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何况前者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将一级又一级的政权推去了包括蒙藏在内的广大国土；而后者拥有的不过是几块被分隔开的山寒水瘦的僻壤之地，那常常是土布染就的红旗在暮色的微风里拂动，不免有几分苍凉……
他们看重的是双方在这一较量与斗争里所各自表现的人格精神和道义力量。从方志敏的《清贫》、《可爱的中国》，到“江南一叶，千古奇冤”的叶挺……他们看到的是中国士大夫传统的爱国主义情操，在当今血与火的洗礼中绚烂地升华。
从共产党扛着斧子，闯进国民党那貌似壮观、实际上强烈弥漫了腐败、专制气息的树林，并锲而不舍地发出斧劈之声：“反对独裁”、“要求民主”里，他们并未发现共产党人的政治主张，与他们在欧风美雨里耳熟能详的西方民主政治有多大的抵牾。
其实，历史已经证明这是两本书，一本是中国化了的马列主义，不过民粹主义的内容，在前面几章尚未能充分展开；另一本是现代民主政治，此时也未翻到实际操作部分，也许还仅仅停留在波澜壮阔地攻打巴士底狱之前的序言。
是否可以从这样一个角度说--
知识分子中，少数反对前面一本书的，一定是右派了；
觉得这两本书似乎相同又不尽相同、还得继续往下看看再说的，便是中间派了；
而像他们这样，无比兴奋地视这两本书为中国苦难大地上的同一本《圣经》，自然就是左派了。
因此，他们支持共产党人的事业，实际上也是在实践着自己所信奉的道义。从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王造时等人的身上，我们可以感到：正是道义的力量使他们不但能抛弃国民党政权本能给予他们的显赫的地位、优裕的生活，而且为了中国如磐的夜空中能紫电狂舞般地挥起道义之剑，即便得鱼死网破，毁家纾难，他们也会在所不惜……
由于这批左派知识分子的理性选择，毛泽东有了一个日益壮大的精神后方，蒋介石却不得不同时面对两个战场。
一个战场上，他被枪林弹雨愈来愈掏空了体力；
另一个战场上，他被越来越喧嚣的舆论拖垮了心力。
在前一个战场上，一颗子弹只能结束一条生命；
后一个战场上，一篇文章、一次演讲却能唤起千百个麻木、迷惘的灵魂！
建国以后，对于前一个战场，在汗牛充栋的回忆录、小说、影视作品中，我们看到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描绘；对于后一个战场，似乎除了闻一多、李公朴等有限的几位，在天之灵能得到些许的抚慰外，大抵上只有沉默。
仿佛他们是被请上人民共和国的列车的，而让他们在软席车厢里有自己的坐位，更是一番海纳百川的宽容。
殊不知与那些肩章上扛着一颗或几颗星的将军一样，他们的青春岁月、中年时代，连同他们的智慧与肝胆，也在机车的炉膛里呼呼地燃烧，并牵引着列车终于穿过了历史黑暗的隧道！即使如1949年时自我感觉确有点过于良好的孙大雨先生，他起的作用亦应该不会比一位将军小……
我不敢说，如果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都当上了国民党政府的部长，并苦口婆心地游说蒋介石发动“改革”；储安平、王造时，大汗淋漓地操纵起国民党的宣传机器；浦熙修在《中央日报》的版面上冲锋陷阵；葛佩琦是军统的高级反谍报人员，打入了共产党内部，又被共产党派遣回来；还有吴祖光，无须全部的才华，只须舀出一、两勺来润润笔毫，便能用脚握笔，写出一出出讴歌委员长“丰功伟绩”的大戏来……
乃至更多的知识分子，效力于蒋介石的麾下，中国历史的进程是否会是另外一番模样。
我敢说的只是，倘若蒋介石不是身后始终有一个风雷激荡、笔走龙蛇的战场，新中国在母腹里的分娩，一定会更加漫长、更加曲折、因而也更加惨痛；
毛泽东也不会在55岁、尚未白头的年纪，便在一辆美制“舍尔曼”牌坦克的前导下，衣冠楚楚、心潮起伏地站在小车上，在人民的欢呼声里，隆隆地沿着皇宫前的大道，驰进二十多年来他呆在山沟里一直感到陌生的另一个世界……
在这个风雷激荡的战场上，他们虽然不着军装，但直言不讳、疾恶如仇，已经像军装一样牢牢地贴在了他们的肌肤上。他们也正是以直言不讳、疾恶如仇，形成了为共产党人所欣赏和鼓励的威武的阵营，凌厉的攻势。
国家者，我们的国家，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显然，他们是以这样一种心态，随开国大典缤纷绚丽的焰火，升腾在北京十月清朗、靛蓝的夜空的。
当他们日后渐渐发现，自己当的并不是国家的主人，而是一批可以走动的精美的景德镇瓷瓶，或者说是一串众所周知的会说话的橡皮图章，那两本书翻下来也并不是出于同一个版本，他们便似蛇蜕一样，已经在日愈痛苦又悄然地脱下身上的“军装”
