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做官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大全集(超值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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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章 曾国藩的用人智慧(6)

左宗棠此时在广信负责驻防工作,他根据“宁肯缓进,断不后退”的原则,率军至婺源,又分兵解除了徽州的包围,使后方得到了巩固。十一月十一日、十二日、十四日、十六日,朝廷又连发四道谕旨,催促左宗棠赶快带兵赶到浙江。同治元年正月十五日,左宗棠才从江西东北边境和皖南边境翻山越岭、历经千辛万苦进入到浙江省西北部开化县,迫使太平军退到遂安方向。其后,左宗棠根据曾国藩的以衢州府作为控制全浙的根据地的战略决策,于五月初四日攻占衢州,以衢州为基地进夺全浙。八月,蒋益澧带领八千多名湘军从广西开至衢州,左宗棠部的人数增到了一万六千名之多。他们由南向北逐渐推进,太平军顽强地抵抗了这种推进行动。

经过一年多的双方拉锯,直至同治三年二月二十五日(1864年),左宗棠在法国军官德克碑的不败之师的帮助下,才最后把杭州攻下。双方又争夺了几个月,到这年八月下旬,左宗棠的楚军基本上占领了浙江全境。左宗棠攻占杭州后不久,在三月十八日,朝廷命曾国荃补授浙江巡抚,左宗棠补授闽浙总督,同时仍然担任浙江巡抚的职务。

此时,左宗棠在官场已经站稳脚跟,在清廷有了一定的地位。他与曾国藩的地位不相上下。

选择接班人要慎重。

曾国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人才培养上的成功。这一方面保证了自己事业的不断扩大,另一方面也保证了政策的连续性,保证后来人不会挖自己的坟墓,而是后继有人。

曾国藩是一个深谋远虑的人,他很早就把选择人才和接班人的问题摆在重要地位之上了。他希望“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

曾国藩培养人才的办法有三种:课读,历练,言传身教。

一般来说,曾国藩把各种人才选拔上来之后,除去一些直接破格摧授以重用的人之外,他总是先把所有罗致来的人才安置在自己的行署军营中,让他们办理一般文书、参谋事宜,使他们在实际的工作中接受锻炼,涵养性情。而且在初始阶段,他还对每个“人才”进行摸底访察,考察其贤愚、真伪,并且对他们才干的个中长短有个了解,以便对症下药,便于日后培养与任用。

由于经常在曾国藩左右参与幕政和公务,一些人才也就自然而然增长了见闻和实践的能力。各式人才与曾氏每日前后相见,十分便于曾国藩对他们进行日常性的品德教育和熏陶,曾氏每日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无不以师表之功对众人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

此外,曾国藩时时要求所有部属、幕僚按其专业方向读书学习,对自己身边的幕僚,则抓得更紧,要求严格,既要布置“作业”,还常检查“作业”。在环境较为安定、军务不紧的情况下,他要求对身边幕僚进行定期考试,每日两次,亲自命题,亲自阅卷,还要评定等次。就是用这种方式,曾国藩既实现了对幕僚的经常性的督导,又能常常了解到他们各自才识最新的情况与水平。

曾国藩对众人进行日常熏陶的方式也很多样,譬如利用茶余饭后的闲暇之功,结合自己的阅历与读书心得谈古论今、神游八方,内容既切合实际,形式也生动活泼,使幕僚们迅速增广学问、拓展眼界。

曾国藩的得意门生薛福成与李鸿章都先后谈到过曾国藩聚众“会食”和饭后讲论的情况。李鸿章曾对人说:“在营中时,老师总要等我们大家同时用饭,饭罢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他老人家最爱讲笑话,讲得大家肚子笑疼了,个个东倒西歪的,他自己偏偏不笑,以五指作把,只管抨须,穆然端坐。”据后世之人观之,这其中自然也体现了曾国藩高超的教育理念。

当然,曾国藩对人才的培养也并不总是和颜悦色、如兄如长,外松内紧的“严绳”也是他在教育中的重要法门。他在《人才论》中,即强调正人先正己,以身作则。他最恨身边人身上有官气,认为即使是有“乡气”,也不可有“官气”。于是他力避官场排场,禁绝部属迎送虚文。

曾国藩幕府庞大,其职能一是治事,二则在于育人,他一心要将自己的幕府变成培养人才的学校。曾国藩本人既是军政官长,也是业师;幕僚则既是公务员,又是学生。曾国藩就曾给朋友描述过自己的幕府,说:“此间尚无军中积习,略似塾师的约束,期共纳于轨范耳”。给丁日昌的信中则说:“局中各员譬犹弟子,阁下及藩可譬犹垫师,勖之以学,教之以身,诫之以言,试之以文,考之以事,诱掖如父兄,董督如严师,数者缺一不可,乃不虚设此局。”这里所说的既是对丁日昌所部江南制造局的要求,也是对自己的整个幕府的理念。

曾国藩为培养人才可谓煞费苦心,而他的心血确实也没有白费,他一生的事业正是靠这些人才发展壮大起来的。而在这些人才中,曾国藩花费心血最多、提拔最力、成长最快、也最能克绍曾门衣钵的,就是后来的“中堂大人”李鸿章。

1861年,太平军在江浙进犯,清廷的财赋重地岌岌可危,尤其是上海面临被占领的威胁。从清廷到江浙地方官绅,都向曾国藩发出派兵解援的吁请。曾国藩认识到这是扩大湘军势力的极好时机,但不能将精锐派到上海,而只能另辟蹊径,再练一支军队。

