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一张意味深长的照片
1957年的春天，比往年来得都要早。
草丛还留着残雪，湖里还结有冰层。只不过经过几次急骤而又温和的雨水，冬日枯索的树枝便在雨水的浸染中膨胀起来，茸茸的鹅黄新牙渐次爆开。随即一冬懒于梳妆的画眉，就在日愈转绿的树枝上一试自己的新声……
然而，最浓郁的春信，并不来自让江南铺上一层锦绣的粉红桃花，嫩绿的柳雾，以及雪白的山茱萸花。而是来自北方一位魁伟的身影，一个从1956年风跌浪宕的大河里撞击思索也获得力量的中国之春的纤夫。
2月27日，毛泽东以国家主席的身分，召集了第十一次最高国务（扩大）会议。在这个有1800位党内外负责人士参加的会议上，他作了长达四个多小时的、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
如果说，去年一月间周恩来的报告是一级火箭，苏共二十大后《人民日报》发表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及在匈牙利事件后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是二、三级火箭；那么，毛泽东的这一讲话则在它们的连续助推下，将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提升到一个新的、从未有人涉略的高度--
毛泽东把中国社会现阶段的“人民”界定为“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一个人如果反对社会主义革命，敌视社会主义建设，自然就成了人民的敌人；但列入“人民”的人，并不一定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热情拥护者，只要他有爱国心并乐意为国家工作，就将允许他保留思想上的那块“自留地”。
毛泽东指出：我们面前存在着两类社会矛盾。矛盾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对于敌我矛盾，当然要实行专政。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则要实行民主集中制，即在政治上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来解决。对抗性的矛盾，如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处理得当也可以转化为非对抗性的，如中国工商界的社会主义改造；反之，非对抗性的矛盾，如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党内与党外的矛盾，因为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官僚主义作风及国家制度的某些环节还有缺陷，处理不好便也可能转化为对抗性的，匈牙利事件就是一个证明。即使是学生游行、工人罢工，也不必杯弓蛇影，谈虎色变，而应该作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并着力铲除阻隔党群关系的官僚主义块垒。
“这显然是一种更加人道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既可防止斯大林主义的暴孽，又能警惕匈牙利事件式的混乱。但更令人鼓舞的是，在昔日浓浓的乡音送出了同样浓浓火药味的“斗争”之后，毛泽东宛如一个大家庭睿智而又慈祥的父亲，在这里以“团结”，一遍遍地告诫自己的儿女：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限，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继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新中国成立的声音之后，这是第二次在中国的大家庭里，令亿万儿女竖起来的耳朵都在倾听的声音。在随后举行的政协二届二次会议及中共中央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在各民主党派的中央机构召开的会议上，以及中共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都举行了传达和讨论。
至3月底，北京市约有35万党内外干部、教职员、大学生、工人、共产党员、民主人士、工商界人士听了传达报告；
在毛泽东的故乡--湖南，全省约有198000人，在无边的温暖里聆听了他亲切的乡音……
然而，无论是传达，还是录音磁带的播放，都不会反映最高国务会议现场的气氛。
对此，韩素音从某些渠道获知了以下情况--
在场的大多数党的官员，要不是对此心怀抵触的话，至少感到局促不安。我听说“有些人甚至在开会的时候起身走出会场”。值得注意的是，有的领导人并未出席这次会议。（《周恩来与他的世纪1898--1988》）
罗德里克则从《人民日报》3月3日刊登的这次会议的一张照片上，发现了蛛丝马迹。他查阅了这一期间刘少奇的行踪，自2月14日以后，他就没有在北京露面。3月，新闻媒体里，他出现在河南省，由此开始了长达2400英里的外省视察。然而这并不能说明他未出席这次会议，理由是这不是一次突然召开而是酝酿多时的会议，即使他2月下旬已到河南，但只需乘大半天的火车便可赶回首都。
