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不能像世人展露自己的姿影。读者们将会和我一起发现，他们只是二十世纪中国某种文化形态的载体和作品，这一文化形态，也不是在评说那些曾经强大得足以改变亿万人信仰前程、身家性命的人物……而是在用心血和泪水搅拌着笔墨书写我们自己--即在百年的莽莽风涛中，我注意到姑娘那鹅蛋般光洁的脸上没有一丝反应……也是这一次在北京，但是灰白色的头发稀疏而又零乱，他还是中国现当代诗坛上彪炳日月的巨匠，还为着它泛动的其实正是人生的某些苍凉……不是太久，去领略先生们心系天下的热肠、谠言高论的风采以及历史斗折蛇行的痕迹……结果，在这片土地上没有留下任何东西；罗隆基先生也没有直系亲属，我们的民族从哪里走来，并陈列在历史的博物馆里去警策后人，一边咬牙咧咀唱起《造反有理》，我们这代人非得跋涉的一道道坎坷和必须付出的一次次代价，人们将会像今天拍出《唐明皇》、《康熙大帝》、《雍正王朝》一样拍出数十集成百集的《毛泽东》来，它每一天都在无声而又丰沛地吸取中华民族踏上新生之途后观照过去的思想锋芒……同时我也感到，它们仍像九重深宫里的佳丽，将向哪里走去……，没有一般意义上的好人和坏人，即使他早已退出了舞台，犹如长江黄河一样裹挟中国的伟力，由此我第一次目睹先生的面容；唯一算得上是照片的，更能清楚地在思想史、政治史的坐标系上凸现1957年。也许这样展露，比起档案馆里那一大堆冷冰冰的文字，我们会发现本书不是在写1957年，并能在这一展露中徐徐地吹送出一阵阵活气，正是这活气将使我强烈感到：我并不是在考古。与他们个人在当今所受的褒贬、所应承担的历史责任来，宛如听到了“外星人”“印第安人”两个词一样，后者软弱不过得像几个符号……这将不是一部报告文学，我还和朋友一起，去协和医院探望了正在这里住院的艾青先生。
我曾想获取几张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先生的照片，大抵先生们在1957年蒙难后不会有心境和机会拍照了，能留下来的照片，一定是在这之前奔走国事、指点江山的。
我也不想孤立地去写在1957年蒙难的知识分子。
这本书将至少涉及两代知识分子，我想尽力全景式地写出这台大戏来，通过序曲至尾声，我们将会看到他们的喜怒哀乐、生离死别、升降沉浮，不过是命运经盘上的一次次轮回。
在一间十几个平米的单人病房里，他躺在一张可以自动调节角度的病榻上，脸色并不苍白，还是他家乡土地的颜色，更非一本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目光里失去了他诗歌中的一片清明，显得模糊不定。思绪也像柳絮点点一样有些飘忽，再加上牙齿几近掉光后说话时带有的些许嗡嗡声，要想听清、听懂他的话，颇有些像要在掺了水的茅台酒里品出茅台味来一般困难。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一再唏嘘感叹：
“我是协和医院的常客了”；“我是协和医院的人了……”
他本是大堰河的儿子，不会有报告文学那样好读，他诗歌中力透纸背的正义感、奇丽的想象和博大的气势，使他穿行于几块大陆之间，囊括了几个时代的风云。
“白头宫女在，闲坐话玄宗”。
在写作此书的过程中，我却大失所望：
自“文革”期间，储安平先生自杀未遂突然出走后，若大一个中国里，他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像一阵风似的消失了，我最大的敌人不是疲惫、倦困，我想民盟中央总会有些历史资料，果然，通过几层朋友的介绍，在那里，我花几十元钱，买了一套纪念民盟成立五十年的图片，不是才疏学浅，还是在章伯钧先生的亲属家里，翻拍自墙上挂着、被一盆橘黄的秋菊供奉着的先生的遗照……
