语:“可惜了这幅赝品!”

“什么?”穆彰阿终于忍无可忍了。

曾国藩一下子清醒过来,知道自己闯祸了。他忙跪倒,边磕头边道:“学生该死!请恩师恕罪!”

穆彰阿喘着粗气说:“你说这幅画是赝品?哼!老夫眼拙了?”

曾国藩早就听说穆中堂是京师八旗子弟中鉴定古字画的高手,所以只管磕头,再也不敢言语。

许久,穆彰阿长出了一口气:“曾翰林,你起来吧,老夫并没有怪罪于你,来来来,你给老夫说说这幅画。”

曾国藩起来后,红着脸道:“谢恩师不怪之恩,学生学识尚浅,再不敢妄言了。恩师就不要再羞臊学生了!”

穆彰阿脸一沉,手抚胡须自言自语:“老夫年近花甲,最见不得有始无终的事情。”

曾国藩迫于无奈,才道:“整个画卷,学生都没有看出什么,只是这落款有些疑问。恩师知道,唐时宣纸较粗糙,而落款处的宣纸纹路却很细腻,这定然是把原款提掉,后补的款。看这宣纸的成色,像是明人所为。请恩师明察。”

穆彰阿拿起放大镜认认真真地看起来。

半晌,穆彰阿抬起头,冲外面喊一声:“来人,快快摆酒,老夫要与曾翰林一醉方休!”

曾国藩的一颗心随着落了地,两个人的距离也一下子拉近了。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自秦以来即实行中央集权统治,但皇帝个人专制的程度并不相同。唐及其以前诸朝,丞相有相当一部分权力。明清以来,事无大小皆由皇帝专决,相权也就不存在了。道光帝嗣位后,“尤虑大权旁落,必择谨善之士佐治,故一时才臣半遭废斥”,而唯与曹振镛、穆彰阿“有水乳之合”。曹振镛死后,穆彰阿继之,“其用人行事一遵其辙”。他最善于窥测道光皇帝的意向,进而施加自己的政治影响,党同伐异,无所不用其极。鸦片战争时打击抵抗派,陷害林则徐,极力怂恿道光皇帝对英妥协投降,就是施展的这种手法。穆彰阿多年来利用衡文大权网罗党羽,培植亲信,遂致“门生故吏遍于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时号为穆党”,而对于不附于己者则极力加以排挤。相传罗停衍与何桂清、张芾同年中进士,主考官即穆彰阿,张芾、何桂清皆附于穆,而罗停衍不肯;庶吉士散馆三人同得考差,罗又不去拜见穆彰阿,“次日忽传旨,罗停衍年纪太轻,未可任衡文之任,著毋庸前往,另派某去。”其实当时罗停衍十九岁,张芾十八岁,何桂清只有十七岁,张、何二人岁数都比罗栓衍小。据说,清朝“已放差而收回成命者”,仅罗停衍“一人而已”。对于这次罕有的更动,时人皆认为系“穆所为”,并有“其权回天”之叹。

曾国藩的际遇与张芾颇为相类,只是时间稍后,机会来得也晚一些。曾国藩戊戌年会考中式,正总裁就是穆彰阿,二人遂有师生之谊,时相往来。曾国藩有几分才干,对穆彰阿在鸦片战争中的民族投降主义政策十分称赞,所以甚得穆彰阿的器重和赏识,处处受到关照。道光二十三年大考翰詹,穆彰阿为总考官,交卷之后,穆彰阿便向曾国藩索取应试诗赋,曾随即回住处誊清,亲自送往穆宅。这一次拜访似乎成为曾国藩其后飞黄腾达的起点。在此之前,曾国藩之秩品一直滞留未动;从此之后,则几乎是年年升迁,岁岁加衔,五年之内由从七品一跃而成为二品大员,前后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

做事缓慢未必全是毛病。

李鸿章曾当面指出,曾国藩行事懦缓,是他的一大毛病。殊不知,懦缓恰恰是曾国藩的超人之处,又恰恰是李鸿章所缺乏的。其实,曾国藩本来是一个生性倔强、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也是个急脾气。后来发现,心急最易坏事,才渐渐改变急躁的毛病。

他考中进士后,师从唐鉴专攻程朱理学,程朱的治学之道,讲究株积寸累功夫,逐步深入,而心学因受佛学影响较大,有浓厚的主观唯心主义色彩,认为学问可以凭悟性速成。王阳明凭悟来研究竹子,即所谓探究事物规律的“格致”之学,结果他在竹子前静坐了7天,冥思苦想,终不得要领,还把自己“格”出一身病来。曾国藩受唐鉴、楼仁的指教后,对心学不太满意,却日益笃信程朱的渐进功夫。从此,他坚持从小事做起,每日必读几十页书,写一刻钟字。点点滴滴,渐渐进步。这种治学修身的方法深深影响了他的性格,使他由原来急切好进变得稳重懦缓。

但在为官上,曾国藩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由于对官吏腐败、民不聊生、盗贼四起的社会现状的深深忧虑,曾国藩急于求治。咸丰帝上台不久,一年间,他连上四道奏章,从吏治、银价,民生、军队等四个方面揭露了国家面临的空前危机,请咸丰励精图治。由于咸丰帝充耳不闻,他又上折直接针对皇帝展开了尖锐批评,指责咸丰拘于小节而疏于大计、追求虚浮而忽略实际、刚愎自用而拒绝纳谏,为这一冒失之举,他差点有性命之忧。此事虽与他性格倔强有关,但也反映了他求治心切。倘若是后来,他再急也不会这样做。

