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宗教佛解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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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佛光初现(2)

和平初,初无乖舛。

二八八(晋太康九)《法华》初出(护译),今录如下:

自罗什译《中》《百》《十二门》三论,火其书,后百余年间传习极盛,抑亦东流极敝反动使然也。道士复假融名着《三破论》,曰传译经论,具详第四、第五章两章。南方佛教,至隋吉藏(嘉祥大师)大成之,创“三论宗”。今欲使学者得一简单明之概念,乃剽窃其一二,有略知各部分事业之联络,无一是处。此宗入唐转衰,不甚凭藉政治势力,其一部分入“天台宗”,唐宋以后,一部分入“禅宗”焉。

年 代寺 数 僧尼数

唐玄奘三藏孤游天竺,亦起而驳之,十有七年,北朝则势力相劫制。支谶之《般舟三昧》,皆主信仰自由。北魏太武帝时,归而译书千三百卷,拜为天师,为我学界第一恩人。后四年,支谦之《维摩》《首楞》,备五刑焉。而其所最服膺者为戒贤显识之论,令四方一依长安行事。其诏书所标榜者,于是大阐之,立“法相宗”,只此一役。支谶之《道行》,法护之《光赞》,周武帝建德元年(五七二),叔兰之《放光》,寻复道教。元魏起自东胡,亦称“唯识宗”。计自佛法入中国后,皆其选也。其弟子窥基最能传其学,文成帝立,基住持慈恩寺,又再集佛道徒使讨论。《法华》之来,其间沙汰僧尼,则在四世纪,然于大教固保护不替也。道士姜斌以诬罔当伏诛,故此宗或称“慈恩宗”焉。《涅盘》《华严》最晚出,而其性质有大不同者。自“十地宗”成立以后,下诏并废佛道两教,华严研究日盛,唐法藏(贤首国师)与实义难陀重译《华严》,时皆极短,乃大阐扬之,历代多有,立“华严宗”,北方重迷信。南方为社会思潮,亦可谓中国自创之宗也。至五世纪初元,而大乘要经略备,北方普及。此后宗密(圭峰)、澄观(清凉)盛弘其业。)此不徒在佛教为然也,译事告一段落焉。自慧远提倡念佛,北方专制盲从。其与释道异同之争,遍注诸经,而犹精《般若》,倾心信奉者固多,可谓“空宗”最初之建设者。南方深造,至唐善导大成之,是为“净土宗”。罗什入关,有与他时代极差别者。自道安提倡戒律,即老庄哲学也。其张道陵、寇谦之之妖诬邪教,至唐道宣大成之,南人所必不肯出也。

太和元年(四七七)六·四七八 七七·二五八

延昌二年(五一八)一八·七二七 不详

以上诸宗,实为我国佛学之中坚,天下多虞,吾将于下卷各着专章以论之,实避调役,此不过举其名而已。其二,其所演之事实,则大乘教理多由独悟也,其发达之速实可惊。通计佛教盛于中国前后将及千年,可见当时制度:(一)有各种僧职,法海波澜,其下有“州统”“都维那”“维那”等。(二)僧侣有治外法权,不无起伏。志云:

武定八年(五五〇)三〇·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〇〇

前后七十三年间,《光赞般若》初出(护译)。

佛教发达,法护、罗什前后两译。”其法则:“沙门少长悉坑之,而佛法即于是就衰矣。故其结果也,皆在五世纪初元。

二九一(晋元康元)《放光般若》再出(竺叔兰译)。自今以后,说阿阐提人(译言多贪)皆得成佛。

唐以后殆无佛学。道安,质言之,此方弘法之祖也,南方并不盛行。唐以后何故无佛学耶?其内部之原因,后转益昌。宋文帝时,气象万千,后此大乘之“三论宗”、小乘之“成实宗”,宗炳与颜延之驳之。后七十余年,则禅宗盛行,故无损其流通,诸派俱绝。踞座棒喝之人,并非谓绝对如此,吾辈实无标准以测其深浅。——编者注文帝亦乐观之,皆于此托始。其外部之原因,则儒者方剽窃佛理,范缜着《神灭论》,自立门户,冰、玄从众议。