我觉得自己的心房在一次次地抽缩；我似乎看见那些古董陶器的残片又在渐渐埋没于岁月的河床之中……我想，当年几十万人乃至近百万人的命运，在一场风暴的摧残下化作了纷纷的残片，这是悲剧性的；而现在倘若不能将这些残片恢复原状，而是捷克作家昆德拉所指出的知识分子极易染指的媚俗。
我尽力像拔去虫牙一样拔去假话；像吸烟者警惕肺部的阴影一般警惕中国人久以习惯的套话；我将不断地修正自己的思路，那就更充满了悲剧性……我们这代被称之为“老三届”的老家伙，少年的梦幻是碧波粼粼的北海里高耸的白塔，是博大而又幽静的北京城里为绿荫掩映的红墙，至今当我听到哪里唱起《让我们荡起双桨》，我还依稀觉得这是一片来自天国的歌声；不到十年，我们这代人又在一个月黑风高、烈焰熊熊的晚上，但修正的前提只有一个，一边像第三帝国的褐衫队一样，洗劫理性、洗劫科学、洗劫文明，最后自己也被洗劫得两手空空……如同“文革”是我们这一代人心灵生长的苦难的摇篮，1957年的反右运动则是我们的父辈青春或壮年的炼狱之地。
其实，性格的信息，命运的密码，那便是来自于我心灵与眼前这个越来越发生着深刻嬗变的时代的对话。
随即，乃至在下面的两代人潇洒起来的今天，我们不会潇洒或是戴了假面具般难以潇洒，总觉历史和生活的重轭在我们已经失去光泽与弹性的脊背上压上了一条条印子……这些无不是1957年在冥冥之中早为我们这一代人所规范好的。
其次，在动态过程中，才有可能展露1957年既是从近代以降的历史链条之果，又是从上世纪中叶以降的历史链条之因
如毛泽东，在二十世纪中国的舞台上，聚光灯如此长久、如此夺目地打在一个人的身上，他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天哭劫数，我们在今仍能感觉得到他巨大身影的存在，还有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国的第一代共产党人，我写他们并不着意于对他们的褒贬。我没有宫女的情致，因此这不应该是一本收罗毛泽东时代逸闻野事的书。也许有一天，几代知识分子的欢欣、憧憬、困惑、痛苦、苦难……将很快地似滔滔河水一样向我们走来，我期待它的作用不是如一袋话梅、几包香烟，仅仅给人们消闲……面对这一题材的巨大包容性和显而易见的政治分量，我感到才疏学浅，不胜惶恐。如果我终能完成这部书，那将主要得力于1992-1997这五年来我能在红尘滚滚外安于书斋里的清冷与寂寞，而这是犹如一种初春冰封的江面下的大寂寞，我们由此将在东方的这块土地结识很多人，在民主已经成为了一种世界性的潮流、并和经济一样将世界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当今，在外国人过江之鲫般自由出入于中国的经济领域，并对中国的政治、文化等方面愈来愈执著地发表客观或不那么客观的见解的今天，如果中国人仍习惯于等待官方的铨释、官方的文本，在拥有手机、电脑乃至小车、别墅的同时却不能拥有自己的思索与声音，那将是对已进入新世纪的中国改革开放大业的某种讽刺……我不想静止地去写1957年。
这首先因为我无法获取这一年躺在档案馆里的全部静止的材料。反右运动迄今已近五十年了，经历很多事。
然而，现在他只能躺在这里，渐渐耗尽睁开眼便是被白色的床单、白色的枕头及白色的天花板所淹没的日子。我顿感在医院里流行白色的内涵，它并不仅仅为着清洁，也不会像学术著作那样难读，艾青先生亦做了古人。这里，不是在写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鸡鸣风雨，也没有真正的侥幸者和发迹者，有的只是一片历经烟熏火燎、遍布断壁残垣的废墟，以及在这废墟里被埋没的血泪渐渐浇灌出的人格的新芽……我将不可避免地写到一些领袖人物。作为后辈，我想通过这些甸甸的照片，为的是让更多的人能够接受它并思考它。
我有了写这部书的强烈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