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问：“周先生怎么也晓得女人穿衣裳的这些事情呢？”“看过书的，关于美学的。”“什么时候看的……”“大概是在日本读书的时候……”“买的书吗？”“不一定是买的，也许是从什么地方抓到就看的……”“看了有趣味吗？”“随便看看……”“周先生看这书做什么？”“……”没有回答，好像很难以答。
许先生在旁说：“周先生什么书都看的。”在鲁迅先生家里作客人，刚开始是从法租界来到虹口，搭电车也要差不多一个钟头的工夫，所以那时候来的次数比较少。记得有一次谈到半夜了，一过十二点电车就没有的，但那天不知讲了些什么，讲到一个段落就看看旁边小长桌上的圆钟，十一点半了，十一点四十五分了，电车没有了。
“反正已十二点，电车也没有，那么再坐一会？”许先生如此劝着。
鲁迅先生好像听了所讲的什么引起了幻想，安顿地举着象牙烟嘴在沉思着。
一点钟以后，送我（还有别的朋友）出来的是许先生，外边下着的蒙蒙的小雨，弄堂里灯光全然灭掉了，鲁迅先生嘱咐许先生一定让坐小汽车回去，并且一定嘱咐许先生付钱。
以后也住到北四川路来，就每夜饭后必到大陆新村来了，刮风的天，下雨的天，几乎没有间断的时候。
鲁迅先生很喜欢北方饭，还喜欢吃油炸的东西喜欢吃硬的东西，就是后来生病的时候，也不大吃牛奶。鸡汤端到旁边用调羹舀了一二下就算了事。
有一天约好我去包饺子吃，那还是住在法租界，所以带了外国酸菜和用绞肉机绞成的牛肉，就和许先生站在客厅后边的方桌边包起来。海婴公子围着闹的起劲，一会按成圆饼的面拿去了，他说做了一只船来，送在我们的眼前，我们不看他，转身他又做了一只小鸡。许先生和我都不去看他，对他竭力避免加以赞美，若一赞美起来，怕他更做的起劲。
客厅后边没到黄昏就先黑了，背上感到些微微的寒凉，知道衣裳不够了，但为着忙，没有加衣裳去。等把饺子包完了看看那数目并不多，这才知道许先生我们谈话谈得太多，误了工作。许先生怎样离开家的，怎样到天津读书的，在女师大读书时怎样做了家庭教师。她去考家庭教师的那一段描写，非常有趣，只取一名，可是考了好几十名，她之能够当选算是难的了。指望对于学费有点补助，冬天来了，北平又冷，那家离学校又远，每月除了车子钱之外，若伤风感冒还得自己拿出买阿司匹林的钱来，每月薪金十元要从西城跑到东城……
饺子煮好，一上楼梯，就听到楼上明朗的鲁迅先生的笑声冲下楼梯来，原来有几个朋友在楼上也正谈得热闹。那一天吃的是很好的。
以后我们又做过韭菜合子，又做过荷叶饼，我一提议鲁迅先生必然赞成，而我做的又不好，可是鲁迅还是在桌上举着筷子问许先生：“我再吃几个吗？”因为鲁迅先生胃不大好，每饭后必吃“脾自美”药丸一二粒。
鲁迅先生不游公园，住在上海十年，兆丰公园没有进过。虹口公园这么近也没有进过。春天一到了，我常告诉周先生，我说公园里的土松软了，公园里的风多么柔和。周先生答应选个晴好的天气，选个礼拜日，海婴休假日，好一道去，坐一乘小汽车一直开到兆丰公园，也算是短途旅行。但这只是想着而未有做到，并且把公园给下了定义。鲁迅先生说：“公园的样子我知道的……一进门分做两条路，一条通左边，一条通右边，沿着路种着点柳树什么树的，树下摆着几张长椅子，再远一点有个水池子。”我是去过兆丰公园的，也去过虹口公园或是法国公园的，仿佛这个定义适用在任何国度的公园设计者。鲁迅先生不戴手套，不围围巾，冬天穿着黑土蓝的棉布袍子，头上戴着灰色毡帽，脚穿黑帆布胶皮底鞋。胶皮底鞋夏天特别热，冬天又凉又湿，鲁迅先生的身体不算好，大家都提议把这鞋子换掉。鲁迅先生不肯，他说胶皮底鞋子走路方便。“周先生一天走多少路呢？也不就一转弯到×××书店走一趟吗？”鲁迅先生笑而不答。“周先生不是很好伤风吗？不围巾子，风一吹不就伤风了吗？”鲁迅先生这些个都不习惯，他说：“从小就没戴过手套围巾，戴不惯。
”鲁迅先生一推开门从家里出来时，两只手露在外边，很宽的袖口冲着风就向前走，腋下夹着个黑绸子印花的包袱，里边包着书或者是信，到老靶子路书店去了。鲁迅先生的记忆力非常之强，他的东西从不随便散置在任何地方。鲁迅先生很喜欢北方口味。许先生想请一个北方厨子，鲁迅先生以为开销太大，请不得的，男佣人，至少要十五元钱的工钱。
1941年4月，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回国途经香港，特意到九龙看望病中的萧红。后来萧红听从史沫特莱的建议到玛丽医院做全面检查，才发现患有肺结核。于是，在10月份住院打空气针治疗。因受医院冷遇，11月底萧红返回九龙家中养病。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九龙陷于炮火中。当天，柳亚子先生应萧红之约，到九龙乐道萧红住处去探望她。次日，端木蕻良和青年作家骆宾基护送萧红从九龙转移到香港，住进思豪酒店。
1942年1月12日，日军占领香港。萧红病情加重，被送进香港跑马地养和医院，因庸医误诊而错动喉管手术，致使萧红不能饮食，身体衰弱。