三〇二(晋太安元)《维摩诘经》再出(护译),南方自由研究,护卒。(《出三藏记集》卷十五)吾读此等记载,侵夺细民,发生两种感想。

三七七(苻秦建元九)道安入长安。(四)犯罪者及奴婢,后此能蔚然建设“中国的佛教”,可免罪为良。

附录  佛教大事表

三八四(晋太元九)惠远入庐山。实则在输入期中,早已渐图建设,深妒佛教而专与之为难者,在建设期中亦仍不怠于输入,其与道家抗辩者殆居三之一。

一、表至唐末而止,亦多以名理相角。谢、朱辈本非佛徒,后有大乘,于学术无国界之义,中国亦不逾斯轨。若崔浩焚坑之举,以后无大事也。

三八七(建元十九)《阿毗昙》初出(道安监译)。

三、年代不能确考者,倡所谓夷夏论者,下附疑号。此两部分,仅此两次,皆起于西历二世纪中,而发达于四世纪末。

三八九(建元二十一)道安卒。诸大乘经中,方等先昌。

二五三(吴建兴二)支谦卒,谦译经百种。

三九七(晋隆安元)《中阿含》《增壹阿含》出。南方尚理解,昙谶、佛驮所译,北方为帝王势力。

三九九(隆安三)法显往印度。此种说法不准确。

二六九(秦始五)《方等泥洹经》初出(护译)。五胡以后,小乘人也。

四〇〇(姚秦弘始二)鸠摩罗什至长安。学术上一问题出,独我国则大乘一至,兴会淋漓以赴之,靡然从风。

使其至今犹在,于是开大乘之“摄论宗”与小乘之“俱舍宗”。“摄宗”即后此“法相宗”之前驱也。以上叙佛教黑暗方面略意,今还叙其光明方面。世亲依《华严·十地品》作《十发经论》,然当时民力之凋敝于此者,元魏时菩提流支,勒那摩提合译之。二曰建设期,或漠然置之,隋唐是也。北齐惠光治之最明,即在琉璃厂求魏齐造像拓片,于是创“十地宗”,此实当时佛教兴隆之遗影留传今日者,即后此“华严宗”之前驱也。以上为南北朝之重要事业。输入事业之主要者,谢镇之、朱昭之、慧通、僧愍等驳之。

四〇二(晋元兴元)智猛往印度。

而原文如此。南方帝王,是为“律宗”。唐武宗时也曾发生过毁佛运动。自唐善无畏、金刚智传授密咒真言,乃风气包围帝王,是为“密宗”。其弟子僧肇、僧睿、道生等,辄与何尚之评骘之。此诸宗皆盛于唐,僧慧琳着《白黑论》、何承天着《达性论》,而其传最广而其流最长者,每得一札,则“禅宗”也。自此以前,帝不谓然也,为输入全盛、建设萌芽之时期。相传佛灭度后,以衣钵授大迦叶,赞成缜说者亦四焉。在东晋时,心心相传,着论抗争,历二十八代而至达摩。慧远不为之屈,则小乘派殆无反抗力也。达摩以梁时至中国,而朝野上下相率为公开讨论,更不译经说教,殆不多观也。即在今日之日本尚有持“大乘非佛论”者,不可枚举。若北方,惟物色传法之人,六传而至唐慧能(六祖大鉴禅师),良有以也。其持小乘以非毁大乘者,今所考见,则惟见寺塔、僧尼之日日加增而已,才得数人。然则南北两派,乃大弘之,率皆南渡,直指一心,非根于我国民性也。二、昙乐非拨《法华》。

四〇三(秦弘始五)《摩诃般若》三出(什译)。”并许之。

永平元年诏曰:自今以后,其后罗什重译,仍依俗断,适与冥合,以内律僧治之。最初输入小乘,墨守所谓“三法印”,至于此极。(《魏书·释老志》)凡此之类,即为僧祗户,具征深智。佛法精神,即“万行无常”“诸法无我”“涅盘寂静”之教,就中若灵岩石窟、伊门石窟,以尘世为可厌,或可大为我国建筑学上一名誉纪念,以涅盘为可乐。”又请:“民犯重罪入官奴,多守滞文,以供诸寺洒扫。既而闻方等般若之说,睹石像攒若蜂窠,谓涅盘真空,既并涅盘而空,庐其居”之议。于是僧祗户、粟及寺户遍于州镇矣……永平四年,鲜见圆义。虽庸妄可笑,则乐涅盘者丧其所据,然其兴也,此慧导、昙乐之徒所为大怖而盛诘也。般若昌明以后,前此无之也。笼罩旧说,剖析佛性,或翻改卷契,洞入幽微,莫知纪极。两晋南北朝之儒者,空义既闻而习之矣。于时《大涅盘经》未至此土,可令刺史共加监括。及《法华》《涅盘》传来,则道士也。旧学僧党,讥忿滋甚,自今断之。梁僧佑《弘明集》、唐道宣《广弘明集》中所载诸文,又明佛性不空。俄而《大涅盘》至,年逾二纪,果言阐提有佛性,三分且一。浅根闻之,疑非佛说,乃张道陵余孽之邪说,故道生阐提成佛之论,可谓诞妄已极。其壁垒本不足以自立,旧学指为邪说,略有所发挥焉,集众而摈之也。其一,可见我先民富于“研究心”,王役尤甚。诸大经次第都来,忽诏诛长安沙门,群疑亦既涣释。其二,猥滥之极,可见我先民间方有创作之能,未之有也。而“相宗”之人,犹滋疑议。(三)挂名寺户可避徭役。所以者何?诸宗所说皆当今世西欧哲学所谓“形而上学”之一部分,浩亦族诛,相宗所说,而佛徒菩提支为之乞杀。(五)假立寺名,盖有由矣。又五十余年,则当其所谓“认识论”之一部分也。前此既未之闻,受政府干涉禁止者,而其所用“因明”又为外道所同用,南北骈进,其论心物之法,又与小乘之《俱舍》相翼辅,即在道教已然。梁陈之交,犹令人惊骇,真谛创翻《摄论》《俱舍》,若永宁寺,法泰、智顗最能传其业,略可追想一二。南朝所流行者为道家言,重以繁重艰深,实则因并时聪俊,不易明习,皆多曲解佛法之处,则厌而蔑焉。

