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鬼，鬼在什么地方？过去说是书生办报，现在应当说是死人办报。最近党的政策的宣传，《人民日报》不是没有抓紧，而是没有抓。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的，反对中央的方针的，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的。中央开了很多会，你们参加了，不写，只是使板凳增加了折旧费。如果继续这样，你们就不必来开会了，谁写文章叫谁来开会。
你们到底是《人民日报》，还是《国民日报》？报社里要敢于给你邓拓提意见，没什么了不起，顶多撤职……你不要把着茅坑不拉屎……
可以想见此刻，邓拓在他老人家面前那副如坐针毡、诚惶诚恐的模样。
邓拓有可能反对毛泽东吗？
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出身、始终以理性指导自己行为的高级干部，如果说在1961年，他在《北京晚报》上开辟《燕山夜话》、又与吴晗、廖沫沙在《前线》杂志上开辟《三家村札记》，这时倒表现出他对毛泽东倒行逆施、天怒人怨的许多做法，有了相当程度的清醒；但是在这时，他对毛泽东的认识，比起四十年代来，大概不会有多少改变：
1942年7月1日，他为《晋察冀日报》撰写了题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和掌握毛泽东主义》的社论。社论高度评价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指出他的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理论和策略的统一完整的体系，是创造性的马列主义的新发展。”这是共产党党史上最早系统论述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文章之一。
1944年5月，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邓拓主持编辑出版了《毛泽东选集》，这是中国出版史上第一部毛的选集。在《编者的话》里，他写道：毛“真正掌握了科学的马列主义的理论原则，使之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使马列主义中国化”，而且，“过去革命的经验教训了我们，要保证中国革命的胜利，全党同志必须彻底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
这一论断，比起与之精神完全一致的“七大”通过的新党章来，整整提前了一年……
延安枣园的烛焰，一定为之欣喜地跳跃。
毛泽东注意到了这个一手拿枪、一手握笔、在八头骡子上办报的年轻人。1949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当邓拓由两人扶着走下小汽车，拖着被残酷的战争环境也被焚膏继晷的编务给摧残得羸弱的躯体，走进位于煤渣胡同的《人民日报》社出任总编辑兼社长时，他只有37岁。
毛泽东欣赏他的忠诚，也欣赏他博闻强记、文思如潮的才华。在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工商业改造等运动中，他亲自撰写了几十篇社论，其中不少得到毛本人的称赞。1952年春天的一个深夜，中央办公厅给邓拓打电话，要《人民日报》次日就朝鲜战争问题发表一篇社论。放下电话，他立即动笔，三小时后，他用毛笔小楷写的草稿便送进中南海了。黎明前毛泽东批回这篇社论，只是用铅笔改动了几个字，天头上写着“照发，很好。”
除去历史渊源外，作为清朝最后一届科举人的儿子、本人也自幼喜好文史的邓拓，如果说也和众多袒露着身上的伤疤嚣嚣进城的党的官员一样，存在着被权力的腐蚀、对知识的偏见的话；但可以肯定地说，文明与科学对他的影响，要远胜于这一腐蚀与偏见。因为他的学术造诣和创作成果，也因为他与社会科学界、教育界、文学界的广泛联系，他曾被受聘为中国科学院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中国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兼任教授，他还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似乎这些衔头，犹如秋夜那轻卷蓝纱似的天空上浩瀚的星子，比起部长、副部长的级别来，更能让他感到人生的博大和生命的分量。他注意倾听知识分子的心声，了解知识分子的情况，有记者从上海采访回来，他甚至这样问：你们除了接近工农兵，同“鸳鸯蝴蝶派”的人有来往吗？
邓拓不应该对毛泽东自1956年以来极力推行的双百方针有所抵牾。
更有力的证据是：徐铸成“感激涕零”地当上中国新闻代表团团长之后，去苏联访问了整整五十天，待他5月下旬回国时，大鸣大放的高潮已经过去。在这一很快就被毛泽东称之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的期间，《文汇报》的编务是由钦本立主持的。在这一期间，据说钦本立几乎每天都要和邓拓通电话。
为了查实这一“据说”，我曾问过前《世界经济导报》记者张伟国先生，他告诉我钦本立在办报上有两个很鲜明的特点，其一是强调报纸在关键的时候，要起关键的作用。其二是报纸要“得气”，即能把握高层的想法，了解幕后的动态。在主编《世界经济导报》期间，钦本立的主要工作似乎就是打电话，给驻京办事处打，给宦乡打，给杨培新打，给苏绍智打……与一切在他眼里能“得气”又能将“气”输送给他的人联系。无论是他的办公室，还是他的家，每月电话费都多得让报社会计的心狂跳不已，仿佛他的呼吸器官放在了千里之外的北京，每天如果不能从话筒里听到来自北京的声音，他的生命、他的思维就失去了活力……
