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部讲述的差异即是李洱的历史观，正是罗兰巴特的观点：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它会随着讲述者的语言而变化，所以无所谓真实与虚构。讲述者因为在特殊处境下的特殊身份以及厉害关系，故而在讲述中自觉不自觉地对历史进行了窜改，历史的真实就藏匿在这些缝隙深处。爱玛·卡法勒斯诺说：“受海登·怀特著作的启发，我把现实世界里的事件想象为一块布或一条缎带，历史学家只切割其中的片断。切割部位决定着他们的阐释。怀特说：‘同一事件可以成为诸多不同历史故事的不同要素……在三个不同的故事里，国王之死可以是开头，可以是结尾，也可以只是一个过渡性事件。’在我看来，切割部位对阐释的作用是，它决定哪些事件可以包括在阐释国王之死的相关配置之内。
小说中一位女歌手说，“花腔”是一种带有装饰音的咏叹调，没有几年的功夫是学不来的。确实“一咏三叹”，但是在白圣韬听来，“跟叫驴差不离”。在小说里，花腔并不是一种音乐方式，而是一种说谎的方式，有意掩盖真相。阿庆在前来调查他的反革命行径的“革命委员会”成员面前耍尽了花腔，却反复强调：“俺有个长处，就是不耍花腔。”白圣韬在国民党中将范继槐面前一再保证：“有甚说甚。”他们都知道自己所说的话对方未必就会相信，但是仍然竭力将谎言听上去更为可信。在这种花腔演绎下的关于葛任的讲述就因此真假掺和在一起，形成了这部历史花腔化的讲述特色。
当新历史主义小说思潮渐趋沉寂时，李洱以《花腔》宣告自己历史诗学的诞生。《花腔》的内容由三个当事人的讲述和大量的引文构成，葛任从没有直接出现在读者面前，一段段的讲述中，他的形象变得模糊和分裂。讲述者身份，阅历及在故事中所扮角色各不相同，这就注定了他们在各自的叙述中带上了不同的腔调和色彩。每个人都不可能成为历史真正的见证人，真实的历史是虚幻的存在。李洱对意识形态话语的解构昭示着葛任以及那段历史永远的都如柏拉图的经典比喻所言它们都是虚幻的存在。沃尔什认为历史的客观性几乎不可能达到，因为有主观性思维在左右着历史叙事。《花腔》的历史是在对话中产生的，它受制于对话的语境。就像李洱在《遗忘》里所说：“历史是一条长在嘴巴之外的舌头，和一块石头没什么两样。它无法言说，它需要借助别人的嘴巴确证自己。”而人性作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参与了历史的进程，众多的腔调背后，历史滑向错乱。
关于葛任在当时的生活状态，作品中有众多言之确凿的证据，根据李洱的说法，它们出自某年某月某日的报刊或者杂志，煞有其事的描写着一段段的战争和一幕幕的生活。而其实，这些看起来很真实的生活都是作家在故意的渲染一种效果，他把这种荒诞的叙述作为一种修辞肆无忌惮的在历史中横行。
“《花腔》是站在现代性的人文主义价值立场上讲述历史，对文本之外有一个客观存在的历史客体并不怀疑，对人的价值，对人的主体性并不怀疑，它的思想意义主要在于批判权力对个人的控制和践踏。”刘思谦教授的话说明了在那个时代知识分子人性的不确定性。他们在各种诱惑力面前无能为力，每个人都希望葛任幸免于难，但每个人都参与了他的死。最终的结局和意愿背道而驰，人们分裂的人格定格了这样的结局。他们对葛任的爱仅仅是希望他的死是别人下手，自己可以逃离谴责与不安。冷漠无情贯穿着整个的文本叙述，葛任的遭遇是整个社会的悲哀。
《花腔》中葛尚仁的祖父非常宠爱他的一只猫，因为爱之太过，便在死之前杀了那只猫咪，熬成一锅汤喝了下去，他认定那是对它最好的爱。葛任就是死于这种爱观。他是一个诗人、翻译家，革命家。曾东渡日本留学，北上苏联学习马列主义，拜见过托茨斯基，聆听过列宁的教诲。被认为“以身殉国”“英勇战死”时，他实际上在大荒山做小学教师，一边养病，一边写作自传《行走的影子》。小说中他多次有逃跑的机会，但是都放弃了。卷首语中有一个耐人寻味的交代，他说：“有人说，葛任的生与死，其实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生与死。还有人说，葛任身后长着一条尾巴，一条臧否各异、毁誉参半的尾巴，一不小心就会抽打住您的神经末梢。”作者申明，葛任是我的一个亲人，“我对他的爱也与日俱增。”与其说作者在扒拉历史的真相，不如说他在寻找个人生存的真相，对政治、革命、知识分子命运等的一次沉重而深刻的思考。窦思忠在决定葛任命运时所说：“要把他看成某一类人，这类人一世英明，却在革命的紧要关头犯下了天大的错误。如果我们还像往常那样深爱着他们，那么除了让他们销声匿迹，没有别的好办法。”认为杀死他是对名节的保护。
