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做官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大全集(超值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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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曾国藩的处世之道(3)

曾国藩一生多次为一些贤德或有功之人奏请封赏或代写一些碑、铭类的颂扬文章,而这一次他为其奏请入乡贤祠的则是一个贪官杨键。曾国藩一生廉洁自律,对贪官如同寇仇,但这次却是曾国藩一生中少有的一次例外。为什么曾国藩要做自己违心的事情呢?事情还得从曾国藩治军之初的为难之处谈起。

曾国藩办湘军最大的难题莫过于军饷了,数万人马,天天都要吃饭,常言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可是湘军却得不到国家的正当供饷,况且曾国藩规定的军饷标准还很高。

初办湘军之时,招募军队无饷可供,曾专拨郭嵩焘回籍借军饷,又赖衡州知府借给他十万两准备修城墙的钱,后来打了湘潭第一次胜仗,十万借款才由湖南银库报销。

当时,武汉形势吃紧,朝廷连番下旨让他自湖南出接武汉,他迟迟未动。其中原因主要是皇帝命他率兵千里迢迢地援救湖北,而且一路征战,竟未提军饷自何而出。没有军饷如何出征?他让人各处求助,恳求商绅捐资,犹如泥牛入海,毫无消息。

恰在此时,有个在籍户部候补员外郎杨江要求捐助。曾国藩闻讯自然高兴,但杨江提出个条件,让曾国藩代他上奏皇帝,准许他为其祖父在原籍衡阳建乡贤祠。

曾国藩是了解杨家的为人和杨江要求建乡贤祠的原委的。杨江的祖父杨键是湖北巡抚,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病死。死后其家属便活动地方官入奏道光,请求建乡贤祠。而有人上奏说,杨键官声很坏,有严重的贪污、受贿行为。道光帝闻奏,不仅未允其入祠,且把上奏请入祠的地方官臭骂了一顿。这件事闹得轰动京城,曾国藩当时任职詹事府,自然熟知此事。

如今,为了军饷问题,要亲自出面为一个贪官申请入乡贤祠,一是不符合儒家的道德风范,再是要冒风险,弄不好自己要下台。可是,被军饷所逼,曾国藩只好同意了为杨键写奏折。

奏折封送之后,杨江当即捐助两万白银,还说等皇帝批复后再捐五万两。杨江带头捐款,其他官绅也不能袖手旁观,一下子捐了十万余两。这点钱虽不多,但总算解了燃眉之急。

谁知湘军初战不利,在“东征”的途中吃了败仗,退回长沙。吃败仗是个打击,长沙官绅齐骂曾国藩无用,使他抬不起头,而雪上加霜的是,咸丰帝看了曾国藩请杨键入乡贤祠的奏折,下旨申斥他,还降了他两级官衔。但曾国藩还是觉得此事值得,因为他终于用十万两白银让他的湘军渡过了劫难。

从理想主义的角度来要求人,似乎不应该做那些违背自己意愿的事,因为一个真正具备良好品格的人,都应始终是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但现实中几乎很少有人真正能做到这一点。就一般情况而论,人首先应是自保的,然后才能他保。因此,表里如一虽是人们对所崇拜人物的一种理想化追求,但作为欲成就一番事业的人来讲,有些利大于弊的权宜之计,也还是要采取的。但此种作为必定会影响人物的形象,也是为仁人君子所不耻的。因此对欲成就一番事业的人来说,要采取此种作为还是当慎之又慎的。

励精图治整军务。

靖港失败后,曾国藩把自己关在长沙城外,七昼夜不与人说一句话,陷入深刻地反省与思考中。胜败乃是兵家常事,但此次失败成为曾国藩“咬牙立志”的关键一次。曾国藩后来说,他平生有“四大惭”,即四大耻辱,而靖港之败是其一,他说:“甲寅年岳州、靖港败后,栖于高峰寺,为通省官绅所鄙夷”,但他经历“此一磨折”,后来才有成功。他还说,他一生“打脱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靖港之败亦是“打脱牙之时”。而“打脱牙和血吞”不是目的,“生平咬牙立志,徐图自强”才是目的。