由此可以认为，在1957年上半年里，作为原本就从《人民日报》调过来的钦本立，给自己的前上司邓拓打电话，不但是自然的，更是必然的。
那么邓拓是不是也心怀叵测，有意发布假的“天气预报”，将《文汇报》这条船及船上的老部下，引向大鸣大放的风急浪高的海上，并最终导致其触礁沉没呢？
有两件事能作相反的佐证：
其一发生在萧乾身上。这年5月下旬他给《人民日报》写了《放心·容忍·人事工作》一文。夫人文洁若知晓后一定要他抽回来，他听从了，并给报社打了电话。当晚邓拓来了电话，表示萧乾此文提意见的立场是好的，对党改进知识分子工作也很有帮助，力劝他不要抽回稿件。于是这稿子被发表在6月1日《人民日报》的第三版上。因为这篇稿子和他发在《文汇报》上的另一篇文章，一个月后，他被“请君入瓮”，这结结实实地证明女人有时直觉的准确，往往是惊人的……
很长一段时间里，萧乾以为邓拓头上的翎带沾有众多知识分子的鲜血。但是到了1966年5月16日，在这后来被称作“五·一六通知”通过的日子，全国各报转载了戚本禹发表在《红旗》杂志第七期上的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萧乾一下注意到了文内这样一段：邓拓是一个什么人？现在已经查明，他是一个叛徒。在抗日战争时期又混入党内。他伪装积极，骗取党和人民的信任，担任了人民日报的重要职务。他经常利用自己的职权，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推行和宣传他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1957年夏天，他是资产阶级右派方面一个摇羽毛扇的人物……
次日深夜，在天空上越集越厚、越涌越低的乌云中，年仅54岁的邓拓闪电般地扑上前去，在滚滚而来的“文化革命”的车轮下，掷去了一颗书生血迹斑斑的头颅……
萧乾为此永远地认定了当时邓拓的真诚。
其二发生在刘宾雁身上。这年4、5月间，他奉命来上海采访一个厂因官僚主义所引起的罢工事件。采访中他强烈感到，应该给记者以更多的条件来发出也许是嘈杂紊乱、但却是发自于生活的真实、新鲜的声音，并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来推动社会的变革。他写下了《记者这一行》一文，内称：
“而今天，这支力量并未充分动员起来。有人要求记者名副其实地作一个‘记录者’，踏着首长的足迹去找例子，证实别人发现的定理；不要求或不允许记者独立发现问题，分析矛盾的结果。有的记者就真的走上了轻便的路：仿照别人的思想，寻找现成的‘线索’，采写现成的‘典型’，稍加剪裁，便成文章。四处寻找喜事，逃避矛盾，锦上添花的也大有人在……”
此文寄给了《人民日报》社。无疑在反右斗争中，这些言论确是板上钉钉的“右派”言论了。如果邓拓也有“引蛇出洞”的想法，他完全可以将此文发表出来，他却在自己被撤去总编辑之前，扣下了这篇文章，并在以后悄悄地退回给刘宾雁。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人民日报》在毛泽东无比热情拧下的两场滂沱大雨里，居然表现为一片倔犟、沉默的沙漠呢？
似乎邓拓并非不想让这块沙漠变成一块让毛泽东心旷神怡的绿洲。
5月11日，即徐铸成率新闻代表团访苏归来的次日晚上，他与徐晃等人同去了邓拓家，向后者汇报此行的经过。汇报完后，在谈起这一段《文汇报》干得不错时，邓拓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们《人民日报》也有计划想提高一步，但是上面卡得很紧，比如，我准备写一组题目，共十篇社论，但报上去一直没有消息，写好的社论稿大部分扣压了，其中只发了二篇，把我的计划全搞乱了。”
接着，他悲愤地说：“有时，我真想辞去《人民日报》的职务，另外去干一张报。”(《徐铸成回忆录》)
尚在邓拓出席最高国务会议、听取了毛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之后，他回到报社便立即作了传达，又制定了宣传计划，并赶写出两篇文章送交中央审查。从1956年6月《人民日报》所发的一篇关于反冒进、并让毛泽东批示“不看了”的社论的审查程序中，我们已经得知这社论是经陆定一、胡乔木修改、最后由刘少奇审查并通过的；
再翻翻《胡乔木文集》第一卷里，在57年下半年他为《人民日报》撰写的几篇社论里，除经过毛的修改外，也经过了刘的修改，因为胡乔木在序言里特地注明：毛修改所加的文句用黑体字印出，而刘修改所加的文句则用仿宋体表示。由此看来，无论是邓拓拟就的宣传计划，还是他赶出来的两篇文章，大约最后都到了刘少奇手里。
刘少奇对邓拓交代了些什么呢？是告诉他在最高层对于整风的形式有不同意见，整风发动的日期也没有确定，因而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的《人民日报》，尚无必要对形式与日期均未最后明确的整风运动发表社论，以免造成全党的思想混乱；
或者，刘少奇什么都不会告诉他，如将自己与毛之间的分歧摊开在连中央委员还不是的邓拓面前，对十分强调共产党员修养的刘少奇来说，大概会感到某种不妥。但鉴于邓拓建国前长期在晋察冀边区彭真的手下工作，在来《人民日报》之前，还担任过中共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宣传部长，他还是能从彭真及北京市委的态度里感觉到什么……
因此，面对外面已经跃跃欲试鸣放的《光明日报》、《文汇报》，和报社内日愈感到不安的编辑、记者，邓拓只能再三强调：
