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萧红一举成名的是《生死场》。是在1935年鲁迅的资助下，与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叶紫的《丰收》一起编入《奴隶丛书》出版的。鲁迅在序言里称赞道：“生的坚强和死的挣扎，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并称她为“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
女作家刚从事写作的时候，无不是从自己的爱恨写起，细细碎碎的情爱故事，缠绵优美，但总显得不够大家气派。萧红不是，她触笔就是最底层的麻面婆、二里半们的苦苦挣扎，他们动物一样活着，麻木呆滞，每天在贫瘠的黑土地上艰难劳作，每一次的生育、疾病带给他们的都是生与死的较量。
当年的她那样年轻，却有着对卑微生命别样深刻的关注。未尝不是她对自己的看法。那些在童年时铭刻于心的人和事，在此刻自身遭际的映照下，更显得清晰。写下别人的苦难和不幸似是对自我的关照，让女作家明白，苦难是与生俱来的，人活着就是承受苦难。这种渗入骨髓的悲剧精神在她的作品里闪烁出光辉来，使她的作品区别于她同年代的作家们，在70年后的今天依然分外耀亮。
与萧军在一起的五年，全在萧红的散文集《商市街》里了，她琐琐碎碎、不厌其烦地记载下来：得到了稿费的欣喜；家用之物的留恋；饥饿；寒冷……还有怄气，争吵，有别的女子介入二人世界。越是相爱越是不能容忍一点点的情感背叛。情感无所归依时，萧红去了日本。但是，能够逃到天涯海角却逃不脱自己的心。
半年后她回来了，却悲哀地发现，那道裂缝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悄无声息地越来越大。彼此的人生选择，对世界的看法都出现了太大的差异。萧军选择了投笔从戎，融入集体的民族的洪流，他骨子里是个英雄，流淌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大丈夫一去兮不复还”的英雄血脉。
而萧红呢？虽然她离开萧军，嫁给了端木蕻良，是她再一次的遇人不淑。但我以为，萧红以惊人的准确认识了自己，她的精神气质，她的写作追求，都注定了她是属于个人的。
或许，经历了风雨沧桑之后，萧红已然发现一个真理：和谁在一起并不重要，情感和生命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用文字给自己营造出真正自由的空间。也只有在文字里，她不再是那个昏昧无知、被人嘲笑的女子，不再是某人的附属品，而是一个精灵般的女子。
然而苦难并没有因为她的彻悟而结束，它早就缠上了她。
萧红发现自己怀上了萧军的孩子，那个貌似温存的端木不知躲到什么地方去了。最困难的日子，她是独自一人的。仿佛又回到了松花江边黑暗的库房里，独自吞咽着冰冷的泪水。梦魇般痛苦的孤独。在她怀孕九个月的时候还在逃难，被码头的绳子绊到在地，很长时间后才被路人发现，把她拉起来。她挺着大肚子，每天抽烟、喝烈酒，自己麻醉着自己。后来她生下一个死婴。
对萧红来说，这一次的死里逃生，使她对生命的脆弱和短暂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个人历史中的惨淡、隐痛、不堪回首的创伤，是伴随年龄、阅历和心智的渐渐成熟才越发变得清晰。
所有曾经的懵懂都已经了解，所有的困惑都知道了答案。洞悉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女作家选择了悲悯的叙述眼光。她沉浸在呼兰河童年的回忆中，并在那里找到了心灵的归宿。
她用成熟而又充满童真的语言描画出了那个偏远小镇的风俗人情，写得如同一首古老的民歌。后花园闪着别样温馨的光芒，隔了几十年怅惘的回望，而格外令人留念。
“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它若愿意长到天上去，也没有人管。蝴蝶随意的飞，一会儿从墙头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有从墙头飞走了一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来的，又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这个。”
