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女师大，经同学介绍，她结识了时任神州国光社北平分社经理的袁子英先生，不久两人成婚。女师大毕业后，应聘为一所中学的教员，她生下一双儿女。1936年，因这时父亲和丈夫均在南京工作，她也到了南京，一时找不到工作。以丈夫的收入完全可以像个蚌壳一样将这四口之家给温暖地包裹起来，她视壳里的珍珠为一个古老的梦，可社会视已婚、且带着两个孩子的她想做个职业妇女，也是一个非现实的梦。
最终，是《新民报》帮她圆了这个梦，但不到一年，芦沟桥事变后紧接淞沪抗战，南京危在旦夕，该报迁去重庆，她却丫丫儿女绕膝，无法同行，直到两年后婆婆到了身边，她才重返《新民报》工作。
浦熙修在重庆的七年多时间，是她记者生涯里一段最辉煌的日子。
她常年穿一身绿色的中式旗袍，天气转凉时，外加一件深色的外套，手臂上总是夹一个黑色的小皮包。娟秀而又庄重，一看就是位职业女性。她却有一双人力车夫般矫健的腿，风里来，雨里去，奔波于山城高高低低、曲曲弯弯的大路小径，捕捉着新闻，记录下历史。
她擅长写政治新闻和头条新闻，她与《新华日报》的石西民、《大公报》高集等五人，以抗议信的形式，率先报道了1946年2月10日发生在重庆的震惊中外的“校场口事件”，她还组织报道了次年5月发生在南京的“五·二O血案”，让蒋介石插满和平花束的彩车下，滚动着的竟是履带碾过血肉的真相，大白于天下，从而导致了《新民报》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
她先后采写过宋氏三姐妹、史沫特莱和参加旧政协会议的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吴玉章、邓颖超、张澜、罗隆基、沈钧儒、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王云五、傅斯年、郭沫若、孙科、吴铁城、陈布雷、陈立夫、邵力子、张群……等沉重地压在中国现代史双肩上的人物。几乎所有的人物访问记里，都离不开这一内容，即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呼唤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而这些政治主张，无不为当时的延安所极力倡导。无论是写事，还是写人，她无不翔实传神，在春秋笔法之中，力透纸背地传达出自己的爱憎。在当时，《新民报》风行于大江南北，尤其它的头条新闻为广大读者所盛赞，而它们大部分均出自于她的手笔。鉴于她名闻遐迩，她很快便担任了该报的采访部主任。《新民报》停刊后，经钦本立介绍，正在香港创办《文汇报》的徐铸成立即聘她为特约记者。
1948年9月9日香港《文汇报》的创刊号上，发表了她署名“青函”的南京通讯《改革币制内幕》，揭露了国民党发行金圆券是一场搜刮民脂民膏的骗局。直至同年11月16日，她被逮捕并被投入大牢的那天深夜，当特务们破门而入之时，她仍握笔在稿纸上书写眼前这个已见尽头的如磐长夜的挽歌--《南京政府的最后挣扎》……
这一时期，《新民报》被共产党视为《新华日报》的友报。大凡后者不宜发表又想发表的稿子，常常由石西民交浦熙修，转到《新民报》上刊出。一个例子是，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主任李少石，在市郊公路上遭国民党士兵枪击殒命，是蓄谋还是误杀，一时难以确认。当时，国共和谈正进行之中，蒋介石与毛泽东的叮当碰杯声尚未弥散。此事在《新华日报》上公开，似太过仓促；不予披露，又恐事态恶化，日后进退失据。于是，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浦熙修在《新民报》上发表了这个新闻。
也是在这一时期，浦熙修和中国共产党人结下了亲密的友谊。因为在姐妹中排列老二，安修叫她“二姐”，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的同志也尊称她为“浦二姐”，她也视自己是共产党人的当然亲戚。皖南事变后，为防止反共浊浪进一步蔓延，党组织决定要秘密疏散一部分力量离开重庆，从为他们介绍掩护关系，到购买车票、寻找交通工具，她无不争先恐后，殚精竭虑。
以后到了南京，国共和谈破裂，中共代表团被迫撤离前夕，代表团与《新华日报》办事处的联系，立即处于特务的严密监控之下。此时恰好有一包重要文件需要从办事处取出，代表团的梅益为之忧心如焚。
她闻讯后，马上驱车前往办事处所在的中山北路，到了前门一看，已有特务布哨，又转去不为人所知的后门，她装作找人问路的模样进了办事处，取到文件后刚刚上车，突然一阵凄厉的警笛声，伴随一片“咚咚”的脚步声，向她压了过来。她吩咐司机向美国大使馆的方向疾驶而去，仿佛中国的“人权”是一窝洋鸡蛋，只有置于洋人的眼皮底下，才能孵化出一点点毛茸茸的内容，特务们果真怕在美国大使馆门口抓人而引起围观，从而让她得以逃脱……
