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又说：毛主席说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这个讲话是抗日时期发表的，现在情况变了，知识分子也成了工农兵了，不适用了。毛主席的话又不是金科玉律，为什么不能反对呢？胡风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不同的意见，现在百家争鸣，很多人不是也有不同的意见吗？
林希翎最能赢得台下二十岁左右年轻人一片掌声的，是这样一段话：
我不怕这样讲话。这些日子，我的朋友不断告诫我：“你这个小鬼，你再讲这些东西，总有一天，我们要到监狱里去找你，并为你送饭。”虽然这是在开玩笑，但也不是没有可能。如果你们不欢迎我，我可以走。但是，看样子你们欢迎我，我也来了，我就不怕危险。如果真有一天我被投入了监狱，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此后，她还来北大作过两次演讲。一时间，她在北大，人大，乃至全国范围，都成了新闻人物，大学生称她为“一支带刺的玫瑰”。反右斗争开始后，林希翎即被《中国青年报》称之为“她的右派言论在一个时期内在全国年轻人，特别是大学生中十分盛行”。
但在北大，林希翎的“风光”，几天后就被一个本校的学生给分享了，此人叫谭天荣。
在北大有个颇值得玩味的现象，历次运动中被视为“右派”头面人物的，都是理科的，文科好似长着个豆芽菜的身子，尚玩不动关云长的那把大刀。谭天荣便是物理系四年级的学生，他组织了“百花学社”，列名于《广场》编委会，它们均为当时北大学生中最有影响的民间社团和刊物。自然，日后均被判为非法。据说此人中等个，头发蓬乱，身上邋遢，鼻梁上架着副黑边眼镜，“每天早晨，脑子里翻江倒海，论据、推理、成段的文字和成串的数学公式涌现出来”，整日里一副不思人间烟火的哲人模样，好像刚刚从量子物理学的泰斗玻尔那里出来……
谭天荣到底讲了些什么，虽然当年6月28日的《人民日报》上有所揭露，诸如他说“《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是赤裸裸的唯心主义，《人民日报》是封锁真理的长城”，还有“三好学生是白痴”……但这显然是经过剪裁加工后的支言碎语，不足为据。
四十多年后，谭天荣自己回忆道--
也是在多事的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揭露出“斯大林问题”，接着发生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中国共产党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以阐明自己的立场。
我心迟眼钝，当时对于斯大林问题几乎一无所知。只模模糊糊感到苏联的现状和宣传中的社会主义天堂略有差距。因此，这些重大事件对我触动不大。但我偏偏对苏联出现个人崇拜的原因感兴趣。那时我一方面通过政治课学到了一点马克思主义的皮毛，另一方面通过物理学的那一个不合时宜的发现又领悟了辩证法的某些小技巧。虽然对历史唯物主义所知甚微，但我认定了一个死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因此，在我看来，当时流传的一些关于斯大林问题的论点，例如，苏联出现个人崇拜是由于国际帝国主义的包围，是由于古代俄罗斯的历史传统，等等，都没有说在点子上。至于《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的观点，我更不敢苟同。早在大鸣大放之前，我就给北大党委写了《教条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一文，表达了我当时的观点：“斯大林的问题在于思想的教条主义，而教条主义产生的原因，则在于苏联不得不在一个封闭的孤岛上建设社会主义，人们不可能从世界历史的全局来考虑问题。在这种条件下，形而上学否定辩证法是不可避免的。”
--（《一个没有情节的故事》）
吾生晚矣，但对于新中国最早的这两位“学生领袖”不妨有一番瞎琢磨，谭天荣大概和林希翎不同：林希翎些许是凭着悟性与勇气跑上讲台的，他则是被一本本自己读过的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还有建立在自然科学基础上的世界观，给台阶般送上讲台的；林希翎一网撒下去又捞起来的鱼不少，但风卷残云，囫囵吞枣，他只挑其中最大的，在逻辑的舌头精心地操作下，盘子里头是头，尾是尾，给人一副颇为完整的理论鱼骨；林希翎也能讲，不用稿子依然锋芒逼人，激情灼人，现场气氛热烈，可能在人们心底里积淀下来的东西不是太多，而谭天荣的每一次演讲，每一份大字报，都好似狡黠的店主在川味火锅里放进了罂粟壳，能让人们在一番淋漓痛快之后，还有几分绵长的理性回味……