“我们是中央党报，一切都要听中央的安排和指示，不要街上锣鼓一响就出来……”
此时，在4月10日的中午，邓拓几次想向毛泽东作些解释，但几次足将进而踟蹰，口将言而嗫嚅。他能作些什么解释呢？
宛如一个初进股市便遇大面积崩盘被一下套牢的股民，在党内高层日愈激烈、日愈复杂的斗争中，邓拓过去总游刃有余的聪明与才华，被死死套住了。无论他怎样做，都得撞上信仰或是党纪森严的天条；无论他说些什么，都只能使他的处境更危如累卵。
毛泽东似乎也不想听他的解释，如果说从《人民日报》过去发的那篇反冒进的社论里，毛已经嗅到了几分“鬼”的气息；那么现在毛更明白了“鬼”在何处，“鬼”在何人。他召邓拓来，除了要想羞辱得后者斯文扫地外，只是想要证明：在“上帝”的震怒与那“鬼”的纠缠之间，《人民日报》这头迷途的羔羊，还能不能归队？
终于，邓拓站了起来，他向毛泽东请求，辞去《人民日报》总编辑兼社长的职务，但没有得到允许。
此后，他又向胡乔木多次陈辞：我现在实在不能再干了，请求中央让我辞职。
也许邓拓感到自己党内报人辉煌的生涯，已经走到了末路。他是识时务的：不久除胡乔木几乎每日来一次报社、亲自坐镇报社的反右斗争外，还调来了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兼任该报总编辑，比起邓拓来，他深得毛的青睐，他能列席政治局常委会，并代毛泽东起草了大量文件。在后来与苏共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论战之时，“九评”写作小组的组长为康生，副组长便是吴冷西。在“文革”的惊涛骇浪里，他几乎淹死，又是毛泽东及时地给他丢去了一个救生圈。
邓拓又不那么识时务：
当他空挂一个人民日报社社长头衔百无聊赖之中，1958年彭真将他要了去，安排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主管思想文教战线，同时负责主编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1960年起又兼任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由此使毛泽东并没有随他离开《人民日报》而将他从记忆里抹去，并使他党内一个大笔杆子“文章满纸书生累”（邓拓离别《人民日报》书诸同志诗）的人生悲剧，一步步地逼近悲怆、血染的尾声……
在毛泽东召见邓拓后的第三天，《人民日报》发表了此后开始宣传毛两个讲话的五篇社论的头一篇《怎样对待人民内部的矛盾》。社论明确断言：
“目前我国人民群众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主要是由于领导者在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作风。”
社论明显地反映了毛泽东自1956年以来的思索，以及邓小平在“八大”上所作报告的思路。犹如秋风渐起时各服装店都在喊着“出血价”、“跳楼价”贱卖的T恤衫，刘少奇的克服主观主义“是保证党的工作顺利发展，避免重大错误的根本关键”的论断，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冷落……
4月27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
为了适应我国由革命时期转入建设时期的新形势，为了克服近几年来党内新滋长的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必要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深入的整风运动，以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改进作风，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更好地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整风以毛泽东同志2月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和3月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的两个报告为指导思想，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按照“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进行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和恰如其分的批评及自我批评，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
文件还特别指出，非党员愿意参加整风运动，应该欢迎，但是必须完全出于自愿，不得强迫，并且允许随时自由退出。
显然，这时毛泽东关于整风问题的看法，在周恩来、邓小平的说服下，也在他本人不屈不挠的推动下，在高层已渐成气候，即使有人是不得不喝了几碗酒，才脱去厚重的毛衣以勉强适应这政治气候的。
以北京为例，4月18日的《人民日报》报道，首都一些工厂的几千名干部热烈拥护毛的两个讲话，彭真的背脊上一定隐隐有了“全聚德”的烤鸭被架在火上烤的感觉。在这之前，上海的柯庆施已召开一系列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会，天津在市委第一书记的主持下开了一个为期9天的宣传工作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