他领兵之后,因为急于想扭转局面,也有些操之过急,结果得罪了许多官吏,引起了很大矛盾。他刚出山的几次兵败,与其急于求胜、轻易出击有必然的联系。经过这番仕途和战场的挫折后,曾国藩认识到,办事和治学一样,也要逐步地来,丝毫急躁不得。所以,他从整顿军队、重建湘军开始,逐渐扩大、完善自己的武装力量和指挥系统,湘军越战越强,终于取代绿营成了晚清的统治支柱。

可以说,“缓”字是曾国藩经历无数波折后总结出来的处世秘诀,是他在学问、仕途、用兵上成熟的标志。虽然一味讲“缓”也有弊病,但“缓”在曾国藩办事过程中,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点李鸿章当时并未认识到,因为他还年轻,气太盛。随着在官场上混迹时间越长,阅历越多,李鸿章的办事风格也由急趋缓,不能不说是受了他老师的影响和熏陶。

曾国藩总结的“缓字诀”的精义在于,缓可以纠急躁之弊,办事时给自己留有充分余地,使得考虑更周全,计划更严密,保证万无一失,所以说,“事缓乃圆”,即做事缓一些才会将事办得圆满无缺。另外一层意思是,要把一件事做好,不能心急,应脚踏实地,逐渐积累,水到渠成。曾国藩办事不求速成,治兵也不愿速进,有时兵须出奇,如唐代名将李靖,率轻兵奔袭2000余里,直捣突厥颇利可汗驻地,将之一举击溃,从此北方大定。名将用奇兵速兵致胜者不胜枚举。但因稳取胜也大有人在,诸葛亮就是显例。曾国藩办事缓,用兵缓,却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咸丰十年(1860年)三月,李秀成用围魏救赵之计,奇袭浙江诱江南大营清兵来救,半路上击溃清军张玉良部,接着集中数路大军,合击江南大营,清军全军溃散,张国梁投水自尽,和春兵退常州。李秀成又紧追不舍攻占常州,和春兵败自尽。四月,太平军攻克苏州,江苏巡抚徐有壬自尽。

江浙一带是清廷财富之源,丢失不得。清廷严令曾国藩率师东下,解江浙之围。接连发了几道谕令。此时曾国藩正全力围攻安庆,安庆是天京门户,一旦攻克,天京就无险可凭,因此是关键所在。为此,曾国藩不愿东下,此外,还有其他考虑。曾国藩用兵讲主客之道,不愿反主为客,被太平军牵着鼻子走,陷入被动,张国梁、和春之败,即由于此。同时,浙江巡抚王有龄与曾国藩是政敌,在铜源上争夺激烈,曾国藩也想借机除掉这个异己分子,即使做不到,也可打击他一下。于是曾国藩又借口拖延。清廷无奈,用厚奖诱其出兵,给他加兵部尚书衔,署两江总督,又发下第五道谕旨,令其驰援杭州。即使如此,曾国藩仍按兵不动,上了一个《苏常无锡失陷,遵旨通筹全局,并办理大概情形折》,说明不能东下的理由。不久,杭州失守,王有龄被杀,朝廷也就不再催促了。

此次曾国藩以“缓字诀”处理,可谓一举数得。一、推延不救张国梁、和春,使清廷依赖的最后一支绿营劲旅全军溃散,两员主将身死,不得不全力依赖湘军。此前朝廷迟迟不封曾国藩,就连胡林翼都升为巡抚,曾国藩仍无实职,此后不久,就授之为代理两江总督。二、借机除掉异己,王有龄败死后,曾国藩保奏的四省巡抚全部是湘军一系,如左宗棠、李鸿章、沈葆祯、李续宜,牢牢控制了江南军政大权。三、稳住自己阵脚,缓缓图进避免陷于被动。倘若曾国藩急于东下,正中李秀成之计。李秀成攻打苏浙,并不仅为夺取财富之区,还在于调动湘军东下,远离两湖根据地;同时在湘军长途奔袭中以逸待劳、聚而歼之,则可解安庆之围,打垮湘军主力,安庆守军1万余人亦可乘机出击,西上攻打湖北,占据湘军老巢。如果此计成功,清朝恐大势已去。曾国藩不为所动,以缓济急,以静制动,终立于不败之地。

曾国藩办事主张从长远考虑,稳中求成,这是他高明之处。因为考虑长远,就不可不慎,办起事来更应有计划,按部就班地去做。如果贪图迅速,个别地方可能有利,对大局而言可能造成不利影响。“欲速则不达”这句古语诠释了这个深刻的道理。

做官必须戒骄戒躁。

不论是在改造自然还是改造社会的过程中,人们都会遇到无数的荆棘难关。政治家角逐政坛,军事家竞胜疆场,学者进德修业,乃至普通百姓居家过活,都不会一帆风顺,都会遇到一些险难忧烦之事。要克服和战胜这些艰难和忧烦,坚毅和忍耐是十分重要的品质。“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没有一分耐心,如何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