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现代散文鉴赏(中国经典名作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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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忆当年,穿着细事且莫等闲看!

曹靖华。

幼年读书,遇“服之不衷,身之灾也”,曾想:衣所以蔽体、御寒而已。怎么穿得不当,还足招祸?遇孔子“微服而过宋”,曾想:像“万世师表”那样方正、古板,连走路都“行不由径”,吃饭也“割不正不食”;一旦人要杀他,为了避免人注意,怎么还把平常的衣服都换了逃走呢?此外还遇到许多有关穿着的话,当年都不求甚解,终以不了了之了。

辛亥革命初年,我满身“土气”,第一次从万山丛中出来,到县城考高小。有位年纪比我约大两倍的同乡说:“进城考洋学堂,也该换一身像样的衣服,怎么就穿这一身来了。”

我毫不知天高地厚,一片憨直野气,土铳一样,这么铳了一句:

“考学问,又不是考衣服!”

这一铳非同小可,把对方的眼睛铳得又大又圆了。他连声说:

“了不起!了不起!言之有理!有理!”

我当时不辨这是挖苦,还是正语。不求甚解,仍以不了了之了。

总之,书是书,我是我。不识不知,书本于我何有哉!

“五四”风暴中,作为一个北方省城的中学生,到上海参加第一次全国学生代表会议。这宛如一枚刚出土的土豆,猛然落入金光耀目的十里洋场。“土气”之重,和当年从深山落入县城的情况比来,真是天上人间了。

如此“土气”的穿着,加之满口土腔,甚至问路,十九都遭到白眼。举目所至,多为红红绿绿,油头粉面。不快之感,油然而起。碰壁之余,别有一番从所未尝的涩味在心头。我咀嚼、回味……”后来读到鲁迅先生有关文章时,才恍然悟到:甚矣,穿着亦大有文章也!

鲁迅先生在《上海的少女》一文中,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在上海生活,穿时髦衣服的比土气的便宜。如果一身旧衣服,公共电车的车掌会不照你的话停车,公园看守会格外认真地检查入门券,大宅子或大客寓的门丁会不许你走正门。所以,有些人宁可居斗室,喂臭虫,一条洋服裤子却每晚必须压在枕头下,使两面裤腿上的折痕天天有棱角。”

啊,原来如此。不过这只是一个方面。还有鲁迅先生尚未行之于文字的,这姑且放下不表。

且说当年北京,我总觉有所不同。尽管岁月飞逝,人事沧桑,而阴丹士林一类的蓝大褂“江山”,总稳如磐石。男女老幼,富贵贫贱,无不甘为“顺民”。春夏秋冬,时序更迭,蓝大褂却总与其主人形影相随也。溽暑盛夏,儒雅之士,倘嫌它厚,改换纺绸、夏布之类的料子而已。但其实,那也不见得真穿,出门时,多半搭在肘弯上作样子,表示礼貌罢了。短促的酷暑一过,又一元复始了。其他季节,不管“内容”如何随寒暖而变化:由夹而棉,或由棉而皮,也不管怎样“锦绣其内”,外面却总罩着一件“永恒的”蓝大褂。实在说,蓝大褂在长衣中也确有可取之处:价廉、朴素、耐脏、经磨,宜于御风沙……对终日在粉笔末的尘雾中周旋的穷教书匠说来,更觉相宜:

这不仅使他雪人似地一出教室,轻轻一掸,便故我依然,且在一些富裕的同类和学子面前,代他遮掩了几许寒酸,使他侧身“士林”,满可无介于怀了。

不仅此也。在豺狼逞霸,猎犬四出的当年,据说蓝大褂的更大功能,在于它的“鱼目混珠”。但其实也不尽然。同样托庇于蓝大褂之下,而竟不知所终者,实大有人在!不过同其他穿着相比,蓝大褂毕竟“吉祥”得多了。这虽然是无可奈何中的聊以自慰的偏见呵,某年秋夜,一个朋友把我从天津送到北平。另一个朋友相见之下,惊慌地说:

“呀,洋马褂!不行,换掉,换掉!”

我窘态万状,无言以对。殊不知我失掉“民族形式”的装备也久矣。他忽然若有所悟地转身到卧房里取了一件蓝大褂,给我换上,就讲起北平的“穿衣经”来。

实在说,我向来是不喜欢“洋马褂”,钟爱蓝大褂的。不过这以前,此一地,彼一地也。穿着蓝大褂在异邦马路上行走,其引人注目,正不亚于狗熊在广场上表演。而现在和蓝大褂重结不解之缘,恰是“适怀我心”了。

不久,我就穿着这“适怀我心”,而且又能“鱼目混珠”的蓝大褂,到了阔别的十里洋场。

不知怎的,也许因为久别重逢,分外兴奋了吧,我这如此“土气”的蓝大褂,昨天整整半日,鲁迅先生仿佛都没有发现。第二天用过早饭,一同登楼。坐定之后,正不知话题从何开始。窗明几净,鸦雀无声,旭日朗照,满室生辉。我们恬淡闲适,万虑俱无。如此良辰,正大好倾谈境界也。这时鲁迅先生忽然把眉头一扬,就像哥伦布望见新大陆似的,把我这“是非之衣”一打量,惊异地说:

“蓝大褂!不行,不行。还有好的没有?”

我感慨地说:“北方之不行也,洋马褂……”

他没待我说完,就接着说:

“南方之不行也,蓝大褂呀!洋马褂倒满行。还有好的没有?”