在一份《广场》里，留下这样的纪录：“运动已经开展几天了，北京各报记者天天来北大，而迟迟不敢报导，使同学们极为不满，纷纷提出质问，有人直接到党中央和北京市委谈北大情况，并要求支持同学们的正义行动。”
直到5月25日，人们才在《光明日报》上看到了北大运动情况的报导。
27日，《文汇报》驻京记者刘光华，在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北京大学“民主墙”》的通讯，在结尾处，他写道：“就在这个激荡的时候，我看到了同学们是多么的有条不紊，遵守着次序。他们照样地用心听讲，在实验室中专心一意地工作，在运动场上打球。图书馆中仍然是座无虚席。年轻的孩子们，尽管他们唇枪舌剑，争辩得面红耳赤，但没有人不尊重对方所出的大字报和发言的权利。他们自己要讲话，但也让别人讲话。
“我不禁想：我们党有这样生龙活虎的年轻人，什么困难也是能克服的。”
可以说，直至1957年6月8日之前，中国的知识界，大抵像北京大学校园里一样，除了预料到党在中国天空上的星阵将会有令人欣喜、鼓舞的变化外，绝少会有人感到自己命运的轨迹，将因这神州充满了心声交响的初夏而顿然发生逆转；
或者说，绝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也像刘光华一样，相信在毛泽东开的这家“整风”酒店里，门口挂的是羊头，香气扑鼻时端出来卖的，也绝对是货真价实的羊肉。
15吴晗悄然去了太湖
不是没有人怀疑终将端出来的是狗肉。
尽管这种人少，少得以致我们可以认为人在某些方面比不上老鼠：据说，在房子起火或是船沉之前不久，老鼠会成群结队地搬往别处去……
北京大学中文系二年级有位党员，是入学前来自北京市公安局的调干生。鸣放开始后的一天，他回原单位去玩，正碰上本处的老处长。后者当即似审视犯人一样地盯住他：
“听说你们北大贴了不少大字报，很热闹？”
毕竟干过几年公安，不像一般同学那样未经过世面，对校园里出现的大字报，他既不太兴奋，可也不发怵。党不是号召“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吗？何况有些大字报上的观点在自己的心里也引起了共鸣……他若无其事地点点头，正要走开，老处长一把拉住他：
“你没看出点什么东西来吗？”
他感觉处长的目光麻花似地拧了拧。
他熟悉这目光，过去审讯犯人时，每当犯人避实就虚，处长就会投去这样的目光，它宛如一副冷峻的无形手铐，很快便让对方企图挣脱出某个要害处的灵魂，老老实实地回到了原处。眼下，他经这一拧，拧出了一身冷汗，他那颗有几分躁动的心，在走回校园的路上就已变成了一块石头……
写出了《春明外史》、《啼笑因缘》等几十部长篇小说、被称之为“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的张恨水，笔下虽沉溺于才子佳人的恩怨，痴男旷女的缠绵，人却也机警得像是在一条无形的战线上干了几十年的老公安。
在中华全国新闻界协会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主持会议的吴冷西点到他的名，请他发言，他站起来，马上说：
“我没有意见，我没有意见。”
口气极为真诚、谦恭，脸上笑纹的辐射也恰到好处。给人的感觉是，倘若他不是真似一头正趴在禾草堆里反刍的老牛，对一切都感到满意的话；那么他就是一位“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超级演员……
主持者又点到坐他前面的谢蔚明发言。谢蔚明清了清嗓子，正要讲什么，突然感到后面有人在扯自己的衣服，回过头一看，此公又是张恨水。谢蔚明的话，一下“出口转内销”了……
最机敏的要算吴晗。
历史上有这样一件事：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组成的西南联大，当即便酝酿复员之事，即迁回北平，恢复各校。此时国民党当局却加紧了对民主势力的镇压，昆明的局势进一步严峻起来。从1943年吴晗加入民盟以后，在民盟团体精神的熏陶下，和其妻袁震--一位中共大革命时期的党员的影响下，他一直是以一位民主斗士的面目出现的。除积极参加民盟云南支部的活动外，他撰文写作，以古讽今。每有集会，必登台演讲：
“……为什么有史以来直到今天的中华民国，不仅是一次次重复着民族的悲剧，而在近百年来又一次次蒙受着民族的耻辱。几千年来民众只有一个愿望，安家立业，国泰民安，为什么这个起码的愿望就不能实现呢？几千年没能实现的愿望，又为什么直到号称‘民国’的今天，仍是如此渺茫呢？”
揭露黑暗，谴责独裁，召唤民主，呼号救国，是他这一期间一切言论的中心。因此他为广大的青年学生们所敬仰，也与闻一多先生一道，被国民党当局诋毁为“领取了卢布的吴晗诺夫、闻一多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