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胡蝶一家正在整理房间，日军报道部艺能班长和久田幸助登门造访，这位一口广东话说得比胡蝶还纯熟的“中国通”，装出一副彬彬有礼的样子，向胡蝶提出三个条件：平等合作，尊重自由，接受日军的保护。不知内情的胡蝶既恐惧又厌恶，但又觉得不好得罪他，只好不停地点头敷衍。第二天，“良民证”送来了，“食品配给卡”送来了，同它们一同来的还有不少日军侦探。他们每次来都表现得客客气气，但临走时，总会毫不客气地顺手带走一些值钱的东西。胡蝶整天生活在惊惧中。没过多久，和久田幸助又一次不请自来，说是日本影迷皆欲亲睹“皇后”的风采，特邀胡蝶去日本访问，并拟定由她拍一部电影《胡蝶游东京》，过几天就要启程。直到这时，胡蝶才弄清了日本人对她“友好”的真实目的。
吃惊之中，她忽然想起了前些天曾经去拜访过的仍滞留在香港的梅兰芳先生。那天，她一见梅兰芳便吃了一惊，数年前她去莫斯科参加国际电影节，第一次在轮船上与梅兰芳相遇，那时的他潇洒俊逸，可短短几年，梅先生就变得清癯消瘦，唇上蓄留着浓黑的八字须。“梅先生，听说日本人这几天要逼您到东京去唱《天女散花》，你蓄须明志，果然不假！”梅先生笑道：“如此国难当头之际，我岂能去东京为虎作伥？有个叫和久田幸助的人来过几次，都被我严词拒绝了！只要不打败日本鬼子，我绝不登台唱戏！”胡蝶敬佩地点点头，说：“梅先生打算去重庆吗？”“我哪儿也不去！”梅兰芳坚定地说，“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有一分中国人的骨气，谅日本人也奈何我们不得！胡小姐，我现在只担心你！日本人肯定不会放过你，你一个弱女子能抵挡住他们的威胁利诱吗？请你记住，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保持民族气节！”胡蝶郑重地点点头，说：“我知道，梅先生，请你放心，胡蝶决不当汉奸！”今天，日本人果真来拉拢自己了，胡蝶想起了梅兰芳先生的话，暗暗下了决心。于是她以自己已经息影，而且有了身孕，短期内无法再现银幕为由，拒绝了和久田幸助的邀请。可是胡蝶心里明白，日本人不会就这么善罢甘休的。想到落到日本人手里的后果，胡蝶不寒而栗。为免万一，她和丈夫在当地抗日游击队的帮助下，于次年逃离香港。为了不引起日本人的注意，走之前胡蝶把一家人所有的积蓄分装成了30只箱笼，将它托付给“国际难民救济总署”的杨惠敏代为转运。杨惠敏原是淞沪抗战时冒枪林弹雨之险到四行仓库向八百孤军献旗的女童子军，后由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派到香港做接运爱国抗日人士到后方去的工作，与胡蝶夫妇颇有交往。但是，就在他们几经辗转到达桂林，全心全意等待着这几十只箱子到来的时候，忽然传来了它们被劫的消息，胡蝶一下子惊呆了：这可是她前半生所有的积蓄，有些东西是国际知名人士的赠品，都是她积累的无价之宝。
为了寻找那30箱金银细软，几经周折，胡蝶找到了自己的儿时好友林芷茗帮忙。林芷茗的丈夫是曾任上海警备司令的杨虎，当年在上海时，胡蝶就常去杨家，与杨虎很熟悉。单纯的胡蝶却不知此时的杨虎早已不是当初那个热情大方的杨虎了，自从来到重庆后，杨虎在蒋介石面前失宠，一直在家中赋闲。为使自己能重新当上警备司令，他正想尽办法竭力巴结戴笠，希望他能在蒋介石面前为自己美言几句。胡蝶的求助，犹如天赐良机，使杨虎一下子看到了自己的光明前途。他一刻也没耽误地将此事告知了军统老板戴笠。早对胡蝶垂涎三尺的戴笠喜出望外。听了杨虎的汇报，他当即表态：“这事包在我身上，一定不能委屈了咱们的大明星。
”顿了顿，他又说：“请你马上转告胡蝶夫妇，入渝的机票我会给她安排好，望她放心休养，中国的电影事业不能少了她啊！”一周后，在军统的安排下，胡蝶一家顺利来到重庆。胡蝶到重庆后，先住在杨虎家里。在杨虎和林芷茗夫妇精心安排的一个盛大的宴会上，胡蝶见到了国民党军统特务首脑戴笠。虽然戴笠对胡蝶的美貌早有耳闻，但是当他的目光落到胡蝶身上的时候，见多识广的戴笠还是情不自禁地睁大了眼睛。她那端庄俏丽的容貌、含情脉脉的眼睛以及两颊若隐若现的梨花酒窝深深地吸引了他。一番客套的寒暄过后，戴笠就迫不及待地邀胡蝶共舞。丢失财产后胡蝶大病了一场，自此后除了箱子她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可是眼下又不能拒绝朋友的好意，因此她只好将手递给戴笠，跳起舞来。