我一面答有,一面把那顿成“不祥之衣”的蓝大褂下襟,往起一撩,露出了皮袍面:这是深蓝色的,本色提花的,我叫不出名字的丝织品。堪称大方、素雅,而且柔和、舒适。

鲁迅先生一见,好像发现了我的保险单一样,喜不自胜地说:

“好,好!满及格!”

他放心了。面露微笑地喷了一口烟说:

“没事别出门。真要出门时,千万不能穿这蓝大褂。此地不流行。否则易被注意、盯梢,万一被盯上可不得了!”

当时的确是“沪上实危地,杀机甚多,商业之种类又甚多,人头亦系货色之一,贩此为活者,实繁有徒,幸存者大抵偶然耳。”

接着他就谈到不但要注意穿着,而且要注意头发梳整齐,皮鞋擦光等等。蓬首垢面、衣冠不整、外表古怪,都足引起注意,闹大乱子。连举止也都要留神……

“这是用牺牲换来的教训呀。”

他结论似地这么来了一句,又点起一支烟,吸了一口。若有所思地沉默了一下,接着说:

“在上海过生活,就是一般人穿着不留心,也处处引起麻烦。

我就遇到过。”

他又喷了一口烟,停顿了一下,用说故事的口气,从容不迫地一边回忆,一边说起来:

有一次,我随随便便地穿着平常这一身,到一个相当讲究的饭店,访一个外国朋友。饭店的门丁,把我浑身上下一打量,直截了当地说:

“走后门去!”

这样饭店的“后门”,通常只运东西或给“下等人”走的。我只得绕了一个圈子,从后门进去,到了电梯跟前,开电梯的把我浑身上下一打量,连手都懒得抬,用脑袋向楼梯摆了一下,直截了当地说:

“走楼梯上去!”

我只得一层又一层地走上去。会见了朋友,聊过一阵天,告辞了。

据说这位外国朋友住在这里,有一种惯例:从来送客,只到自己房门为止,不越雷池一步。这一点,饭店的门丁、开电梯的,以及勤杂人员等等,都司空见惯了。不料这次可破例了。这位外国人不但非常亲切而恭敬地把我送出房门,送上电梯,陪我下了电梯,一直送到正门口,恭敬而亲切地握手言别,而且望着我的背影,目送着我远去之后,才转身回去。刚才不让我走正门的门丁和让我步行上楼的开电梯的入,都满怀疑惧地闭在闷葫芦中……

他喷了一口烟,最后结束说:

“这样社会,古今中外,易地则皆然。可见穿着也不能等闲视之呀。”

1961年9月3日。

【鉴赏】

曹靖华(1897-1987)河南卢氏人,原名曹联亚,着名翻译家、作家、教授。1920年赴苏联学习。1925年回国后曾任国民革命军苏联顾问团翻译。1927年再赴苏联,任教于中山大学、东方语言学院。回国后,历任中国大学、东北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教授,《世界文学》主编,着作有散文集《春城》《飞花》,《飞花集》等。

这篇散文写于1961年,作者回忆了自己以往生活中穿着的琐屑小事,以小见大,夹叙夹议,寓深意于平淡之中,发人深省。

衣着本是琐屑小事,“所以蔽体、御寒而已”。然而在作者的记忆中,却不是这样,“穿着不当”,不仅遭人白眼,还可能惹祸上身。作者为了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道理,使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以及鲁迅先生的亲身经历来作说明。除了叙事之外,中间还夹以议论,精当贴切,因而既形象生动,又富有说服力。

作者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作者第一次从万山丛中出来,到县城考高小时,因为“满身土气”,受到了同乡的劝诫和挖苦。“五四”风暴中,作者作为北方省城的中学生,到上海参加第一次全国学生代表会议,由于衣着仍然象“一枚刚出土的土豆”,加之“满口土腔”,以至于作者“甚至问路,十九都遭到白眼”。作者非常喜欢穿价廉、朴素、经磨的蓝大褂的,这在当时的北京,无论男女老幼、富贵贫贱都如此。可是作者一到上海的十里洋场就不行了,鲁迅还为此而替作者担心过,告诉他“千万不能穿这蓝大褂,此地不流行。否则易被注意、盯梢,万一被盯上可不得了”,“这是用牺牲换来的教训呀”。为了加深我们的印象,作者又举例说明了鲁迅先生当年如何因为穿着不当,饭店的门丁不让他走正门,也不让他坐电梯的轶事。这样作品就形象、深刻地揭露了旧社会的世态炎凉和十里洋场上势利虚荣的恶习,同时反衬出旧社会的种种黑暗现实。我们还了解到,在当年人们为了不“引起麻烦”,“有些人宁可居斗室,喂臭虫,一条洋服裤子每晚必须压在枕头上,使两面裤腿上的折痕天天有棱角”。当然我们现在对此不必“杞人忧天”了。不过,读过此文,联系现实生活中还存在着以穿着打扮来衡量一个人的社会价值以及“金钱至上”等错误观点,我们仍觉得受到了启发和教育,所以说这篇散文还是有时代意义的。

总之,这篇散文是一篇说理性散文,作者取材都是旧社会的事,这对于新时代的我们恐怕不是很容易理解和接受的。作者别开生面地一面注意叙述和议论的形象性,一面采取循循善诱的办法,从自己幼年读书时到“服之不衷,身之灾也”这个问题入手,提到问题,然后再由远及近、层层深入地加入阐述,而我们也就在这种漫话家常式的谈论中,逐步理解了作者的深意。文章虽然天南海北、古今中外,无所不论,但处处紧扣“衣着”问题,放而能收,因而做到了“形散而神不散”,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注意、借鉴和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