此外，照片上毛泽东的右侧坐着彭真，这个位置本应是刘少奇的。这类场合的惯例是，国家主席的右侧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及其副手们依次就座，左侧则由国务院总理及其副手们依次就座。这一惯例已为1956年2月间举行的一次最高国务会议所证实，在这次会的照片上，彭真作为排名第八位的副委员长，坐在离毛好几个座位的地方。如果作为委员长刘少奇真没有出席会议，那么毛右边紧挨着坐的应该是首席副委员长宋庆龄女士。唯一的解释是，在新华社记者拍照的那会儿，或是那半天，刘少奇暂时离开了会场，并要还兼着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的彭真代他坐在那儿。
似乎那会儿，或是那半天，有事情的人都凑一块了，不仅仅是刘少奇缺席，还有五、六位政治局委员也不在自己相应的座位上……
罗德里克认为：刘这种态度显然是做给全国看的。毛在发表共产党政权产生以来他或其他人关于政治问题所作的最重要讲话时，刘却不打算在这个场合出现在他的身边。没有一位《人民日报》的读者不会得出结论，这是因为刘不同意毛所说的意见。（《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我以为这并非空穴来风，或是捕风捉影。
还在去年6月的一次全国政协会议上，周恩来作了一个报告，其主旨是为了反对官僚主义作风与教条主义思想，确保全体人民的信心和热情，在人民内部应该有最大程度的辩论自由。据此，法新社驻北京记者雅克·洛甘先生，当即向巴黎发了一篇关于中国民主前景的乐观报道。次日，他翻阅中国的几家报纸，想看看有关于这次会议的报道，使他惊异不已的是，自己送往巴黎的是一碗香味浓郁的肉汤，而在北京，肉不见了，有的只是几根骨头和一碗清水……这年年初，在一个很小的场合，章伯钧先生告诉民盟中央的几位同事，他最近与共产党的一位高级干部有过一次谈话。他的印象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可以作为德沃夏克的《新世纪交响曲》来听听，但千万别指望在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真会出现个新世纪。他建议民盟将主要精力放在双百方针的贯彻上，也许这一方针真得到了落实，前一个方针才有希望。后来在3月间举行的民盟中央全会上，章伯钧提到了这位高级干部的名字--习仲勋。
同年元月7日，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陈其通和他的三位同事，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认为：对公式化、概念化的批评是必要的，但是这一批评已被一些反对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人所利用。现在文坛的情况是，“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品逐渐少起来了，充满着不满和失望的讽刺文章多起来了。”
这一来自军方的意见，显然其矛头是直指秦兆阳的“碉堡”，刘宾雁、王蒙一类的“火枪手”，及徐铸成的一场“电影的锣鼓”。
王蒙被首当其冲，在这前后，整整四个月时间里，首都的一些报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除少数持不同看法外，其他的对他的《组织部来的年轻人》，采取了激烈的批评态度：或联系国际背景，认为它是修正主义思潮在文艺上的反映；或回顾斗争历史，指控它为王实味一类的《野百合花》；或是混淆小说与新闻报道的区别，根据小说里有一处提到“北京日报”，便认定故事写的就是首都的有关单位，并对小说的写作过程进行查究，由此殃及不少人……
一向呆在玻璃房子般太平的团机关里，王蒙哪见过这种风啸啸浪涌涌的阵势，他坐卧不宁，忧心如焚，对来看望他的那位朋友说：
“照这样推理、演绎，这样乱扣帽子，今后还有谁敢去写小说？”
如同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一定嗅到了来自他右边的冷漠，他也一定看见了《人民日报》上那张意味深长的照片。他不会不想起党的八大来，在这次会议上，他似乎是个配角，仅仅作了一个简短的开幕词。而洋洋洒洒的主角，是高个子的刘少奇和矮个子的邓小平，前者作了政治报告，后者作了修改新党章的报告。可实际上他才是真正利用了这次大会的主角，因为“八大”不仅是一条能试出他的同事们心灵真实颜色的石芯纸，还是一张挂在1956年墙上、能测出他们政治目光的视力表--
刘少奇如是说：克服思想认识上的主观主义，是保证党的工作顺利发展、避免重大错误的根本关键。主观主义的错误在目前我们许多干部的思想上和工作中仍能严重地存在着，使我们的工作受到许多不应有的损失。我们现在面对着新的条件和新的任务，我们必须解决许多比过去更为复杂的和不熟悉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努力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觉悟水平，不努力学习新的知识，钻研新的业务，而满足于对胜利的一片赞扬，主观主义的错误就必然会发展起来……
邓小平如是说：七年的经验同样告诉我们，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的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危险，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来说，不是比过去减少而是比过去增加了。而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结果，必然发展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这种错误在我们党内也不是比前几年减少而是比前几年增加了……
