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世界大串连》之前，一些作品所涉及的不过是某一个具体的人的经历和境遇，作者所面对的往往只是一个点，一条线，故而难以从一个全局的角度对这种出国潮现象作出分析和评价。胡平、张胜友的敏锐和气魄正是从全局整体这样一个基础上表现出来的，当他们在对种种出国现象进行过综合分析理解之后，文选取几位颇有代表性的人物作具体描绘对象时，他们就已很好地把面与点的关系处理得十分自然有序了。这样一来，他们既有面上的宏观把握，又有点上的具体叙述与描写，纷纭激荡的出国潮终于变成一幕幕动人的画面流布于读者的眼前，使你了解，更使你思索。《世界大串连》的成功还在于胡平、张胜友没有采取一种辩驳的态势，试图去同谁争个我是你非，而是站在一个比较宏阔的制高点上去仔细地体察社会与人生，然后才有了对社会，对人的切实理解。“出国潮”的出现只是一种现象，根本的问题无疑是我们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及相关的措施有许多值得反省。他们在认识人的时候理解着现实的社会生活；而在认识着现实社会生活的时候又理解着人。正因为这样，作者尽量避免对现象作直白的结论，而把深沉的思考留给读者，也把某些善意的祝愿和殷切的希望留给所有出国或还未出国的人们。
赵瑜的《强国梦》更是明显地表现出了对题材的这种审视意识：这部作品的出现，不仅打破了反映体育战线生活人物的文学创作的思维定势，构思框框，而且还突出地表现了一种对题材对象的新认识。因之，《强国梦》的出现，使从事文学创作及文学研究的人们有耳目一新之感，也使从事体育工作和体育运动的人们感到新奇。赵瑜敏锐大胆地指出只重名次，金牌，而对全民健身运动严重忽略，这是“中国体育的误区”。这不仅不是对体育的偏失理解，而是力图消失这种“误区”之后使中国的体育真正回归到自身的出发点上来，回归到以人的健康为目的的运动根本方向上来。
在这里，作家对题材的审视判断结果，远远超过了题材本身可能会有的诱惑力。理性和光环一旦套上紊乱盲目的客体现象，立即就使它变得不难理解了。另外，像霍达在面对许多中年知识分子生活工作境遇不佳、英年早逝这个严重现象时见出的又一层深意；罗来勇、陈志斌在对前门外的个体经营思想、经营作风及结果进行过深入采访了解之后表述的见识与疑惑；张波在就业问题出现的新变化中发现的多种奇异现象，以及李延国在一位“州官刨地球”现象面前的感慨；李宏林对关广梅的经济活动独特而深刻的认识；邓加荣在“物价怪圈”面前的思索，《权炳魔术师》对不正之风揭露之深刻，大都能以对题材的进一步开掘或对生活现实的紧紧追踪找到使作品自新自立的基点，表现出一定的新颖特点和独创性精神。
当我们看到某些作家整日花费心血去搜寻那些可能给读者些许刺激，诱惑的题材时，自然就会对这些作家的沉思与冷峻行为感到由衷的钦佩。已不止一次地听到报告文学作家们谈到有关题材撞车或题材不易选取的忧虑和苦恼了。如何才能摆脱这种忧虑与苦恼呢？在我看来，许多成功作家的作品已给我们以启示，可怕的似乎并不在于题材的撞车，而在于作家不能够在同一题材中开拓出新的内涵及思想层面。苏晓康在他的《神圣忧思录》中实现了这种开拓与突破，钱钢在他的《唐山大地震）、麦天枢在《西部在移民广以及霍达在個殇》、赵瑜在《强国梦》中，都不同程度地实砘了对题材的挖捆或某种自然的超越。报告文学的新进一方面要依赖新的题材的选取，但更重要的，更多的还是要仰仗作家们在不断提高自我的基础上以超前的理性去观照各类题材，从而翻出新的景观，化腐朽为神奇，以旧呈新。我以为，一九八八年在《当代》刊出的、以《世界大串连》为领衔的这一批作品，在这一点上同样是可以给我们以启发的，而某些以填求新奇、怪异、甚至以猎趣拾轶为目标的刊物、作品之所以给人某种轻浮感，其原因也正在于这方面的欠缺。
因为报告文学以真实具体的社会生活现象为描写对象，所以，由于具体对象的差异，就不易从一些作家的作品中找到某种相通的东西。
可是，在我读过《当代》的这一批报告文学作品之后，却一下子在相异的题材描写中发现了一种深层的沟通。这种沟通是由作家们对人的尊重和理解而发生，也是以对人的尊重和理解为目的的。作家们在纷纭的社会人生现象面前，尽管有许多奇异的见识与追求，但他们所关注和研究的似乎不完全是社会人生外部现象的发生与转变情形，而是人在面对社会生活和社会生活与人的主体精神发生关系过程中的各种世相及所有的欣喜困惑。人作为社会的主体，在我们这个特殊的大生活环境中，过去长期得不到确认与看重。今天，当人们一旦发现自我主体丧失已久的情形时，一切的失落与痛苦便随之产生，也就会自觉地去追求寻找主体精神的建立与实现，并会为这方面稍稍的进步而感到由衷的喜悦。作家们是较早自醒的人们中的一部分，结合着自己对社会人生的认识报告不约而同地走到这带根本性的基点上来时，就应越发地受到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