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做官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大全集(超值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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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曾国藩的处世之道(1)

诚信乃立身之本。

《论语》云:“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一个人若与正直的人交友、与信实的人交友、与见闻广博的人交友,这便是极大的益处了。那么我们该如何与这样的人相交呢?曾国藩从日常交往中总结出了两句话,便是:“相见必敬,开口必诚。”

诚信,是人立身之本。俗话说: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说的就是做人要诚实无欺。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苏轼也说:“天不容伪。”可见,诚信,是人赖以生存的灵魂。不,它就是生命本身。也许你能欺骗一个人,但你不能欺骗所有的人;即使你诡计多端,欺骗了所有的人,但你能欺骗自己吗?

然而,做到诚信,并不单单是不说假话,假话太容易被识破了。如果你的第一句假话被人识破了,那么你的第二句真话也将被人怀疑,所以人不到迫不得已是不会说假话的。曾国藩在日记中反复谴责和归咎自己的也不是说假话,而是比假话更隐秘、又以更冠冕堂皇的面目出现的不诚实。

有一天,好友窦兰泉来拜访曾国藩。两位学人相见,自然商讨理学,然而曾国藩并未能真正理解窦兰泉所说的意思,便开始妄自发表见解。事后曾国藩就指责自己,这就是心有不诚:不仅自欺,而且欺人,没有比这更厉害的了。由于不诚实,所以说话时语气虚伪强辩,谈文说理,往往文饰浅陋,以表示自己学理精湛,这不过是表演而已。这难道有什么好处吗?

曾国藩虽然意识到了自己的毛病,表示悔改,可事到临头,又身不由己了。没过几日,朱廉甫前辈偕同邵惠西来访,这两个人都是孔子所说的正直、信实、见闻广博的人。尤其是朱廉甫前辈屈尊来访,不就是把曾国藩视为志同道合的人吗?没想到曾国藩故伎重演,说了许多大言不惭、沽名钓誉的话。

还有一次,好友陈岱云来访,想看曾国藩的《馈贫粮》,结果曾国藩以雕虫小技不值一看为由,深闭而固拒。一时掩饰笨拙,文饰浅陋,巧言令色,种种复杂的情形交织在一起,难以言表。事后曾国藩反省,这都是虚荣好名的心理在作怪!这些都是不诚实的表现。

经历了内心的这几次折磨与争斗,曾国藩开始给自己约法三章:

“大凡往日游戏随和的人,性格不能马上变得孤僻严厉,只能减少往来,相见必敬,才能渐改征逐的恶习;平日夸夸其谈的人,不能很快变得聋哑,只能逐渐低卑,开口必诚,才能力除狂妄的恶习。”

曾国藩就是这样逐渐成熟起来的。

曾国藩主张“诚”,而且在他早期的政治生涯中,也是身体力行的。咸丰初,皇上下诏求言,大有一番有所作为的样子。臣子们于是指陈时弊,恳呈己见,一时纷纷纭纭,奏章不下数百件,但大多被以“毋庸议”的上谕而束之高阁,“归于簿书尘积堆中”。血气方刚的曾国藩面对这种情况,颇为愤懑地中说:“书生之血诚,徒以供胥吏唾弃之具!”这里,“书生之血诚”与“臣下之忠心”完全是同义辞。咸丰三年正月,他在自己办团练后第三封给湖南“公正绅耆”的公开信中说:“自度才能浅薄,不足谋事,唯有‘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时时自矢,以质鬼神,以对父君。”“不要钱,不怕死”是他的“血诚”的重要内容。后来,他失败于靖港,在向朝廷的请罪折中信誓旦旦地说,虽然挫折,“仍当竭尽血诚,一力经理”。曾国藩一生正是秉着这股“血诚”来与太平军和捻军纠缠的。他于咸丰十年感慨万分地说:

“天下滔滔,祸乱未已;吏治人心,毫无更改;军政战事,日崇虚伪。非得二三君子,倡之以朴诚,导之以廉耻,则江河日下,不知所届。……精诚所至,金石亦开,鬼神亦避。”