梅益日后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
凡是我们希望她做的事，她从来没有推辞过，总是不顾个人安危，全力以赴地去做。
浦熙修还不仅仅满足做一个“亲戚”。
建国后历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和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的石西民，在逝世前四个月，和谢蔚明先生有过一次长谈。他告诉后者，浦熙修在重庆一度很苦闷，曾经向他表示要离开重庆到延安去。他劝她以党外人士身分留在重庆工作，起的作用更大。
由此能透露出她的政治志向外，联系到1945年中共重庆办事处组织记者代表团访问延安，《新民报》分到一个名额，本是她去的，因丈夫担心她一去泥牛入海，出面多方阻止，才改派赵超构去，我们便可以感觉到她在重庆时的苦闷，其实是源自于政治生活和情感生活的两个层次。
“她与前夫袁子英结婚后生下一双儿女，冬林和士杰。但是，两人志趣不同，据姐弟二人回忆，当年家里客人很多，父母各有一圈朋友，坐不到一块。”（朱嘉树《浦二姐琐忆》见《忆浦熙修》一书）
1947年，她与袁子英终因志趣各异在南京宣告分手，也证明了这点。还可以提及的是，与浦熙修“志趣各异”的袁子英先生，人生结局却与她大同小异--“文革”动乱中，遭非法关押于上海提篮桥监狱，1969年11月死亡。十年后，上海市公安局作出“被迫害致死”的结论。
大抵浦熙修就在这样的心境下，在重庆加入了民盟，并在为民主和平而斗争的风风雨雨中，结识了罗隆基，并为他的胆识与学识所倾倒，从此两人有了长达十年的亲密友谊……
不但在新中国的诞生上，还在这个新国家的成长上，浦熙修也倾注了满腔的忠诚与心血。抗美援朝初期，她支持一双儿女参军，曾在电台录音室里含着热泪表示：“我女儿参加军干校，了却了解放前我未能投身革命的夙愿。”三年中，她本人三次去战火纷飞的朝鲜前线采访，此时，她已经是四十多岁的人了，是同行的记者中年纪最大的，又是极少数的女性之一。雪地冰天之中，她整天笔记本不离手，不停地问，不停地记，本子里记下的许多英雄故事，陆续地发表在《文汇报》上……
访朝归来，风尘未卸，又去天山南北，黑河上下，宣传抗美援朝，记录各地多姿绚烂的风土人情，讴歌各族人民解放后欣欣向荣的新生活。这是在继重庆七年多的记者生涯之后，她的又一段声名如日中天的日子。在重庆时期任《大公报》记者、两人相知很深、经常联手采访的子冈，正是在这一段日子里，常常萌发出一个预感：熙修将要入党！
漫步在共和国第一个金秋的星空下，浦熙修曾含有几分兴奋、几分羞涩似地告诉子冈：她想用五年的积极努力，加入共产党，而且，彭总也是这样鼓励她的。早在重庆就已经是中共地下党员的子冈想，“她说的五年虽未到期，但付出的努力必使入党的日期提前！如果熙修能早一天入党，不仅如姐妹的我会高兴，不仅新闻界会鼓舞，而且，数十年一直关怀熙修的周总理和邓大姐也一定会微笑的！”（子冈《熙修和我》1980年《文汇增刊》第7期）
建国后，浦熙修一直担任《文汇报》编委兼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后又升为副总编辑，此外还是全国政协委员，当选为民盟中央候补委员，全国妇联委员。
鸣放期间，浦熙修似乎没怎么讲话。犹如天使变成了魔鬼，米兰化作了苍蝇，她的名字为当时的中国人所惊恨，是在整风形式陡转、《文汇报》遭鞭挞、示众之时。
在这之前，无论是她对于鸣放的认识，还是她从各种渠道所感知的毛主席对于整风的诚意与决心，都使她觉得在眼下这个新中国罕见的思想丰收的季节里，她得以自己曾一天之内走访北大燕东园、燕南园、燕西园的教授、学者，去采撷宝贵意见的速度，去加倍努力地摇动驻京办事处这个榨果汁机，以使更充沛、更鲜活的“果汁”，能从《文汇报》的字里行间流淌下来……
葛佩琦，原名葛畔珩，山东省平度县人。
父亲务农之余，教点私塾。家境贫寒且人口众多，在兄妹中他排行老五。1929年，18岁的他自身来到北平，当学徒工，替人开汽车，又给定户送奶，依靠半工半读，读了三年中学。1933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北京大学物理系，新生报到时校方要查验高中毕业文凭，初中读了一年、高中也只读了两年的他，哪来的毕业文凭？眼看就要被关在校门外之时，一个叫葛佩琦的新生报了到却没有来上学，一位同情他身世的老师便让他给冒名顶替了……
他并没有因为自己并非“原装”而在校园里韬光养晦。“一二·九”运动爆发时，他已经是走在游行示威队伍前面振臂高呼的风云人物，次年当党领导下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古城诞生，他率先加入了该组织，又当选为北大学生会副主席时，他更成了与陈忠经、黄华、姚依林等人齐名、北平高校里几乎无人不知的学生运动领袖人物。
北平沦陷后，他有过一段在豫东打游击的经历，并在枪林弹雨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仿佛因为他的名字便是个秘密，他与秘密工作有了不解之缘：抗战时期，他单独策动伪军一个独立团、参与策动伪军三个师反正，编入我抗日部队序列，他已成了豫东敌占区日本特务机关黑名单上的头号人物。