葛任渴望远离政治，却陷入了政治的漩涡。他是个个人主义者，有自己的憧憬与理想，但他的生命成了权力之争的牺牲品。在他的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他对范继槐说他的志愿是当一个自由自在的文人，可是实现这种个人的自由愿望是多么的难。
斗争无处不在，党派之间，人与人之间，历史与现实之间，国与国之间。斗争触及到灵魂和肉体，血淋淋，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各种各样的争斗。历史之途就是一条充满凶险的争斗之途，弱者就是陪葬品，美好品质、个人身份都成了陪葬品。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是被窜改和蒙蔽了的。这也就涉及了新历史小说的诸多对历史的看法。
《花腔》引发了我们对于历史与现实，真实与虚构，记忆与遗忘，个人与群体等诸种生存状态的体验和考察。知识分子在李洱那里受到深刻的考察，他超脱的观望和嘲讽着知识分子的一切喜怒哀乐。李洱的小说总是让人感觉意犹未尽，关于后来的情节以及故事的真正结局都是由读者完成的，他用语言及情节的与众不同来使读者融入其中，发挥自己的想象，引发读者沉重的思考。
《午后的诗学》中费边是位大学教师，他一张嘴就是诗学，是对自己日常生活的精妙分析，有时还包含着最高类型的真理。90年代初他们经常聚会，这种带有知识分子沙龙或者自由主义者聚会的形式，实际上是对焦虑的一种主动抚慰，渴望在这种形式里得到缓解。有着“那个时代特有的颂祷、幻灭、悲愤和恶作剧般的反讽。”过去的朋友韩明当上了系主任兼党支部副书记，在即将上任前把三把火的想法（政治学习打卡；开办学术讲座等）告诉了费边，费边却将哈姆雷特的名言送给他：“在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唉，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振乾坤的责任。”如果放在韩明当官之前，这句话定会博得赞赏与共鸣，但时势的改变却使这句话显得不合时宜，甚至在韩明看来有讽刺和嫉妒之意。费边在妻子生孩子时未参加政治学习，便被扣了五十元奖金。
两个人正式闹僵是六月下旬准备系里的歌咏比赛，韩明亲自监督老师们的排练，并训斥了一些老师。费边插科打诨说，记不住歌词应该怪那些歌词文理不通，文过饰非，虚张声势，咋咋乎乎，和真实相违背，先天具有被遗忘的性质。费边的话解构了严肃的训斥气氛，使话题巧妙地转向。并得到了呼应，一位写过《建安风骨论》的副教授说，往人堆一站，听大家打狼似的一吼，舌头就不听使唤了。费边借题发挥，这些歌曲一旦与个体经验相脱离，就成了虚妄之物，记不住它，是因为它遭到了人的记忆的排斥。即便借助强势力量侵入了记忆，也无法在记忆中扎根。因为你发出的是别人的声音，它取消了个人存在的真实性。这一段颇见功底的发言如果从纯粹学术的角度出发，是非常精彩深刻的。但是在此刻的氛围，韩明就认为是对他行政身份的抵牾，刚刚走马上任的韩明想通过这样一个活动“给自己的从政生涯来个开门红。”而在费边等人看来，为了争夺名次而反复排练的这类歌咏比赛是无意义的。二者的基本目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甚至精神气质出现了南辕北辙的差异。两人由口角争风升级为拳脚相加，两个人的友谊到此戛然而止。