曾国藩简直把“血诚”当作医治满清王朝的政治病的一副良药。

所以,曾国藩不仅要求自己“须有一诚字,以之立本立志”,处处以“血诚”要求自己的下属。例如,他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人;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接着他说:“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这里,“忠义血性”与“血诚”也是同义词。

总之,血诚是曾国藩修身、求才、治军、治政的一条重要原则,是他借以团结一批封建文人、打败太平天国的精神力量,也是他企图“复礼”、实行“礼治”的重要保证和理想途径。这正是魏徵所说的“君子所保,唯在于诚信,诚信立则下无二心”的意思。

在政治上如此,在军事上,曾国藩也努力实施“诚”。在围攻金陵之战中,曾国荃呕心沥血,身心憔悴,就是为了占有攻破天京的头功,对此胡林翼知道,李鸿章知道,左宗棠知道,他们只能按兵不动,只能眼睁睁看着这颗又大又甜的桃子掉在曾氏兄弟的手中。可是当李泰国将要把轮船开进长江时,曾国荃急坏了。于是曾国荃上疏皇上,轮船不必进入江河,只宜在海上巡逻,防御海盗。曾国藩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他给弟弟写了一封信:

“你是怕李泰国到了金陵搅乱局面,抢夺功劳,为什么不以实情恳切相告?十年苦战,却让外国人以数只轮船夺去了胜利果实,使我忠义将士心灰意冷,使我中华臣民气节受侮,这样的话都可如实上奏。心中本来想说这一件事情,上疏时却在另一件事情上危言耸听,这是道光末年督抚的陋习,欺蒙宣宗可以,文宗就难欺蒙了,现在更不能欺蒙了。

七条轮船入江一事,我已上奏过三次询问过两次,就是不准李泰国帮助围剿金陵、苏州。李鸿章也曾两次上书恭亲王,想必恭亲王定会心怀内疚。只是太平军还没有消灭,不想再树一个大敌,所以隐忍下来出此一计。君相都把我们兄弟视为心腹,而弟弟你上疏却言不由衷。恐怕朝廷会怀疑我们兄弟意见不合,甚至会怀疑你善用权术。”

但是,尽管曾国藩处处体现自己的诚,但这么做却并不能带来好的效果,如: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后,朝廷命他带湘勇剿捻。当时,湘勇多不愿北上,纷纷逃归,或要求请假,锐气全消,甚至哗变丛生,曾国藩只能勉强凑足九千人,因而攻捻主力不能不是淮军。湘、淮军的私属性质,使他一开始走上攻捻战场便考虑到了自己对淮军的控制能力,因此,他调李鸿章弟弟李鹤章办理营务。他直截了当地在奏稿中说:“臣此次驰赴山东,随带楚勇无多,所有潘鼎新、刘铭传、张树声、周盛波等四军,皆系淮勇,经李鸿章兄弟苦心训练而成者。臣拟带甘凉道李鹤章前往总理营务处,庶几上下交孚,呼应又灵”。同时,他请调李鸿章的另一个弟弟、候选郎中李昭庆至徐州练马队,将来作为游击之师,“为国家干城之士”。这些举措分别是为了笼络李氏家族。