如视张东荪被捕为“一个信号”的章伯钧，口里决不会持有异议，有的只是关起家门的窃窃私议；王造时建国后一直被冷藏在冰箱里，他也没有试图走出冰箱，却在里面无奈地找到了看“冰花”的“乐趣”……
他们之所以痛苦，许是因为自己所信奉的道义，遭到了自己积极、乃至冒死参与创建的这个国家某种程度的嘲讽；
他们之所以悄然，许是从自己投身的那个战场尘埃落定后，便发现身后也被开辟了一个战场，虽然还不曾发生雷霆万钧般的战役行动，但从不时可见的小规模袭击中，他们已经感觉到这是一个视知识分子为资产阶级的战场……
他们本该继续痛苦也继续悄然下去，心门静止，恍若一扇钉着狮头铜环、颜色斑驳的红门，在默默地坚持昔日辉煌的沉寂。
1957年的整风运动，却如黄钟大吕，汹涌地撞开了这扇“红门”。
亲耳聆听了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日后也被划为“右派”的许杰先生，说了一句很有代表性的话：
自己原是非党成员，但党却要我参加这样重要的会议，党竟然这样看重我、信任我，我能不感恩图报，拼出性命来投入这个运动，以报知己吗？
在毛泽东的金石能为之所开的诚意前，是知识分子理性的某种迷失；
在毛泽东1956年以来所表现的朗月般的清醒照彻下，更是关注社会主义命运的知识分子们理性的某种坚挺--
从苏共二十大，到波匈事件，仿佛有一种不祥的诅咒笼罩在社会主义阵营上空，分裂、冲突、流血、死亡……接踵而来，好像莎士比亚悲剧里的血腥事件那样频繁。
宛如被风暴淋湿了的鸟儿耷拉着翅膀，社会主义往日的旗帜对此无能为力。
能让她的每一根经纬充满弹性与活力，放歌于天地间并扫荡这诅咒的，唯有在这面旗帜上写上两个金光跳跃的大字：民主政治上颇有几分天真的吴祖光就不必说了，连政治经验丰富、一开始就存有疑窦的章伯钧，最后也将那脱下的“军装”，又穿在了身上！
不知这算不算一种悲剧性格--
要忘记自己的坎坷曲折不难，要忘记国家与民族积满忧患的现实和前景难；
要正视历史并插入锋刃不卷的真话不难，要在商业性的微笑下给权势送上假话难；
要信任党不难，好似一盏酒精灯，再多的恚怨也沉去了瓶底，而好话只要有一句，扑哧一声，便能点燃蓝精灵般欢快的火焰；
要不信任党，难上加难，无论现实之海掀起多少问号的浪花，总如海边不改本色的沙滩一样，貌似湿淋淋地被涂抹了，可片刻之后，又露出纯金般的底色……
于是，我们便能理解在五个星期自由批评的最后一个星期，那暗藏多时的机锋恍若巨鲸墨色的脊背，已经不时露出水面时，众多的知识分子为何还在煞有其事地投身于整风，而章伯钧等衮衮诸公更在处心积虑地为党考虑，怎样引导这场似乎一发而不可收拾的整风--
在6月1日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最后一次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座谈会上，民革中央副主席何香凝作了一个书面发言，内称：既然我们要长期共存，我们就要心悦诚服地接受社会主义，不只是监督别人，同时更要警惕和改造自己，这样才能勉励来者，尽我们的一份责任，达到长期共存的美景。
革命党一定要联合左派，争取中间派和孤立右派。这个真理并不是从今天开始，古已有之。一个革命党和它的朋友联合的时候，当然应该是联合进步的力量，争取中间的力量，孤立保守顽固的力量。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如果不这样做，它就不成其为革命党。
在今天的这个时代仍然有左、中、右。有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是口是心非，心里向往的其实是资本主义，脑子里憧憬的其实是欧美式的政治，这些人显然是右派……
民主党派能够帮助领导党纠正错误和缺点，也必须同时在整风中提高自己，首先是希望极少数右派的人能彻底改造自己……
我查阅了大鸣大放期间的大量报纸，似乎何香凝先生是在反右运动之前，第一位使用“右派”一词的人。
也就在这同一个会上，储安平发表了题为《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的书面发言。
6月6日，发生了两天后便被视为“右派”的进攻达到了顶点的“六六六”事件，即这一天应章伯钧的邀请，六位教授在全国政协俱乐部紧急聚会。
在这之前，5月26日，借北京市高校运动会在清华举行之际，北大学生到清华园内串联，要求各校互相支援，把民主运动开展起来。
大约在5月27日，“二十大”上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部分章节，已在北大张贴出来，这是由好事者从《纽约工人日报》上发表的英译本中节译过来的。虽在西方去年便有了美国国务院发表的英译本，但这在中国还可谓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形象的顶级机密。北大党委在一两天内揭掉了这份大字报，可这一报告里所透露的1937年至38年苏联国内大规模血腥的政治清洗，无疑在校园里引起了强烈的精神震撼……