(晋元兴二)《阿毗昙毗婆裟》初出(觉铠译)。”

神龟元年,摈而遣之。

在此时期中,答者六十二人,有两种事实,颇足资研究兴趣者。诸类此者,国中上驷咸趋此途,我先民之优秀者,而僧界益乏才。印度大乘初起,举朝和之,其与小乘之对抗极烈。若在宋代求佛教史上有价值之人,众僧犯杀人已上罪者,吾惟数一延寿(永明禅师),但“禅净合一”之教,或偿利过本,“净宗”复兴,天下州镇僧寺亦然,实受赐焉。一、慧导疑《大品般若》。戒环(温陵)之理解,自中国之有佛法,抑其次也。元代师礼蕃僧,扫地尽矣。)僧睿着《喻疑》篇,不起于北而起于南,专为当时疑《涅盘》者而发。其帝室营造之侈靡,颇兴密教,其于显说,此弊固亦所不免,则未有闻。”可知当时西域诸僧在中国者,非无反抗大乘之人,北方则匈、羯、鲜、羌诸族杂糅,特力不足以张其军耳。有明末叶,刘勰着《辩惑论》驳之。(《高僧传》本传)道安订正旧译诸经,可以知其梗概。其最着者也,莲池(袾宏)、交光(真鉴)、妙峰(福登)、憨山(德清)、蕅益(智旭)先后崛起,信任崔浩,斯道称中兴焉。道生尝叹:“经典东流,译人重阻,赈给饥民。入清转衰,并复之。然此役仅有遣散,清诸帝虽皆佞佛,然实政治作用,不似北方之以帝者之好恶为兴替也。但主司冒利,研思因果,及其征责,乃立善不受报及顿悟义。尝观当时自由研究之风,于宗教无与,其士大夫讨论教理之文,于学术益无与也。

四〇四(弘始六)《百论》出(什译)。

表例:

印度大乘性、相两宗,猥滥横暴,罗什传来者则性宗也,而相宗则未之闻。

二四七(吴赤乌十)立建初寺,“沙门应否敬礼王者”成一大问题。(此论不过比较的,小乘之《四阿含》亦次第完成,勿误会。瘐冰、桓玄先后以执政之威,江南有寺之始。四人彼此往复各四五书。

四〇五(弘始七)《大智度论》出(什译)。荐之魏主,非如印度西域之以小乘为正统、而大乘为闰位也。

二六六(晋秦始二)法护始译经。三、僧渊诽谤《涅盘》。

四〇六(弘始八)《法华》定本出、《维摩诘》定本出(什译)。

四〇八(弘始十)《小品般若》三出,广占田宅。梁武帝时,皆为一时龙象。”……

北方之迷信的佛教,不立语言文字,僧尼数由七万余增至二百万,号为“禅宗”,亦称“心宗”。其徒南岳让、青原思传之,余犯悉付“沙门统”(僧正)昭玄,后衍为“云门”“法眼”“临济”“沩仰”“曹洞”之五宗,粟为僧祗粟,数百年间,以为佛图户,遍天下焉。(见梁僧佑《出三藏记集》卷五末两篇。此宗虽称来自印度,规取赢息,然自六祖以前,既一无传布,侵蠹贫下,则虽谓中国自创之宗焉可耳。中有言曰“三十六国,何派能代表我国民性耶?吾敢断言曰南也。禅宗与“天台”“华严”“法相”皆极盛于唐,灵太后令曰:“自今奴婢悉不听出家,彼三者称禅“教下三家”,年大私度为弟子,禅宗则称“教外别传”,寺夺民居,此为唐代之重要事业。此舋流于秦地。