当时曾国藩考虑这个人选时,主要从以下几点出发:湘军嫡系,能够胜任此项事情;对湘军、对自己都大有益处,断不会成为掘墓人。

经过再三权衡,他举荐李鸿章可担此大任。1862年2月28日,曾国藩与李鸿章谈了个通宵,嘱咐他先把兵练好,不要急于出战,吏治、详务可以缓办。他知道在封建的中国“有军则有权”的道理,告诫李鸿章要把军事放在首位,在他看来,只有练就精兵、学会作战、才能站稳脚跟,飞黄腾达,否则将一事无成,甚至有丧失生命的危险。他还看出李鸿章心高气盛、急躁、傲慢、任性,这些致命弱点如不改正,后患无穷。因而曾国藩“以深沉二字”相劝,其他好友也纷纷提出忠告。李续宜“以从客二离”规之,沈葆祯、李桓“又以勿急相戒”。李鸿章深受教益,在给李桓的复信中表示:“手谕诲爱谆切,感佩无量。鸿章素性激直,从事师友贤豪间,皆深知其戆而曲谅之。自兹以往,不欲蹈习官样,又未便率性而行。”对于师友们的劝诫,“当奉为枕中秘”。

李鸿章到上海后,处处以弱军自居,他打定主意:即使朝廷下十二道诏书都不出兵,因为军队是他的血本。不久,慈禧又施加压力,声称如果再不出兵打太平军,就将他调离。李鸿章仍不回话。清廷知道只有曾国藩能调动李,于是令曾国藩劝李出兵作战。李鸿章特向老师诉苦,曾国藩知道个中奥秘,开始支持他按兵不动,待清廷令他劝李出兵的谕旨下发后,曾国藩又出一招,让李“勉为应允”“会防不会剿”,即与外国势力一同防守上海,但不参加共同对抗太平军的会战。因为曾、李都清楚,自己不能被当枪使,把本钱送给别人花。李鸿章经过多次试探,终于看准洋人的用意是拿他的军队当替死鬼,他不但佩服老师的眼力,更坚定了不出兵的信念。自此后,李鸿章处处秉承老师的旨意办事,在上海六个多月间,李鸿章写给曾国藩的信即有44封之多。他把曾比作佛祖释伽牟尼,而自己是佛门传徒习教之人。他常事事请命、时时请命,有何创举总拜求曾国藩创首,有何大政总拜求曾国藩主持。尤其是洋务大政,李鸿章推曾国藩为领头,从而掀起极大的声势。曾国藩得虚誉分担风险,李鸿章则由此实力大增。

李鸿章对曾国藩确也投桃报李,每月仅接济安庆大营的银子就达四万两之多,洋枪、洋炮更不计其数,有一次仅子弹就送100万发。

湘军攻占南京前后,曾国藩不但是清军进剿太平天国的前线最高统帅,且握有苏、浙、皖、赣四省军政大权。不过谁都知道,朝廷已经在忌其兵权过重,尽管表面上圣宠甚隆,但骨子里君臣都在为后事发愁。因此,曹国藩急需一位不会挖掘自己祖坟的传人,他最怕朝廷内部矛盾激化成灾,殃及自家。

曾国藩曾有一个座右铭,后为李鸿章所发扬光大:“禹墨为体,庄老为用。”既吃苦实干,又无欲无为。表面上看它很消极,其更深的含义是以实力对抗压力。曾国藩有过写一本《挺经》的想法,书虽未出,李鸿章已深谙内中之味。他曾对知己者说过:“我老师的秘传心法,有十九条挺经,这真是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宝诀。”在湘军攻占南京后,曾氏兄弟一度大遭物议,李鸿章暗中支持老师,并用“墨守挺经”四字相勉,既表明挺经之道乃对抗压力之宝,又表明他未辜负师门厚望,大纲一致。

后来裁撤湘军独留淮军,曾、李联为一气。李鸿章在声望日隆、甚至超过曾国藩时,在重大问题上,如“剿捻”、办洋务等,仍然与曾国藩保持一致。

虽然选择好了自己的事业接班人,但还要给他们施展自己才能的空间,适时放开手中的线,让他们自己去驰骋。曾国藩认为,这也是有学问的,在给门人授权、让其挑重担时,就必须放权,让其自主发展。

曾国藩对李鸿章的器重和赏识是尽人皆知的,对他寄望之厚、花费心血之大也几乎无人能与之相比。可以说,曾国藩把自己的全部政治观点和治国、治军的本领都传授给了这个得意门生。李鸿章也多次向人表示,不仅自己前半生功名事业出于老师的提携,即使其办理外交的本领,亦全仗曾国藩“一言指示之力”。

曾国藩生平大事年表。

1811年(嘉庆十六年)11月26日(农历十月十一日)生于湖南省双峰县荷叶乡天平村,乳名宽一。

1815年(嘉庆二十年)五岁。在家识字读书,一年后入家塾“利见斋”。

1826年(道光六年)十六岁春,应长沙府试(童子试),名列第七。

1830年(道光十年)二十岁。就读于衡阳唐氏宗祠,师从汪觉庵。一年后转入湘乡涟滨书院,改号涤生。

1833年(道光十三年)二十三岁秋,参加湘乡县试,考取秀才。

1834年(道光十四年)二十四岁春,入岳麓书院。秋,参加乡试中第三十六名举人。冬,入京准备会试,途径长沙,始与刘蓉相交。

1835年(道光十五年)二十五岁。4月,会试落第,留京寓长沙会馆读书。

1836年(道光十六年)二十六岁春,恩科会试再次不第,出京返家。至长沙,与刘容、郭嵩焘在湘乡会馆相聚两个月。

1838年(道光十八年)二十八岁。会试中第三十八名贡士,试后改名国藩。殿试取在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朝考列第一等第三名,道光帝拔置第二名,授翰林院庶吉士。年底乞假返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