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能容许报告文学纯洁庄重的品性再这样受到加害。不要再让这些所谓的报告文学作品败坏了原本严肃庄重的报告文学的声誉。绝不是因为笔者主观上对《昆仑）这家杂志有什么偏爱，而是因为编者们严肃的办刊态度使我嵚佩。他们编辑发表的报告文学作品，当然不是篇篇都精采。可是，谁能从他们编发的作品中找出上面提到的那种丑陋的东西呢！因之，作品固然是作者写的，但对一种创作现象的推动和遏制，编者是有着很大的作用的。好在，我们有不少像《昆仑）这样的刊物和编者。因之，何愁浊流不除！
住笔已有多时。在此借品评《昆仑》一九八九年几篇报告文学之机，写下了一些对4告文学创作的看法与感受。
1989年11月9日
站在坚实的大地上
文学与当今社会生活实质性疏离，使自身价值作用弱化、沉降。自谓离雅，乞求理解，无法改变文学的命运，换来读者的热情。
文学与当今社会生活实质性疏离，自身作用价值的弱化与沉降情形，已使许多人感到诧异和惆怅了。为了解释和找寻出现这种现象的缘由，于是乎，就有人说，这是因为市场经济兴起，人们新的商品意识突起冲击了文学创作的地位所致；也有的说，这是文学过去太多地依附于现实政治生活，从而使自己丧失了个性品格，如今终于自醒后的必然结果；还有人说，这是因为经济活动的主导性作用对文学产生遮挡之后的暂时现象。等等。这些见解，自然都是有一定合理成分的，但是否真能解释文学的现实轻微状态产生的原因，似可怀疑。有许多文学史上的例证足以说明，文学的价值作用始终取决于文学自身对社会生活的表现程度，而不决定于那些非强制性的社会生活环境条件。
窃以为，今天的文学，之所以陷入如此困窘的境地，实在是因为文学在整体上对社会的现实生活采取了一种逃避的态度所致。当文学所表现的内容与广大读者普遍关注的社会生活出现了巨大的空缺时；当作家对认识与表现生活中紧迫的矛盾和社会话题缺少应有的热情时；当不少又把仅有的一些时间精力都花费到述旧、猎奇、消遣乃至假文学以賺钱时；文学不管怎样的自视高雅，如何的乞求同情，都是难以换来读者尊重与热情的。
从十多年前开始，伴随着那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展开，报告文学崛起于中国文坛，并持续不断地以其分明的现实性表现着自己的品格与价值。即使在近几年中，报告文学尽管也缺少几年前那种锋锐之势，缺少那种深刻的启示震动作品，但偶然也会露出些许光彩，给人一点寂然中的声息。
十多年前，报告文学面对严峻的生活现实，独立行动，为思想解放运动，为拨乱反正作了舆论准备。报告文学从此开辟了新领域，构筑了新基点。
对于社会现实生活给予密切关注和有效参与，这是报告文学充分表现自己个性品格及生命力的主要途径，也是实现自身社会价值的基本手段和方式。新时期以来，报告文学崛起于文坛，威风八面，风韵独具。最根本之点，就在于报告文学创作非常有力地参与了改革生活的现实，并给予现实的改革开放生活以积极的反映与影响。
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是大家公认的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发韧之作，这部作品的出现，使人在一个特定的生活范围内了解到陈景润的生活背景及其经历，从而使“文化大革命”中的那种真实的荒诞暴露无遗。继徐迟此作之后，接连出规了黄宗英的《大雁儈》、《小木屋》；理由的《痴情》、《高山与平原》；陈祖芬的《祖国高于一切X；陶斯亮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张书绅的（正气歌》；王晨、张天来的《划破夜幕的陨星》等许多作品。这些作晶为新时期开始之时的思想解放运动及此后的彻底否定“文化大革”提供了重要的舆论准备和事实依据，也为人们重新确立知识的价值、科学的权威乃至此后认识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发生了积极的影响。
解放思想，重新认识和评判“文革”及过去的生活，是改革开放运动的准备和前奏。而我们的报告文学创作在这时候，以其充分的真实性内容和强烈的现实参与行为，走上文坛，走向社会，走进了一个新的天地。新时期报告文学创作一开始所表现的这种现实精神和参与意识，分明地确立并开拓了报告文学的新品格和新的创作领域。在求实、求真、求新、求美的追求实践中，绝少率由旧章的表现。作家们在复杂严峻的社会人生面前所体现出的严肃态度、负责精神，得到了众多读者的钦佩和热情欢迎。积极地参与现实生活的矛盾和斗争，独立地表达自己的生活态度和人生选择，并在这种参与和选择中充分地发挥自己的影响。这是新时期报告文学创作以其成功的实践提供给我们的最有益的经验。
改革开放的现实生活给报告文学作家以强烈诱惑，作家们对新生活人物的真实报告有力地促进了改革开放的深人。报告文学因与生活的紧密结合而密切了与读者的关系实现着文学的终极目的。
鲁迅先生说：文学应成为作家在生活中“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这种看法，对于报告文学来说，是非常适宜和应当时时遵循的。我们的许多輝告文学作家充分地认识到了自己手中武器的性能及其有效的使用方法。在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拨乱反正”逐浙地被改革开放的任务所替代之后，报告文学士家们反应之迅速，行动之自觉和热情之充沛为广大的读者留下了良好的记忆。