曾国藩善于从失败中总结教训。他认识到,此次失败,也在于水军未经操练,军纪不严。不但打败仗时溃不成军,即使彭玉麟统帅打湘潭取胜时,部下也大肆抢掠。

湘军创建之初,水陆师不仅缺乏实战经验,组织指挥系统上也未能做到层层节制。而临阵作战时,论胆量技勇,兵不如勇,论纪律则勇不如兵。因此曾国藩认识到,必须有得力人员协同管带,加强文武官员的层层节制,才能相互维系。过去,湘军每营仅有一二绅士主持,故纪纲不密,维系不固。靖港之役,就错在“但知轻进之利,不预为退步之地”。而水师之弊,在于没有经战阵之兵勇,全是招募船户水手,编组成军,训练未满一月就拉上前线,故临阵胆怯。因此,曾国藩此后很重视老兵的作用,水陆兵勇编组时,务须新老兵勇互相搭配。

在指挥系统方面,重要的变化是增加统领一级。过去,湘军陆师的编制最高为营一级,由曾国藩直接统辖调遣。营以上设立统领,统率二营或数营。陆师以罗泽南、塔齐布等为统领,水师以杨岳斌、彭玉麟等为统领,由统领指挥营官,曾国藩则指挥统领。这样,在湘军中便出现了旅、团一级的编制,而在实战中,指挥也确实灵便,兵力使用相对集中,比较能适应战争形势的变化。在水师方面,一方面咨札李孟群招募两广水勇一千名,于五月抵达长沙;另外,咨调陈辉龙率广东水师四百名前来参加湘军水师。这支水师配用湖南舵工、水手,以利控制。尤其是在装备上多加洋炮,现在只来六百尊,不足分配。因此,曾国藩又奏请清廷让两广总督购买夷炮数百尊解来长沙。长沙整军后的湘军水陆师,共计一万五千名左右,其战斗力远较衡州出师时强大。曾国藩还认识到,此次靖港之败,也由于赏罚机制没有建立起来。他感到,古人用兵,都是先明功罪,但今天多是患难之交,投奔大营来并非是为利禄驱使,因此所订法条难于施行,所以“两次致败,盖由于此”。有鉴于此,这次他驻扎在长沙城南门外的妙高峰上整顿营务。规定:凡是临阵脱逃的将领,不再录用。湘乡团练最早的组织者原湘乡知县朱孙诒,因在宁乡、岳州战役中临阵脱逃,被曾国藩断然逐出湘军。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葆也在被裁之列。

经过长沙整军,湘军实力大增。“规模重整,军容复壮矣”。咸丰帝的上谕又称“肃清江面之举,仍借此一军,以资得力”。因此,湘军士气也受到鼓舞。六月,修造战船的工作已经完成,广东总兵陈辉龙也到达长沙,添造浅水拖罟二号,李孟群到广西招募的水手一千余名也回到长沙,与曾国藩所募水勇日夜操练。

谨言慎行方长久。

做事,谨慎是良药,常言所说的“防患于未然”。对于做任何事情,尤其是做领导的,鲁莽行事是大忌,万事小心为好。俗话说:三人成虎。一言不慎就会招来祸端。与其以后招来麻烦,授人以柄,倒不如今天谨慎从事,谨言慎行。英国有一家惠勤公司在一次商业谈判中,由于谈判人员一时大意将一重要的商业秘密泄露出去,几乎导致该公司破产,这无疑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一般而言,中国古代封建社会,走向仕途的人要有一二贤者且居高位之人引之向上,仕途就会通达起来,但群众基础也很重要。虽然在只对上负责的中国古代社会,群众基础不起决定作用,但僚属的评价也事关一个人的前程。尤其是人言可畏,不可不省。