戴笠紧紧盯着胡蝶，眼神火辣辣地透着欲望，可是胡蝶却显得心不在焉，神情冷淡。一曲舞跳完之后，胡蝶婉言谢绝了戴笠的第二次邀请，离开戴笠径自在桌前坐下。
心病还须心药医，风月情场老手戴笠明白，要想赢得美人的芳心，当务之急是必须在失踪的箱子上面大做文章。因此他一听说胡蝶在重庆报了案，就决心要大显身手破案，追回失物。尽管捉拿窃贼本是区区小事，派几个警察花点时间就可以破案，但因此事对于他来说事关重大，戴笠决定杀鸡用牛刀。
为了侦破这个案子，戴笠兵分二路：一路是立即将代运人杨惠敏抓起来，一路是去问明胡蝶箱内所装物件。前者是为了查清线索以便破案，后者是为了万一不能破案，他将按胡蝶所列出的丢失物件名称，买来归还失主。在戴笠的特别关照下，胡蝶财物被劫案终于侦破了：原来劫去胡蝶这些箱子的是当时横行广东的东江大盗王虎，杨惠敏是无辜的。但破案时王虎已将一部分贵重物品，如法国的香水、意大利的皮鞋、德国的丝袜等等卖出，无法追回，精明的戴笠便派人去各地买了补齐，送到胡蝶家交差。30箱积蓄的失而复得，使胡蝶对戴笠不由得感激涕零，态度也由冷淡逐渐地变得热情起来。
寄人篱下的感觉及不必要应酬的增多，使胡蝶感到了住杨公馆的不方便，便想找到一个只属于自己的家。于是，几经周折，潘有声同几个朋友一起开办了一家公司，从事茶叶和木材生意。他们只想尽快赚些钱，为全家寻个像样的住处。然而，没过几天，潘有声突然失踪了。询问公司的人方才知道，不知是谁在潘有声的公司里藏了枪，他被警察抓去了。六神无主的胡蝶哪里想到这只不过是戴笠为博取她的好感而采取的手段，为了救出丈夫，她不得不求助于戴笠，当着胡蝶的面，戴笠马上叫人放了潘有声。随后戴笠又邀请胡蝶一家在他的曾家岩公馆暂住。见面的方便使得戴笠几乎每日都来问候，他知道胡蝶爱吃水果，而战时重庆又没有什么好吃的，就不惜代价派人从新疆空运来哈密瓜；看到胡蝶身体不好，就请来名医，细心调理，还举止得体地陪她出去散心。他的这些举动令胡蝶和潘有声都非常感动，夫妇二人对戴笠的戒备之心慢慢地放松了。
胡蝶入住曾家岩公馆后，戴笠总算可以天天看到自己心仪的佳人了，可是佳人却心有所属，另有怀抱。为了达到霸占胡蝶的最终目的，戴笠开始想办法除掉潘有声，想来想去，他觉得最好的办法是调虎离山，将潘有声吸引到重庆以外的什么地方去赚钱。于是，1944年春天，潘有声接到了商人们梦寐以求的专员委任状和滇缅公路的特别通行证。此时，他已经明白了戴笠把他“发配”昆明的真正用意，明知把妻子一人留在重庆，无疑是羊入虎口，可是看着家里两个年幼的孩子和胡蝶白发苍苍的母亲，再想到戴笠冷酷无情的本性，为了一家的生命安全，他只得含泪告别胡蝶，咬着牙外出奔波。潘有声一走，戴笠就撕破脸皮，不顾胡蝶的百般哀求，强行霸占了她。从此在戴笠的威逼利诱下，胡蝶完全成了一只笼中小鸟，度过了一生中她觉得最糟糕透顶的三年生活。
为了避免别人的干扰，同时也为使胡蝶忘记过去，免去对丈夫的负疚感，在戴笠的精心安排下，胡蝶搬进了位于歌乐山的杨家山公馆。为了讨得胡蝶的欢心，戴笠不惜一切代价。胡蝶想吃南国的水果，他立即派出飞机从印度空运；胡蝶说拖鞋不舒服，他一个电话就让人弄来各式各样的鞋子；胡蝶嫌杨家山公馆的窗户狭小，光线不充沛，又嫌楼前的景物不别致，他急忙命人在公馆前方专门为她重新修建了一幢花园洋房。在神仙洞周围，他计划建筑一栋规格、设施、造价远远超过其他公馆的豪华别墅，准备作为他和胡蝶将来的秘密居所。他认为神仙洞除了地名吉利外，还环境清静，风景优美，便于隐居。为显示他的真心，博胡蝶一笑，修这所房子时，他要求汽车可以直达门口而不爬坡。为此，他亲自测好地形，凡车路经过的地方，居民们都得搬走，房子一律拆迁。除此之外，他还亲自设计如何在斜坡上用石块镶成“喜”和“寿”两个大字，如何在空隙处栽上各种奇花异草。为了保密同时也为了防止胡蝶和外界接触，戴笠特地在别墅外围修建了电网、水渠及隔离外界的围墙，外面还设置了岗亭。