曾国藩剖心地说:“吾近年专以至诚待之。”但是李鸿章并不领情,他要求派李昭庆驻防济宁,而以驻济宁的潘鼎新部改作游击之师,直接干预曾国藩的指挥大权。曾国藩无奈,写信给李昭庆说:“防兵、游兵,阁下须与令兄少泉宫保详细商议,乃有定计。”而李昭庆以母亲身体不好为由,竟不请假自归。曾国藩在同一封信中只得说:“就目下已成之局而论,贵军分驻济、徐、台庄三处,只好暂作防兵。”同时,他还开导李昭庆说:“阁下年富力强,器局闳达。鄙人本欲倚以办贼,又以两会兄同领封圻,而淮勇诸军皆助李氏建功成名之人,诸李中无一人身临前敌,与同艰苦,恐无以服诸将之心而塞天下之望。是以专欲阁下勉为其难。”但李氏兄弟坚持固请,李昭庆甚至以不再统军相要挟。曾国藩于是对李鸿章开门见山地指出,这种军事调动,因“目下风波危险,不能遽改。以私事而论,君家昆仲开府,中外环目相视,必须有一人常在前敌担惊受苦,乃足以折服远近之心。……以公事而论,……若非鄙人与阁下提振精神,认真督率,则贼匪之气日进日长,而官兵之气日退日消。若淮勇不能平此贼,则天下更有何军可制此贼?大局岂敢复问?”这样一番大义私情,才算把李鸿章的这场干预风波暂时平息下来。但是,李鸿章的干预不限于胞弟之请,据刘体仁《导辞录》载,他还暗中反对河防之策,给其部属刘秉璋写信煽动说:“古有万里长城,今有万里长墙,不意秦始皇于千余年后遇公等为知音!”后来,李鸿章竟又置曾国藩叫刘铭传坚防沙河的军令于不顾,代他请求休息。曾国藩忍无可忍,才向李鸿章宣布:“目下淮勇各军既归敝处统辖,则阁下当一时付之不管,凡向尊处私有请求者,批令概由敞处核夺,则号令一而驱使较灵。以后鄙人于淮军,除遣撤营头必先商左右外,其余或进或止,或分或合,或保或参,或添募,或休息假归,皆敝处径自主持。”李鸿章这才稍有收敛,但心依然不死,写信给潘鼎新说:“湘军帅藐视一切淮部。如后生小子亦思与先辈争雄,唯有决数死战,稍张门户。”

严于律己重声誉。

曾国藩当初也和平常人一样,有着自己的不良的习性,但他与别人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一旦当他意识到其危害之后,为了能他日有所作为,就通过不断自励,严格限制自己的情欲,改掉不良习惯,不断完善自身的修养。

曾国藩到京师的最初几年,也是一个凡夫俗子,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他每天应酬特别多,这并不是他官做大了,应酬必不可少,相反倒是“没事找事”,消磨时光。

道光二十年四月,庶吉士散馆,他以第二等第十九名的身份留在翰林院。中国传统的做官之道是重中央轻地方,虽然中央的俸禄不比地方高,但可以结交朝中大臣,所谓“朝中有人好做官”。更重要的是,在中央为官,尤其是翰林院官,属于“天子近臣”,如果一个人的水平可以,很快就会脱颖而出,升迁的机会自然要多得多。做地方官则不然。按过去的体制,任地方官有冲、繁、疲、难的区分,“疲”,说白了就是穷地方,在这个地方很难干出成绩。与曾国藩前后任进士的胡林翼更可以说明问题,他在贵州一干就是九年,后来胡发誓宁愿出外当慕僚起家,也不愿继续留在贵州效力。胡出贵州时只是个道员,而曾国藩已是官居二品的侍郎了。

曾国藩留在翰林院后,“本要用功”,但“日日玩憩,不觉过了四十余天”。此后的一段时间,除了给家里写一封信商议家眷来京之事外,“余皆怠忽,因循过日,故日日无可记录”,每天都是送往迎来,吃酒、读书、闲侃。所以他早期的《日记》每天都在“检讨”,但每天都会故伎重演。显然这种品性,若不能自察自改,是无益于自己的目标,不能成就大事的。

翰林院的官员,读书养望、切磋交往是“本职工作”,本无可厚非,但每天如此打发日子,终究养不成经世的韬略。二十二年十月的一天,曾国藩读了《易经·损卦》后,即出门拜客,在杜兰溪家吃了中饭,随即又到何子敬处祝贺生日,晚上又在何宅听了昆曲,到了“初更时分”才拖着疲倦的身躯回到家中。当天的日记又充满自责,说:“明知(何子敬生日)尽可不去,而心一散漫,便有世俗周旋的意思,又有姑且随流的意思。总是立志不坚,不能斩断葛根,截然由义,故一引便放逸了”。《日记》中仍不忘“戒之”二字。

但决心一再下,行动依然如故。当月的二十四、二十五日两天,京城刮起大风,曾国藩“无事出门,如此大风,不能安坐,何浮躁至是!”“写此册而不日日改过,则此册直盗名之具也。既不痛改旧习,则何必写此册?”