费边开始整天琢磨可能会被捅刀子的方式：收集课堂内不谨慎的言辞，整理后交给领导；职称问题；朋友中造谣等。诗意的费边变成了世俗的费边。这段时间他嘴边的不再是诗学，而是民间谚语，诸如，“先下手为强”，“老虎屁股摸不得”，“死猪不怕开水烫”，“我也不是手端豆腐的”等等。这些话语反映出费边头脑里的政治意识和他对生活的认知。一个努力想要摆脱被异化的生活的人，发现自己已经被政治权力化，日常生活被权力所毒化。仅仅是与直系上司的一场顶嘴就足够让他草木皆兵，神经高度紧张，丧失了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这实际上是一种极其荒诞，极其苦涩，而又在生活中普遍存在的讽刺。而韩明由一个自由发表见解，在沙龙中畅谈的自由知识分子，一经披上官衣，便不能容忍异端和玩笑的存在，他要的是权威和统一整齐的唱歌队伍。于是费边的戏谑就成了对韩明主任权威的冒犯。
两个人由一场小争论上演为非你即我的生存大战，最后，权势人物出场，韩明被解除系主任职务，整天神思恍惚，被出租车撞断了一条腿，后服利眠宁自杀。双方的争斗以一方的死亡告终，闹剧变成了悲剧。知识分子的品格、骨气在此也一一被嘲讽，他们的知识也仅仅成为了装饰的花边，是夕阳中的诗学，即将沉没。
小说对其他人也没好气，几乎把文人的陋习都刻画了下来，因为是文人的刻画，故而更加入木三分。诸如办杂志流产，好卖弄嘴皮却难以付诸实践，性情中的柔弱，难当大任与嘴上的使命感、责任意识等。在荒诞中有嘲讽，语言不乏精粹、提神之处。尤其是以费边为代表的语言，是一个哲人、诗人的混合体发出的对人生、社会、世界甚至宇宙的感悟，深沉而高蹈的诗学随处可见。
还有《导师死了》中的封建帮主意识，阴暗卑琐的心理，在这样不择手段的追名逐利的文化环境中，人渐渐异化为非我。他们谨言慎行，人格萎缩，丧失主体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甚至行为能力。为了生存，甚至不是为了生存，他们降格以求，抛弃良知与操守。41岁的民俗学家吴之刚教授住在疗养院里一遍又一遍地修改他的民俗学专著，他才华平庸，因为娶了民俗学界权威常同升推荐的演员缪芊而被当作弟子，从而渐渐出名；常同升教授直到全身瘫痪，失语状态下还利用自己的权威地位对吴之刚进行打压，最终导致吴帮常洗澡时有意或是无意淹死了常，最终吴也跳楼自杀。“我”是吴之刚的学生，亲眼目睹了师长辈的作为，小说的结局，“我”与老师的情人、常同升的女儿嫦娥结婚，并修订了《中国民俗学原理》以备再版。很荒凉的结局，否定了一切良知、道德、操守。可算是“礼崩乐坏”的一个现代注解。在荒唐的表象下，有着深刻的、惊人的生活的真实，哲理的真实。从知识者的生存本相入手，从日常生活琐事——衣食住行、晋职调资，到最个体的最隐秘的爱情婚姻，情欲冲突，我们看到了当代知识者的一隅。
《喑哑的声音》大学教授孙良是一个矛盾的人，一方面他在麻将桌前消磨生命，追寻生活中一次轻松而迷人的猎艳，利用讲课时机推销自己的文集；另一方面，又像费边喜欢收集好诗一样，他搜集着生活中残存的诗意：黄昏田野中惊飞的乌鸦，艳遇中女人的羞怯的表情。对他说，邓林仅是他的一次猎艳而已，或许动了些真情。比如，孙良会突然想去看邓林，看见在公众面前有些做作的邓林，“想闹出点乱子来。”
但如此而已，在邓林一次意义莫名的哭泣时，他想：“如果她现在明白无误地对我说，她也深爱着我，那又顶什么用呢？”意义、爱情都隐藏在迷雾深处，似乎他的生活已经不堪负重，担当不起任何的真情。生活中的潜秩序与飞扬的灵魂诗意之间没有截然两立的矛盾，它们似乎是并存着，无关乎高尚或低下，都是生存，是生存的不同侧面的体现。
在李洱的小说深处蜷着一份无奈，或者说无聊，对人生意义的一种安静的否决。——看上去很精神抖擞地，很用劲很用力地。不再有束缚与挣扎，不再对谎言和欺骗愤怒，一切都因明白而麻木，因习惯而熟视无睹，而心肠冷硬疲沓下来。在充斥着对金钱、性的崇拜中，费边这位成长于六十年代的大学教师（职业）、诗人（爱好）内心深处顽强的保留着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的情愫：精神的优越感，迷恋写作。从他冲口而出的那些哲学家、诗人的名言可以看出他的性情。他甚至玩赏孤独。他越是用心描述费边的语录和他生活中的悖论，越是让人想到这个时代对精神和诗歌的压制。他的过于高蹈决定了他的生活只能靠诗和哲学来疏通精神的淤塞。这里显示出一种暧昧和矛盾。没有愤怒，没有屈辱感，对于现实生活的认知，他比别人更清醒更洞彻，游鱼其间，只是沉重肉身的无奈涉足，而非精神认同。于是更多的时候，他陷入精神的无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