“是凡在太阳下的，都是健康的，漂亮的，拍一拍连大树都会发响的，叫一叫就是站在树对面的土墙都会回答似的。”
“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
多么自由的图景，童话一样优美的语言和意境！在她颠沛流离的生活之后，后花园简直就成为了她心目中的天堂。什么都是自由的，为着各人的生活蓬勃的生长，不受限制和阻碍，没有闲言碎语，没有粗暴干涉。活得明朗快意。
自由，这个生根一样疼痛在女作家心里的词，她一辈子不都是在为这个词而奔波，而经历艰辛坎坷，而受尽屈辱，而痛苦吗？而自由始终离她那么远，她所有反抗都变成了屈辱和痛苦，现实的困窘，物质的匮乏始终如影随行。她一生都在挣扎，想要自由地做一些事，却落得屈辱的命运，一生都在贫病交加中。
于是后花园里的黄瓜、蝴蝶让她无比留念，于是在怅惘的追忆中，她的笔依然露出刀锋一样的尖利。
“我就是看着恶长大的”“我们活着，就是‘生’和‘死’，生是锁，死是锁里面的簧”。这才是她对人生的理解，才是她写作的真实用意。
鲁迅对阿Q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萧红则对她笔下的人物多了一层嫌恶。被认为“兄友弟恭，父慈子爱”的老胡家，活活打死了那黑乎乎、笑呵呵才十二岁的小团圆媳妇，仅仅因为她“太大方了，不象个团圆媳妇。”进门没几天就开始不分昼夜地打，吊在大梁上用皮鞭子狠狠地抽，用烧红了的烙铁烙她的脚心，打出毛病后又夜夜跳大神……甚至当众剥光她的衣服，把她按在滚烫的水中洗澡。看客们眼看着小团圆媳妇受折磨，个个眼睛发亮，人人精神百倍。就连她的死，也只是众人的一口闲聊的唾沫。她的笔像一把锋快的刀子，刺痛了习焉不察的生活里的蒙昧无知。读书的人因着这痛，也反观着自己。
在她的文字里，我们惊讶地看到，这个怀着天真、幻梦和飞翔的激情的女子，同时又对阴暗险恶的人生有着多么清醒、深刻的颖悟！
只是，天妒英才，才华深似海的萧红，偏偏命运薄如斯。上天只给了她八年的写作时间。八年，还要加上漂泊的生活，情感的折磨和身体的戕害。而这些早已经提前透支了她的生命。《呼兰河传》写完后不到两年，萧红就在孤独凄凉中死在了香港。临死前，身边没有一个护理的人。
在一张纸上，她写下了这样的遗憾：“我将与碧水蓝天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心不甘，心不甘。”
仅仅三十一岁的天才女作家无声地离开了人世。只留下那些杰出的作品，依然散发着北国冰雪的清冽和腊梅花淡淡的清香。
六、林徽因：一身诗意千寻瀑
有一种女人常常让人觉得醉在春风里，不知不觉被牵引，被迷醉，被她牢牢地吸附在身边，忘却所有的烦恼和忧虑。也忘却了自己。
林徽因就是这样的女人。
如果说她美，倒也称不上绝世容颜。不过清秀而已，淡雅而已。从来用不着刻意装饰，也从没花心思雕琢自己，眼波流动处的诗意是她最好的妆采。她美在神采，美在风韵，美在气质，美在诚心待人的真挚。
这样的美是没有几个人能够抵抗得住她的魅力的。
提到女人，提到女人的美，尤其是有名的女人。人们总会不由自主地想到与她相关的男人，那些爱她或者被她所爱的男人，那些因她发生的缠绵故事总是被津津乐道，一再传扬。
说到林徽因，人们就会说起徐志摩，那个多才多情的大诗人在婚后遇见了豆蔻年华的林徽因，宛如董永遇见了七仙女，一颗才情洋溢的心便全部系在了她的笑靥上，为她相思成灾，为她魂牵梦萦，为她甘愿冒天下之大不韪，向结发六年的妻子提出离婚。
可能实实在在出乎林徽因的意外，她毕竟只有十六岁，十六岁还是一个幻梦的年龄，一个在诗歌中神思飞扬的年龄。十六岁是桃树的初绽花蕾，是杨柳的初泛鹅黄，是夜莺才学会啼叫。刚刚品尝到人生的甘美，一转眼看见了现实中的纠葛，纠葛中的伤痛和残酷。她虽不能体会张幼仪的痛苦，却也以一片纯真体察到了那条道路的凶险。
无论世人以何种不怀好意的目光来审视这段感情纠缠，审视林徽因，我都认为，她是多么无辜，她只是因为太年轻太有朝气太有吸引力。她原本就是一首绝妙的好诗，怎不吸引了诗人前去吟诵？
即便是她当初也曾动心动情，即便是她最终选择了梁思成，选择了清朗疏阔的道路，又怎么能怪她呢？即使好几年之后，徐志摩回忆这段时光，也是这样说：“我这一辈子就只那一春，说来可怜，算是不曾虚度。就只那一春，我的生活是自然的，是真愉快的！（虽则碰巧也是我感受人生痛苦的时期）……说来奇怪，竟像是第一次，我辨认了星月的光明，草的青，花的香，流水的殷勤，在那个春天里发现了世界的美，所有物事都铺展了流霞。”