功与名,是曾国藩一生所执著地追求的。他说:“古人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同时,又说,“立德最难,也最空。故自周、汉以后,罕见以德传世的。立功如萧、曹、房、杜、郭、李、韩、岳,立言如马、班、韩、欧、李、杜、苏、黄,古今曾有几人?我辈勉力追求的只是尽吾心力之所能及,而不必马上希望自己成为千古万难攀跻之人。”他常说:“尽力在我,成功在天。”一个“尽”字,反映他对“三立”追求的热烈、执著、坚韧和至死不渝。但是,他又说“名利两淡,寡欲清心”“富贵功名,皆人世浮荣”,这与“尽力在我”的执著追求显然是矛盾的。

曾国藩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之一,叫“花未全开月未圆”。

因为月盈则亏,日中则昃,花全开便是凋落的征候。他自誓:

“我蒙受祖先的荫蔽,身居高位,与各弟弟及子女、侄子谨慎遵守的只有两句话,是‘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可见,他求福求禄,只是“不可享尽”,在享福中注意一个“俭”字;他要权要势,只是“不可使尽”,在用权中注意一个“当”字。他称自己“平日最好惜人,‘花未全开月未圆’7个字,以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于此。”

办法之二,叫“常存冰渊惴惴之心”。为人处世,必须常常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时时处处谨言慎行,三思而后行,才不致铸成大错,召来大祸。曾国藩总结说:“余自经咸丰八年一番磨练,始知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之训诫”。“天命”,在曾国藩看来,是至高无上,而又不可知的东西。今天来认识“畏天命”,当指不要违背已被人们认识的和尚未被人们认识的自然规律。用曾国藩本人的话说,“畏天命,则不敢丝毫代天主张;畏人言,则不敢稍拂舆论;畏训诫,则转以小惩为进德之基”,这样,才可以“于‘畏、慎’二字之中养出一种刚气来。”

办法之三,叫“天地间唯谦谨是载福之道”。他深刻地指出:

“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久。”

曾国藩的这番话,是他自己经过几十年磨练之后的经验之谈。道光年间,他在北京做官,年轻气盛,傲气不小,“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咸丰初年(1851年),在长沙办团练时,也动则指摘别人,与巡抚等人意气甚深;咸丰五至六年间,在江西战场上,他又与当地官员时有龃龉;咸丰七至八年在家守制时,经过一年多的自省,他才开始认识自己办事常不顺手的原因。他自述道:

“近岁在外,恶人以白眼藐视京官,又因本性倔强,渐进于愎,不知不觉做出许多不恕之事,说出许多不恕之话,至今愧耻无已。”“余性格向来倔强,不善于与地方官联络感情,经常意见不一。”“我生平执拗,道德上孤傲;说话不多,写东西近乎诉讼。静下心来默默省察过失,我处处获罪于别人,原因不外乎两个原因。”这种深刻地反省,使他进一步悟出了一些在官场中的为人之道。曾国藩第二次墨绖(dié)从戎后,开始吸取以往的教训了。

咸丰八年(1858年)十二月曾国藩给诸弟报告中说:“我往年在外,与官场诸人难以相合,几乎到了处处碰壁的地步,这次换了办法,才稍稍安定了些。”咸丰十年(1860年)九月,他又写道:“吾自八年六月再出,即力戒‘惰’字,以儆无恒之弊;近来又力戒‘傲’字。”曾国藩晚年更加成熟,不止待同僚下属相当谦让,即对于手中的权势,也常常辞让。自从咸丰十年(1860年)六月实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之后,曾国藩位渐高,名渐重,多次上奏请求减少一些自己的职权,或请求朝廷另派大臣来江南会办。