同居期间，为了讨胡蝶的欢心，戴笠又为胡蝶修建了好几处住所，如罗家湾19号、重庆南岸汪山、嘉陵新村、浮图关李家花园等等。另外在杨家山公馆前面还特地修建了一处很考究的花园，花费了近一万银元购买了各种名贵奇花异卉用以装点花园。他和胡蝶住在这里时，每天早晚都要陪胡蝶去花园散步。胡蝶虽然生活在这样优越的环境里，但由于不能与自己的家人在一起，又不能从事自己深爱的电影事业，所以她仍然天天闷闷不乐，戴笠对她越好，她越觉得自己的人生是一个悲剧。她觉得自己一步步地被毁灭掉了，再也找不回原来那个纯洁、坦率的自己了，一念及此，她就常常泪湿衣襟。
1946年，胡蝶随戴笠回到了她思念了8年之久的上海，令她没有想到的是戴笠向她提出了结婚的要求。戴笠动情地说：“我今生最大的心愿，是与你正式结为夫妻，你是我的唯一，其他什么事都不能改变我对你的爱。我是真心爱你的，为了你，我什么都可以不要。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与你正式结婚。”为了达到和胡蝶结婚的目的，戴笠再次安排潜伏特务拘押了潘有声，并暗中让人诱劝他解除与胡蝶的夫妻关系，以便他与胡蝶正式结婚。期待着与家人团聚的胡蝶含着眼泪对丈夫说：“有声，虽然我们办了离婚手续，但是我的心是永远属于你的，姓戴的只能霸占我的身体，却霸占不了我的心。”就在戴笠一心准备在1946年3月下旬与胡蝶正式举行婚礼时，他却因飞机失事烧死在南京西郊的戴山上。
戴笠的突然离世，使胡蝶重获自由，她又回到了丈夫和孩子的身边。可是当一家人终于团聚在上海，准备开始新的生活时，她又犹豫了。经过抗日烽火洗礼的上海，活跃着的是新一代更加年轻有为的女影星，上海电影的未来已经不再是属于她的了；生活上，她与戴笠之间的关系，使她无法从容面对从重庆等地重返上海的左翼影人，尤其是无法逃避一批有“隐私癖”的黄色报刊记者，好友阮玲玉悲愤自杀一事使她对“人言可畏”更增添了一份恐惧。经过一番慎重的讨论，胡蝶和潘有声决定携一双儿女去香港发展。
到香港后，潘有声创办了以生产“蝴蝶牌”系列热水瓶为主的兴华洋行。胡蝶倾注了全力，辅佐潘有声从事经营。这种苦尽甘来，朝夕相处的生活只持续了六年，潘有声就病逝了。她这一生只有两个最爱，一个是潘有声，一个是电影。丈夫先她而去，使她始终无法摆脱孤独和伤感，对电影的思念一日浓似一日。
1959年，在亲友的鼓励下，已年过半百的胡蝶加盟邵氏公司，回到了阔别十年的电影界。她先后为邵氏公司主演了《街童》、《苦儿流浪记》、《两代女性》、《后门》等片，其中《后门》一片获第七届亚洲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禾奖，而她则获得了最佳女主角奖。
1975年，胡蝶移居加拿大温哥华，并改名为潘宝娟。宝娟是她父母为她起的乳名，以潘为姓则表达了她对亡夫潘有声的怀念之情。告别了影坛又身居异地的胡蝶，时常怀念着祖国，关注着中国电影的情况。每当有人去看望她时，她总是不忘叮嘱来人回国后，代她向国内观众，尤其是上海观众问好。上海是她真正的家，每当她心潮澎湃，思绪激荡时，她就恨不得身上长出双翅，立刻飞回到那块生她养她造就她事业的热土。
在她的回忆录里，她深情写道：“据说温哥华的地形像摊开的右手，手的方向是伸向太平洋彼岸的亚洲，伸向中国。我住在这滨海城市的临海大厦，不论是晴朗的白天，或是群星灿烂、灯火闪烁的夜晚，当我站在窗户边向远处眺望时，我的心也像温哥华的地形似的，伸向东方，希望握着祖国——我的母亲的温暖的手。”但是面对祖国朋友和故乡影迷的召唤，她却以身体不济，力不从心为借口一次次的推脱，与戴笠之间那段难于启齿的往事，是横亘在她与故乡之间一堵无形的墙，情感上的难堪使她迈不动回家的步伐。她害怕记者会问起这段封锁在她内心最深处的记忆，甚至于在她自己晚年所写的回忆录里，她也有意地回避了这段让她不堪回首的前尘往事。
1989年4月25日，翩舞人间近百年的胡蝶在温哥华因病与世长辞，应她的要求，她的骨灰被安葬在她深爱了一生的亲人旁边。这位中国第一位影后留给世人的最后一句话是：“胡蝶要飞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