解放战争时期，他任职于国民党第一战区长官部，随长官部迁往西安后，以筹办“研究书店”的名义，参与设立中共的一个重要地下联络站。1947年3月，胡宗南率十七个旅进犯延安，在他身边担任侍从副官和机要秘书的熊向晖，多次通过这个联络站送出极为重要的军事情报，使一向聪明且自负的胡宗南屡屡败走华容道，不得不退出了延安这座黄土高原上的麦城……
葛佩琦又出现在沈阳，打入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担任了少将督察和东北通讯处处长。这时他才韬光养晦了。尽管东北保安总司令杜聿明对共产党人的仇视，像他对蒋介石的忠贞一样是无可怀疑的，仅在通辽一地他便一次下令枪杀中共党员29人；尽管他手下的反谍报人员在智商上，与他们使用的从美国进口的全套特务器材一样，也均是优良的，葛佩琦却不但一次次化险为夷，而且将来自敌人心脏的大量高度机密，交给了自己的单线联系人李年，再通过东北秘密电台源源不断地摆上了枣园窑洞里毛泽东的案头。
单枪匹马的他，利用了怎样的社会关系，采用了哪些策略和手段，似乎在近半个世纪后--至少在他和我见面的1992年底，这还是个不可泄露的秘密，他写的那本薄薄的《艰苦奋斗六十年》里稍有涉及，便要送给国家安全部门审查，时至他魂归道山之日，此书还未见问世……
于是，历史便以自己的全部目光，注视着“辽沈战役”这只硕大的果子被摘下来的那一刻，并由衷地赞叹起毛泽东、林彪的双目如炬，用兵如神，而忽略了在这只果子摘下之前，垂吊它的枝桠上已被葛佩琦一类的“鼹鼠”不避一脚踏空的风险而留下的或深或浅“牙印”……
“一将功成万骨枯”，大抵人类的历史，又尤其是中国的历史总是将小人物忽略不计。对此，出身农民世家生性宽厚、且又受严格的地下工作纪律长期磨练的他，不会有什么异议。使葛佩琦魂飞魄散、度日如年的则是，1947年底他的单线联系人李年被捕，不久他的组织关系领导人赵耀武，又在西安陷入敌人魔掌，两人被押送南京后下落不明，这显然是两位虽肝脑涂地却决不苟且偷生的硬汉，他得以安然无恙，可犹如他早年丢弃了“葛畔珩”一样，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战斗在一条特殊战线上的经历，也被冥冥之中不可测的命运给丢弃了……
1951年2月，他进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系（后改名为工业经济系），做了一名物理学讲师。几乎从他到校的第一天起，他便要求系党总支就自己的这段经历进行调查，并恢复自己的组织关系。他每一个月都要去找总支书记一次，催问事情的进展，而对方每一回的答复总是使他感到，这事要搞清楚，好比得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
为此，他又先后给学校党委写了三封申诉信，并将华北局经过函调证实他入过党、作过地下工作的材料转给了党委。他好像碰到了一堵能吸去他几乎呼喊得沾上了血丝的声音的高墙，一个心已被踢得伤痕累累却依旧踢不进去的球门，从51年到整风之前，人民大学党委没有找他谈过一次话，也没有就他的三封申诉信给过他一个字的回音……
看着衮衮诸公坐在小车上，好似河鳗滑过水面一样轻盈地滑进滑出校门，看着他们几乎已经摆上了云端里的架子，葛佩琦的感慨无疑比起一般人来会更深一层：
按照资历，自己也算是高干了，可就算自己是老百姓吧，就算这老百姓提出的不是事关政治前途的呼吁，而是一般的日常生计问题，你们也不能表现得如此冷漠无情！
犹如自己抗战时期辗转于河南、河北、陕西，却没有住过一天旅馆、客店，都住在群众家。他们并非猜不到这匆匆过客，十有八九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但没有一户、一个人出卖自己；你们不也是靠群众的高粱、玉米填饱了辘辘的饥肠，被群众的独轮推车、跋涉千里的骡马给送进了京城的吗？
怎么人一阔，脸就变，城一进，腰就粗呢？难道当年你们的誓言写在了流水上，抑或是这誓言本身就是不能走出逆境，一走出去就得变味的誓言？
无疑，他为自己的不平境遇感到了些许的悲哀，但更让他悲哀的是，自己与战友们以鲜血和生命织成的新生活的锦缎，却被某些人当作了脚下的一方地毯……
人民大学党委终于想起了葛佩琦，这是在1957年5月。他连续三次收到党委发来的书面通知，请他去参加学校党外人士座谈会。
犹如戴假发的男士不愿上发廊，他这个被迫戴上政治假发的人，自然也不想坐去被界定为“党外人士”的椅子上。头两次，他都没有出席。第三次会的书面通知是系党总支的一个干部送来的，脸上神情异常庄重，几近德国大使在向莫洛托夫传达第三帝国的战争通牒：
“这是学校党委第三次请你去，你再不去，可不太合适。”
他勉强去了，这一天是5月24日，地点在人大小礼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