他对弟弟说:“吾兄弟当于极盛之时,预作衰时设想。当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为衰时百事拂逆地步。”同治六年(1867年)正月又说:“我也不甘做庸碌无为之辈。近来阅历变了,一味朝平平无奇处用功,这不是说我萎靡不振,而是由于我官位太高,名声太重,不这样做就危险。”这话反映了他力求保持美好晚景的心境。所谓“莫从掀天揭地处着想”“一味向平实处用功”,目的是永葆“花未全开月未圆”的态势。

总之,曾国藩一方面执著追求功名富贵,一方面又善于从“名利两淡”的“淡”字上下工夫,讲求谦让退却之术,所以能做到持盈保泰。

处世不可有傲气。

俗话说,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因为傲慢会使人自以为是,处理不好周围的关系,使自己陷入孤家寡人的境地。因此,在现在还是将来,为官从政,为学做人,做事经商,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永远是一个不败的法宝。

曾国藩晚年在总结为人之道时,把傲慢与多言看作是前世卿大夫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之由,认为为官傲慢轻则会导致自己的职位不保,重则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因此,他一再要求为官必须戒傲,只有这样才是保全自己之道。他自己也是这么做的。他不只对同僚下属相当谦让,就是对手中的权势,也常常辞让。咸丰十年六月实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之后,曾位高名重,多次上疏奏请减少自己的职权,或请求朝廷另派大臣来江南协助他。

为官必须戒傲,说起来简单,但真正做起来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凡是骄傲的人,必然有宠可恃,必然有某种资本:或者和权势人物有某种特殊的关系,或者立过什么大功,或者具有某种为权势者所赏识的特殊才能。但是,历代官场上的事情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有资格施给你恩宠的那个人是在不断变化的,或者他本人失去权势(因死亡,因下台),你所倚仗的靠山失去了,一切恩宠顿时冰释雪消,或者他的兴趣变化了,喜好转移了,你所倚仗的资本贬了值,你的恩宠也就衰弱了。然而恃宠者在春风得意时,是想不到这一点的,他们恣意妄为,傲视一切,于是,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强大的对立面,一旦时易世移,对手们群起而攻之,恃宠者不败何待!

张说是唐玄宗时的宰相,既有智谋,又有政绩,很得唐玄宗的信任,他也就恃宠而骄,目中无人,朝中百官奏事,凡有不合他的意的,他便当面斥责,甚至加以辱骂。他不喜欢御史中丞宇文融,凡是宇文融有什么建议,他都加以反驳。中书舍人张九龄对他说:

“宇文融很得陛下恩宠,人又有口才、心计,不能不加以提防!”张说轻蔑地说:“鼠辈,能有什么作为!”

偏偏张说自己也不是无懈可击的人,他贪财受贿,终于被宇文融抓住了把柄,向皇帝奏了他一本,朝廷派人一查,还真是有那么回事。这一来张说神气不起来了,吓得在家待罪。当唐玄宗派宦官高力士去看望他时,只见他蓬头垢面,坐在一块草垫子上,一只粗劣的瓦罐中,盛的是盐水拌的杂粮,算是他的饭食。唐玄宗知道了这个情况,倒颇同情他,想起他毕竟是有功之臣,便只撤掉了他的宰相职务,从此不再理会。

一个大臣恩宠正隆时,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常常表现为三种形式:对君上越发恭顺,以保其宠;对同僚排斥倾轧,以防争宠;对下属盛气凌人,以显其宠。这其实是一种很不明智的做法。这样以来,必然使自己陷于孤立的境地。这样做更是一种缺乏远见的做法,殊不知你不会天天被人仰视。任何一位权势者都有自己薄弱的环节,不要因为一时的恩宠而忘乎所以,以为自己是一尊打不倒的金刚。

邓艾是三国时期魏国人,他原是一个给人放牛为生的孤儿,又因为有口吃的毛病,总也没有能谋上个什么差使。后来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他遇见了司马懿,司马懿发现他并非寻常之辈,便委以官职,从此他跻身于魏国的军界官场。由于他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屡建奇功,官职一再升迁,从一个下级军官最后封侯拜将,成为魏国后期最为出色的将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