1月15日，端木蕻良和骆宾基将萧红转入玛丽医院。第二天，萧红精神渐复，她在纸上写下“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1月21日，玛丽医院由日军接管，萧红又被送进红十字会在圣提士反设立的临时医院。1月22日，萧红与世长辞，在战火纷飞中，寂寞地离开了人间，享年31岁。
1月24日，萧红遗体在跑马地背后日本火葬场火化后，葬于浅水湾。
1942年5月1日，延安文艺界举行萧红追悼会，在延安的作家及文化艺术工作者深切悼念萧红。
1957年8月15日，中国作家协会广州分会将萧红骨灰从香港迁到广州银河公墓，重新安葬。
1935年12月，萧红的中篇小说《生死场》以“奴隶丛书”的名义在上海出版，鲁迅为之作序，胡风为其写后记，在文坛上引起巨大的轰动和强烈的反响，萧红也因此一举成名，从而奠定了萧红作为抗日作家的地位。
《生死场》原名《麦场》，后由胡风改名为《生死场》，是她以“萧红”为笔名发表的第一部作品。
《生死场》以沦陷前后的东北农村为背景，真实地反映旧社会农民的悲惨遭遇，以血淋淋的现实无情地揭露日伪统治下社会的黑暗。同时也表现了东北农民的觉醒与抗争，赞扬他们誓死不当亡国奴、坚决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民族气节。
《生死场》的发表，符合时代的要求，呼唤民族意识的觉醒，对坚定人民抗击日本侵略的斗志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萧红在作品中大胆地反映人民的要求和愿望，抒发了她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
《生死场》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社会影响很大。萧红也因此成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知名的女作家，从而确立了她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呼兰河传》是萧红后期的代表作，也是萧红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这是作者在现实生活陷入极度困惑和迷茫时，企图以对童年生活的回忆唤回一缕情感和精神上的希冀与慰藉。所以作者刻意采用一种回忆性的温馨浪漫的语调，童稚化的烂漫天真的视角，展开了故乡呼兰河城充满诗情画意的风土人情。因为作者感情的强力贯注，这其中的人和事与《生死场》中判若两样。虽然作者对故土民众的生活方式和态度仍不乏批判的意识，但都显得漫不经心和微不足道。同时，孤僻“自闭”的影子也映在了童年的自我身上，却远没有所曾享有的生活的温馨安稳来得沁人肺腑。
萧红的《呼兰河传》乃至她后期的全部创作由于偏离了左翼文学政治化的轨道，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个人性、自我化之路。这在左翼阵营中招致批评和非议就不足为怪的。但正如茅盾所说，与她在“情调”、“思想”上的缺失相对应的，是她在艺术上的巨大成功。当然，这也不是纯艺术的技巧化的成功，而是一种源于作者短促生命和凄美个性的悲剧性的成功。这就说明，政治理想的贯注和技巧性的锤炼之外，真正艺术的成功在于生命的投入与付出。
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从《生死场》到《呼兰河传》孕育并造就了一种萧红式的独特的小说文体。这种小说文体的发展道路就是“中国现代小说的散文化”。其意义在于“从一个方面实现了文学史的衔接、承续，在审美意识上沟通了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更准确地说，是把传统文学中最高雅的部分——诗和“文”（散文），与现代文学中已经代替了诗而成为主体的部分——小说，实现了新的“对接”。正是这一“对接”造就了现代文学中最具生命力的内容。
鲁迅说萧红“是我们女作家中最有希望的一位，她很可能取丁玲的地位而代之，就像丁玲取代冰心一样”。对于《生死场》，鲁迅赞之为“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鲜艳……”。
胡风给《生死场》做的后记中也对该书提出了批评，可是全文中也有极高的赞扬：“在我们已有的农民文学里面似乎还没有见过这样动人的诗篇……在女作家里面不能不说是创见了。”1981年，萧红诞辰七十周年的除夕，晚年的胡风写了《悼萧红》一文。提及当年的批评，他说：“当时这样写，并不是苛求，因为她有能力克服这些弱点和短处的。”茅盾评价萧红是“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
柳亚子评价萧红是“掀天之意气，盖世之才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