为此，党除了应该加强对于党员的思想教育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从各方面加强党的领导作风，并且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以便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我们需要实行党的内部的监督，也需要来自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对于我们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
刘少奇似乎否定了党与人民、党员与群众的矛盾，他承认的只是作为认识论范畴的主观与客观的距离。在他眼里，共产党的这座庄重的神殿，从镏金的尖顶，到雕花的廊柱，无不折射人民美好的理想，无不镌刻人民的切身利益。而进入这座神殿的人们，同样也是由特殊材料做成的，在神龛上一往无前的献身精神的光芒照耀下，有什么个人的私利不可舍弃的呢？虽会有主观主义的尘灰随风弥散进来，但并不会影响大殿里的神圣与和谐。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必须扩大党内民主生活。此外，可以加强马列主义思想教育的“唱诗班”，以及党员“一日三省”式的个人修养，从而达到心灵的进一步净化。
犹如教会不愿听到“狎妓”、“赌博”这类词一样，好像刘少奇对“官僚主义”这个词也有些忌讳；犹如多少世纪以来，神秘、静静的梵蒂冈，从不让尘世干预自己的事务一样，刘少奇也坚信：党不是通过别的什么，而只有通过自身，才能使高大的党更加高大起来……
邓小平似乎在持有另一种观点。
他肯定党与人民、党员与群众的矛盾。在有人群存在的地方，作为认识论范畴的主观与客观的距离，是普遍存在的，它不足以概括党处于执政党地位所引起的矛盾的特殊性。主观主义的尘灰可以随风吹进任何一扇心灵的窗口，但官僚主义的青苔，悄然爬上的只能是权力的磐石。
他对党、对这部自二十年代自己留学巴黎起便参与创造的历史的热情，丝毫不比刘少奇逊色，他却没有多少前者身上宗教式的气息。似乎他并不太欣赏“唱诗班”，与“一日三省”式的个人修养，共产党的“唱诗班”少吗？国民党的税，共产党的会。个人修养的天地小吗？从马列的洋洋经典，到毛泽东的雄文四卷，直至刘少奇的《论一个共产党员的修养》，走得完南极至北极，也走不尽这“山脉”的连绵博大。但哪一程都有人从党的大门里被清除去，他们在人格上远不如用一般廉价材料做成的人。他在同一报告里说到，一些人，即使仍在党内，如果“他们自以为是先进分子，是领导者，比群众懂得多，因而遇事不向群众学习，因此他们出的主意，也经常在群众中行不通”……
邓小平强调以党内外监督的巨大力量，让那块爬有青苔的磐石在中国的大地上滚上几滚，窃以为，这既出自他历来务实不务虚的个性，也多半得益于他深谙1956年以来毛泽东的心境。在党的八大上，继刘少奇的报告在代表们的嘴巴里留下难以咀嚼的某种暗示之后，他很快便随自己的报告，给代表们送上两支能剔去这暗示的牙签，一支是他根据1948年9月中共中央制定的《关于健全党委制》指出：中国共产党在许多年前，就已经采取措施以保证集体领导；另一支是，他认为对于毛泽东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于个人的神化”……
毛泽东自然欣赏邓小平的忠诚，在自己不便启口的时候，他将刘少奇藏藏掖掖的东西，以合乎逻辑的理由给摊开在“八大”的桌面上。
但作为一位总在不疲倦地注视政治风云的伟人，毛泽东应该更欣赏他在1956年墙上挂着的视力表上，所表现出的一点二以上的政治目光。
由此，我们便有几分明白，邓小平何以从“八大”前政治局里排名第12位，而在“八大”之后名列第6位，并由中共中央秘书长提升为政治局常委兼中共中央总书记；也能理解了在“文革”的暴风骤雨里，刘少奇何以被真的打得“永世不得翻身”，他作为仅次于头号的二号“走资派”，却能东山再起……
此外，毛泽东也不会不记起他读过不久的两份报告来。
一份报告是周恩来送来的。
1957年1月7日至19日，他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了苏联、波兰、匈牙利三国。自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总觉得从西伯利亚吹来的风不对劲了，也许，他还不很清楚赫鲁晓夫在这带着异味的风里，将会拧出一场怎样的雨来；也许，为了维持住社会主义阵营的篱笆，他还不想激怒那头脾气暴烈的俄罗斯熊，他给对方开的帽子工场尚在勘测地皮阶段。但他并没有让周恩来的这次访苏，变成克林姆林宫里的欢宴、伏尔加河上的畅游、乌克兰大草原上的漫步，他拾到了一张让胡志明惴惴不安的纸条，在这纸条上，赫鲁晓夫不顾苏联自己签过字的1954年日内瓦协议，建议联合国秘书长考虑将北越和南越作为两个独立国家，同时吸收进联合国。毛泽东认定赫鲁晓夫手里还有一份复印件，并将套上粉红色的信封寄去美国总统。他可以暂不评论苏共的内政，却难以对此等背叛兄弟国家的“外交”保持沉默。
临行前，他交代周恩来：
“你要好好地批评赫鲁晓夫一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