28日，中国人民大学出现多次学生集会，贴出500余张大字报向党提意见，少数大字报公开提出游行、罢课的口号，如“投入整风，赶上时代！反对以校为界，到社会上去！”
6月2日，林希翎在人大校园内贴出海报，说她要当众宣读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全文，引起众多师生的强烈关注。校党委当即做了林的工作，要她取消这一活动，她答应了，可次日夜晚又有人发现她在抄写秘密报告。
随后的几天，北大学生频频发出邀请，要章伯钧去该校演讲；在清华，学生们议论得沸沸扬扬：真正实行民主选举的话，清华的校长将不是蒋南翔，而是钱伟长。上海的一些高校也开始了动荡，时任高教部部长的杨秀峰已赶去处理问题……
教授们感到无论从民主党派的责任，还是从为人师长的责任，自己都必须尽快拿出一个鲜明的态度来。
看样子颇似民盟的一个有组织的活动，这天上午10时到会的，不仅仅是分别来自于北大、清华、北师大、人大、中央民族学院的费孝通、钱伟长、曾昭抡、陶大镛、吴景超、黄药眠等六教授，还有民盟中央副主席史良、民盟中央秘书长胡愈之、民盟中央办公厅主任叶笃义、民盟中央常委兼组织部副部长闵刚侯，以及民盟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兼市委办公室副主任金若强……加上章伯钧，共计十三人。
会议由章伯钧主持，他请大家谈谈首都各高等院校鸣放的情况，并研究民盟如何在当前整风的形势下进行工作。
曾昭抡说：当前学生有很多问题，事情已经发展到一触即发的地步。一旦学生走上街头，市民将与他们汇集一起，情况就会更糟。因为各单位鸣放中的大量意见表明，党脱离群众已到了严重的程度。再加上波匈事件的影响，使得目前的形势已与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八中全会前夕的形势极为相似……
钱伟长说：最近我收到一些学生家长的来信，要我劝告他们的孩子不要“闹事”。我这样做了，但学生们打算按父母的话去做的不多，眼下颇有些像“五四”运动前夕的情况。学生们不愿意听他们父母的劝告，也像我们做学生时不愿听自己父母的劝告一样。而且，我看学生现在要找带头的羊，期待教授们站出来说话……
费孝通也认为，现在北京各大学的学生情绪激烈，情况十分严重，教师如果真去做了学生带头的羊，事情就闹大了。学生如果真和社会上的群众搅在一块，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也就完了……
章伯钧道：这次整风运动，要党外的人提意见，其后果我看毛公是有估计的。按过去的经验党外来的意见总是客客气气，他没估计到现在各方面揭露出的问题大大超过了估计，真是“超额完成了任务”，弄得进退失措，收也不好，放也不好……
担心学生闹事，担心学生上街，担心学生引发社会的动荡以粉碎毛主席他老人家良苦的用心，还担心党中央是否掌握了各校运动的实际情况--这缕缕忧思，好似丝茅草充塞沙发垫一样充塞了他们的腹腔，使他们看起来颇有几分像1976年4月初那熬红了眼睛、形销骨立的中南海……
虽然两天后毛泽东称他们为“利令智昏”，“将无产阶级的绝对优势，看成了绝对劣势”；但是他们还未“利令智昏”到自比中国的权力中枢。不过，从他们异常严肃、焦灼得恍若一个中国爆炸的开关就在自己脚下的神情里，他们显然感到了民主党派，尤其是民盟，对大学生、普通知识分子乃至对整风运动举足轻重的影响，在多年以来不得不作会走路的景德镇瓷瓶、能说话的橡皮图章之后，他们只是“利令智昏”地想凭借这种影响，去滚滚疾风中证实民主党派以及自己，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样，依然是一棵棵劲草……
教授们的结论是，他们必须站出来，但决不是去给情绪激昂的大学生们充当带头的“羊”，而是不能让英明领袖进退维谷，得尽全力帮助共产党稳住整风局面。
在5日晚间，章伯钧已分别给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打电话，但电话没有接通。6日当晚，史良向周总理反映了章伯钧和六教授的意见，周恩来未置可否。7日，国务院开会，章伯钧参加了，“在会上，我写了条子给总理，说情况很严重，谈话的人(注：指昨日参加聚会者)的态度颇为诚恳等等。总理也未表示可否。”(见1957年7月4日《人民日报》章伯钧的有关交代。)
不知一个念头，是否在史良、章伯钧的脑袋里倏忽一闪：一向为事果断、说话明确的周恩来，此时怎么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