爱一个人就一定要拥有她吗？得到了她的人，得到了婚姻才是一段情感的完满归宿吗？世人为此争执不休，喋喋不已。为什么不能听听徐志摩自己所说呢？虽然尝到了失去的痛苦，但那曾经拥有过的日子不是灿若云霞，永远留存在记忆的天空了吗？
即便是后来遇到陆小曼，有一段焚毁身心的情感燃烧，即便有著名的爱眉札记流传后世，可在诗人心里，“那一春”是不必落笔纸墨的，因为它早已融进了灵魂。
他们后来是终身的朋友，从最初的迷恋已经变成一辈子的互相扶持。这样的情感朗如明月，香沁寒梅，才是最美的结局。
不是每个人都能让自己的初恋情人成为朋友的，不是每一段情感都能诗一样优美。把握尺度的人是女人。一个好女人是一所学校，也是一座春天的花园，她会凭借理性和超越男女之爱的馨香处理好每一件事情。
与林徽因联系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哲学家金岳霖。人们传说他逐林而居，终身为她不娶，甘愿做自己情海里的一株水草。“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就是他送给林徽因的挽联。在他的心中，林徽因就是这样一个诗情洋溢，美若春花的女子，令他迷醉，终身追随。哪怕她已是别人的妻，哪怕她永远也不可能属于自己。只要爱着，只要眼前有她，一切就足够了。
在林徽因去世多年以后的一天，他忽然宴请一班旧友，在饭桌上潸然泪下：“今天是徽因的生日。”甚至在他八十多岁的时候，有采访者前去采访他，想请他写一些关于林徽因的文字，他说：“我所有的话，都应该跟她自己说，我不能说。我没有机会同她自己说的话，我不愿意说，也不愿意有这种话！”
这是多么刻骨铭心的深情，圣洁如雪，高蹈如云，又是芸芸众生中几人能够理解的呢？
那么，在那个生命里究竟蕴蓄着怎样的美丽呢？只要有她，人间就是春天，生命便了无遗憾。
相比较这两段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她与丈夫梁思成的爱情反而显得寂寂无名，平淡平凡了。
可这平淡却是相携终身的幸福，是患难与共的真情，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共同面对人世的繁华和萧条的坦然和从容。
俗世中的众生不是一直都在渴望着这样的婚姻吗？“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老得我们哪儿也去不了，坐着摇椅慢慢聊……”
西式婚礼仪式上，新郎和新娘都要面对圣经和众人发誓：无论贫困富贵，都要相伴左右。
抛开那些所谓的浪漫，我们来看看梁林的婚姻，是多么值得羡慕的一对璧人。梁思成是国学大师梁启超的儿子，家学渊博，人也长得玉树临风。林徽因是林长民的女儿，他也曾留学日本，才情纵横，对生活充满热情，贪图风雅，对人生有着理智犀利的理解。
梁父和林父都是声名显赫的政界名流，又都是儒雅旷达的文人名士，又同样才识超群，情趣俊逸，又是世交，这给二人的婚姻扎下了极其坚实的根须。
而这对小儿女同时钟情于建筑学，一个厚重坚实，一个灵动飘逸，共同组合成了一对大师。在这里，林徽因的诗意不再只是清新灵动的几首小诗，而是融铸在建筑设计中的飞扬的才华，对美的独到理解。
因为痴迷于古建筑，她可以拖着多病的身体跟随丈夫四处去考察，在泥泞的乡间小路上，在坎坷的山道中，在臭气熏天，虱子到处爬的小旅店里，这株开在春天的娇花焕发出了另一种生命的活力，燃烧了绚丽的光彩。
在这种风雨兼程，相伴相依的日子里的情感不是更为华美么？人们常常忘记这一点，人们常常只记住了了她的浪漫的爱情故事，只知道客厅太太的妙语连珠。却忘了，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里，经常饥寒交迫的她是怎样坚守了对建筑学的痴迷，又是以怎样的毅力和奋斗精神做出了丰硕的成果。
有人这样说过：爱不仅仅是双目对视，更重要的是看着同一个方向。她和梁思成不但看着同一个方向，还相扶相携向那同一个方向进发。这样的爱不是更坚实，更可靠，更有人间气息吗？
如果有来世，这样的爱仍是最正确的选择。这样的女人仍会是一座春天的花园，是花园里最俏丽的那一枝。
我想起了南宋女词人李清照和赵明诚，也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却是那样好，好得如艳阳映照下的夏日荷塘。两人吟诗填词，赏玩金石书画，就连闺房之乐也常常是斗茶猜书。只是那段婚姻短暂得令人扼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