曾国藩认识到“往来征逐”,就是浮躁,这已成为他的两大病根之一了。他虽强迫自己静下来,坐下去,但读《易经》中的《旅卦》《巽卦》却一无所得,甚至连“白文都不能背诵,不知心忙什么。丹黄几十页书,如勉强当差一样,是何为者?平生只为不静,断送了几十年光阴。立志自新以来,又已月余,尚浮躁如此耶!”他也分析为什么如此交游往来,无非是“好名”“希别人说自己好”,并说这个病根已经很深,只有减少往来,“渐改往逐之习”。

曾国藩在改掉这个病根的同时,也很好地维护了自己的名声。

“声闻之美,可恃而不可恃”,“善始者不必善终”,这是曾国藩对功名的看法。

曾国藩曾宽慰、告诫弟弟说:“我们现在处于极好之时,家事有我一个人担当,你们就一心一意做个光明磊落、鬼服神钦的人。待到名声既出、信义既著,即使随便答言,也会无事不成。所以不必贪财,不必占便宜。”

可见,曾国藩是把名誉和贪婪相联系的。贪婪的人,恶名加身;大度的人,清誉在外。一旦名声远扬,就可以不拘小节了。曾国藩的见识可谓高拔,甚至可以说有点狡猾,他把好名声看成人的立身之本,本应正,源要清,不可本末倒置。

曾国藩对家族的名望或声誉十分看重,为了保持这个家庭的名望和声誉,曾国藩可以说殚精竭虑、鞠躬尽瘁。

常言道,树大招风。由于家大业大势大,兄弟几人都在朝廷做大官,于是乎外面就有不少关于他们兄弟的传闻。

曾国藩就不止一次地听说过对他们兄弟恶行的指责,他听了以后,不想秘而不宣,而是一一转告各位兄弟,或者直接责备,或者委婉相劝,希望他们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因为名望所在,是非由此而分,赏罚由此而定。有一年冬天,朝廷中有一个叫金眉生的官员就被好几个人弹劾,结果家产被抄、被没收,妻子儿女半夜站在露天下,饱受风寒冰冻之苦。曾国藩说:“难道这个金眉生果真万恶不赦吗?其实,不过是名声不好,惩罚随之而来罢了。”

所以说,人言可畏,众口铄金,积毁销骨。那些议论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兴起,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结束。众门悠悠,沸沸扬扬,防不胜防。那些有才华的人,因为那些怀疑与诽谤无根无据,虽然恼怒,但还是悍然不顾,结果诽谤一天比一天严重;那些有德行的人,因为这些诽谤无根无据而深感恐惧,于是,收敛下来认真反省,并对自己今后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十分谨慎,结果诽谤不攻自破,谣言一天天平息下去。

曾国藩说:“我忝居高位,又获得了极高的虚名,时时刻刻都有颠覆的危险。通观古今人物,像我这样名大权重的人,能够保全善终的人极为少见。因此,我深深担忧在我全盛之时,不能庇护你们,到了我颠覆之时,或许还会连累你们。所以,我只有在我没事的时候,时常用危言苦语来劝诫你们,这样或许能够避免大灾大难啊!”

曾国藩不停地反省自己:“孟子说:‘我爱别人,别人却不亲近我,自己要反躬自省,自己的仁爱是否有不到的地方;我以礼待别人,别人却不理睬我,自己要反躬自省,自己的礼仪是不是不周到。’……我的声望越来越高,就是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从何说起,只恐怕名望超过了实际……这全部责任在于做哥哥的提倡、做表率……”

凡功成名就之人,名望愈高,愈是珍重这份荣誉。曾国藩过人之处在于,他对自己的名望始终抱有怀疑的态度,甚至根本就认为没有什么名望。他从自己至爱的兄弟们身上,看到了名望遮掩下的裂痕和隐患,由此及彼,别人会怎样就可想而知了。

怀着这种深刻的认识和无尽的忧惧,曾国藩把这一感触不时传送到兄弟们身上。他鼓励、劝勉他们为百姓多干实事,勿为名望二字所累。他说:“那才是我曾家门户的光荣,阿兄的幸运。”

可见,曾国藩非常注重名声。他不希望因自己的地位越来越高,就不注意自己的名声,从而引起别人的闲言碎语,更不希望家人对自己的名声有所破坏,因为他明白一个人怎样才能守住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