至今，人们也许还没有淡忘乔迈在他的《三门李轶闻》中真实报告的那些共产党员的尴尬处境。或许，这样的记忆是沉重的。但是，当人们面对了沉重之后所生发出的力量也会更加巨大。柯岩在《船长》中报告的贝汉廷；理由在《中年颂》中报告的索桂清、在《希望在人间）中报告的黄宗汉；程树臻在《励精图治》中报告的宫本言……这些如同“废墟上站起来的年轻人李延国）一样，展开“沉重的翅膀”作“哏难的起飞”的改革人物纷纷出场，从而拉开了报告文学积极参与并热情反映改革开放生活的帷幕，一场生活与文学的大戏开演了。
这是一场无场次但却高潮迭起的话剧，这是一场多声部合鸣的英雄交响。紧锣密鼓，雄壮威严，内容丰富，异彩纷呈。袁厚春的《省委第一书记》，是报告文学最早反映高级干部生活工作的作品。作者笔下的河北省委书记高扬，立足燕赵大地，书写改革文章，其言行作派，求新务实，为当时许多民众崇敬与钦佩。张锲的《热流）；理由的《南方大厦》；乔迈的《希望在燃烧》；蒋巍的《在大时代的弯弓上》；贾宏图的《她在丛中笑》；周嘉俊的《南通虎》；陈冠桕、周荣新的《中国的回声》；贾鲁生、王光明的《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等等，都真实而迅速地报告着改革现实和改革人物，把五光十色的、已经沸腾起来的中国生活给予了形象化的写真。
中国的改革，起步较早的是农村，可比起反映都市生活的迅速行动来，反映农村改革的报告文学似乎稍稍地慢了一些。在安徽凤阳县农民率先冒着风险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村如同注入了无限生机般活跃了起来，可真实报告这一重大行动的报告文学几年后才由王立新以毛泽东之后的岁月）写作并发表出来。不过，在这之前，反映农村新面貌、新改革现实的作品已有李延国的《中国农民大趋势》、王兆军的《原野在呼唤》、李准的《一个“精灵”的出现》等作品，这些作品把正在发生重大变革的农村现实和农民的生活行为描述得形象生动，它让人直接地感受到改革是如何不可避免地影响并改变着一个以农业立国的中国的面貌。
这些作品的出现，既有力地增强了报告文学自身的社会作用与影响，更加可贵的还在于，它非常有力地为改革生活的展开进行了形象化的真实宣传，使改革变得更加深入人心。
诸多社会问埋的出现，是改革深人、社会进步的自
然反映。报告文学重视问题，把理性精神、忧思意识和负责态度注人对问题的报告，使自身份量愈加摩重。
文学对于社会生活的参与，不是被动适应和追寻，它应当有更为自觉、积极并富于建设性的态度。随着改革开放活动的进一步发展，人们的视野迅速开阔，不少过去习以为常的生活现象开始被人怀疑，许多新出现的东西也使人迟疑。所以，彷徨、矛盾、冲突，嬗变的过程开始了。
在这个过程中，有许多政治、经济、文化、传统道德等问题表现出来，使人们无法回避。如何面对这许多的问题呢？从深刻的意义上看，出现许多问题并不是什么坏事，它是社会迅速发展进步的表现，是现实生活打破旧的平衡之后寻求新的理想境地的一种自然现象。因之，勇敢地面对问题，实际上就是勇敢地論对社会现实生活。更何况，文学，特别是报告文学本身就应具备某种敏锐的社会触角，对每一种新的社会现象、社会问题应有明智的判断和富有启示性的分析，
努力试图扫除生活中的迷茫，影响社会的知觉、情绪乃至公众的心理。正是在如；的生活状态下，被人们称之为“社会问题”类型的报告文学作品出现了。
“社会问题”报告文学作品岛出现，既保特了此前创作中那种对改革开放生活的热情，对新生活的强烈追求精神，又把更加负责的理性精神、忧患意识、科学态度注入到创作过程之中，从而使这些作品在具有现实性的同时，内容愈加充实，更多生活价值。在此类作品中，颇受读者关注的作品如涵逸的《中国的小皇帝》；胡平、张胜友的《世界大串连》；沙青的《北京失去平衡》；麦天枢的《西部在移民》；赵瑜的《强国梦》；傅溪鹏的《沉重的车站钟声”贾鲁生的《丐帮漂流记》；陈冠柏的《黑色的七月》；张桦的《京华建筑沉思录》等等。这些作品在题材选择、具体描写、思维观念等内容形式上都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
作者往往注意到把某一问题点的深入挖掘和其普遍的社会性联系起来，把问题的存在同人的素质培养、观念变化和社会的进步关系等结合起来综合分析。因之，它就更加切实地使文学与生活现实、与读者的结合备加紧密。这种现象的发生，既是改革开放生活为文学提供的良好机会，又是文学，特别是报告文学介入社会变革，以文学的手段促进改革开放的具体表现。可以说，“社会问题”报告文学，是文学在改革开放生活面前，认真总结和调整文学自身之后对生活作出的自觉适应与配合。这其中所表现的使命感、现实精神、进取态度十分可贵。
近几年来，报告文学创作乏力，少数的成功者成功的根源，依然在于勇敢地涉足现实生活。历史正给作家以机会，报告文学不应因自己的脆弱留下历史遗憾。
近些年来，从整体上研究判断，就不能不承认，报告文学创作缺乏活力，少数新浦现出的作家及优秀作品，并不能填平创作中出现的巨大沟壑。改革开放的时代生活，正呼唤着报告文学作家们，它正把一个变革的历史时期推到作家们面前，以巨大的诱惑和存在为作家们准备好了发挥与成功的基础。纵观少数成功者之作，依然是涉足现实生活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