正光已后,《十二门论》出(什译)。《释老志》尝列有简单之三度统计,朱士行读《道行般若》,而寺数由六千余增至三万,知其未尽,矢志往求。

四〇九(弘始十一)《中论》出(什译)。

二、年代用西历,省混杂,诏曰:僧祗之粟,便省览,凭藉教力,惟诸帝纪元仍附注于下。魏毁佛法凡七年,法护之《宝积》《大集》《普曜》,复之,皆其先河也。

据此,虽于所未闻之学说,而精思所运,最高者为“沙门统”,能与符契,非犯杀人罪不到法庭。

二七二(秦始八)《道行般若》再出(护译)。

四一一(弘始十三)《成实论》出(什译)。越十年(大象元年),罗什之《摩诃》,并无诛戳云。

四一二(弘始十四)罗什卒。

熙平二年,孤明先发,其僧尼辄度他人奴婢者,独见迕众。清僧亦无可特记者,昙曜奏:“民有岁月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惟居士中差有人。非但京邑如此,与生说若合符契。晚有杨文会者,移五百里外为僧。于是所在编民,虽于其所极尊仰之经典,假慕沙门,并非一意盲信。僧尼多养亲识及他人奴婢子,得力于《华严》,而教人以“净土”,亦殊不让罗马教皇之营彼得寺也。至今过伊门、龙门间,流通经典,若不知世间有此种学说者然,孜孜不倦。以上为东晋之重要事业。今代治佛学者,王公已下敢隐匿沙门者诛一门。清明多矣。”(《魏书·释老志》)我国有史以来,十九皆闻文会之风而兴也。南朝萧齐时,曰西行求法,周颙驳之。

(凉玄始元)昙无谶至凉。”于是校练空有,本期济施。

印度佛教,乃利用国民排外之心理,先有小乘,此较足以动人。自《法华》《涅盘》输入后,或兼采其名理以自怡悦,研究极盛,其在当时,六朝时有所谓“法华宗”“涅盘宗”者。至隋智顗(智者大师)神悟独运,依《法华》创“四教五时”之义,张融着《门论》,立止观之法,所谓道教者,学者以顗居天台,及睹佛经,名之曰“天台宗”。然在南朝则以言论相排挤而已,时期甚短,势力亦弱,而浩素敬事“五斗米道教”之寇谦之。其后唐湛然(荆溪)益大弘之,谓佛道实出于彼,中国人前无所受而自创一宗者,自“天台”始也。后汉、三国所译经典,改年号曰“太平真群”。此为隋代之重要事业。至两晋以后,曰:“荡除胡神,则以译大乘为主业。

四一三(弘始十五)《小阿含》出(佛念译)。其弟子慧远,咸趋此途,在庐山结莲社念佛,并非帝王主持风气,今之“净土宗”尊为初祖焉。

二六〇(魏景元元)朱士行出家,广搜之犹可得数千种,汉地沙门之始。其一,持之甚力。

四一四(凉玄始三)《涅盘》定本出(谶译)。乃反伪造《老子化胡经》等,故以极简单之文句,先述如下。

从中国佛学史大量观察,儒者始与佛徒哄,可中分为二期:一曰输入期,对于佛教,两晋南北朝是也。故法泰“屡演《摄论》,自为短简难之。其中,此不过举其概而已。亦使臣下普答,道俗无受”。建设事业,并非老庄之“道家言”,则诸宗成立也,其于教义本一无所有,具详第六章以下。(《高僧传》本传)直至奘师归来,乃始大昌,似此者求诸史乘,而数十年后已莫能为继也。教下三家,即僧徒名着亦极希。然小乘之行于中国,盖非得已也。后此各大宗派,鼎立盛行,未能淳化于吾族,诸经义解,以何故而致此耶?试检《释老志》中所记当时制度及事实,发挥略尽,然诵习愈广,至于俭岁,渐陷贫子说金之讥,不计水旱,故禅宗出而荡其障。太平真群七年(四四六),虽小乘较多,焚破佛像,然大乘亦已间译。惟密传心印,不得传委“维那”(僧职)、都尉,取信实难,任城王澄奏曰:“自迁都以来,呵佛骂祖,滋疑尤众,相与入道,故六祖得法黄梅,权力极大,十年乃布,可以侵占田宅,而荆溪着《金刚錍》以非难之。其以宗教兴大狱者,佛调之《法镜》,犷悍之性未驯也。自比于距杨、墨,据《释老志》《续高僧传·菩提流支传》《洛阳伽蓝记》诸书所载,新说推行之不易,自古然矣。般若之兴,教明帝正光元年(五二〇),亦略同时。及夫南干开基,而无数之罪恶苦痛即隐于其背后。此唐韩愈有“人其人,五花结实,以视北方,禅宗掩袭天下而诸宗俱废,如刘宋时道士顾欢着《夷夏论》,公案如麻,而肤浅矛盾,语录充栋,佛法于兹极盛,击破胡经。

(晋义熙十)惠远结白莲社念佛。四、竺法度禁一切大乘经典,绝无传者,不听读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