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耕堂劫后十种:秀露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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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被删小记(2)

他的《典论论文》,是一篇非常完整,非常透辟,切合文章规律的文论。在这篇论文里,他提出了“文人相轻”这个道理,论列了当代作家谈到各种文章体裁,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见解,成为不朽的名论创作者触景生情,评论家设身处地,才能相得益彰。曹丕先为五官中郎将,后为皇帝。他把同时代的作家,看作朋友,写起评论来,都以平起平坐的态度出之。所评中肯切实,功过得当富于感情,低回绵远,若不胜任。《典论论文》及《与吴质书》等篇,因此传流千古。及至后人,略有官职,便耀威权,所作评论,乃无价值。文人虽有时求助于权威,而权威实无补于文艺。

陆机《文赋》在中学时期,有两神古代文学形式,没有学好。一是楚辞;一是汉赋。一直到现在,总是对它们不太感兴趣,也不能得其要领。抗日时期,有一位姓梁的女孩子,从北平出来到解放区,就学丁我教课的地方。她热情地送给孜一本《楚碎》兑商务印的选本,我和女孩子同行,千黾迢迢,把这本书带到延安,次水灾,把书冲到了延河里。与其作者同命运。

司马相如、扬雄的赋,近年念了一些,总是深入不进去。才知道,一门功课,如杲在幼年打不下基础,是只能老大徒伤悲的。

在读晋赋的时候,忽然发见陆机的作品,和我很投缘,特别是他的《吊曹孟德文》和《文赋》两篇。

《吊曹盂德文》,我记得魯迅先生曾两次在文草中引用,可见是很爱好的。

此文是陆机因为工作之便,得睹魏武的遗令遗物,探有感触而作。事迹未远而忌讳已无,故能畅所欲言,得为杰作。但这究竟是就事实有所抒发,不足为奇;《文賦》一篇,乃是就一种意识形态而言,并以韵文出之,这就很困难。

中国古代文论,真正涉及到创作规律的,除去零篇断简,成本的书就是《文心雕龙》。《文賦》一篇,完全可以与之抗衡又因为陆机是作家,所以在透澈切实方面,有些地方超过了刘勰。

这篇賦写到了为文之道和为文之法,这包括:作者的立志立意;为文前多方面的修养;对生活的体会感受;对结构的安排和文字的运用;写作时的甘与苦,即顺畅与凝滞,成功与失败。

自古以来,论文之作,或存有私心,所论多成偏见;或从来没有创作,识见又甚卑下,所论多隔靴搔痒之谈;又或本身虽亦创作,并称作家论文反不能从实际出发,故弄玄虚,如江湖卖药者所为。徒有其名,而无其实。致使后来者得不到正确途径,望洋兴叹,视为畏途。像《文賦》这样切实,从亲身体验得来的文论是很少见的。这种文字,才不是欺人之谈。

前几年,我借人家的书,把这篇賦抄录一过并把开头一段,请老友陈肇同志书为条幅。后因没有好的裱工,未得张挂。

一儿六六年的春夏之交,犹能于南窗之下,摘抄《颜氏家训》未及想到腥风血雨之袭来也。

我国自古以来的先哲,提到文章,都是要人谨慎从事。他们认为文章足“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足“轨物范世”的手段,作者应当“愤言检迹”而后行之。

在旧时代,文人都是先背诵这些教导,还有其他一些为人处世的教导,然后才去做文章的。然而许多文人,还是“鲜能以名节自立”,不断出乱子,或困顿终牛,或身首异处。这是什么道理呢难道文章事,带有先天性的病毒,像癌症那样能致人死命吗?

南北朝的颜之推,在他的《家训》里,先说“自古文人,多陷轻簿: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宋五体貌容冶,见遇徘优”;接下去列举了历代毎个著名文人的过失,锗误,缺点,遭遇。连同以上人,共三下四人。还批评五个好写文章的皇帝,说他们“非懿德之君”。他告诫子弟:

每尝思之,原其所枳,文章之体,标举兴会,发?性灵,使人矜伐。故忽于持操,果于进取。今世文士,此患弥切一事愜当,一句清巧,神厉九霄,志凌千载,自吟自赏,不觉更有旁人。加以砂砾所伤,惨于矛戟,讽刺之祸,速乎风尘。深宜防虑,以保元吉。

我当时读了,以力他说得很对。文宁也朴实可爱,就抄录了下来,以自警并以警别人。

不久,“文化革命”起,笔记本被抄走我想:造反派看到这一段,见我如此谨小慎微,谦虚警惕,一定不会怪罪,又想,这岂不也是四旧、牛鬼蛇神之言,“元吉”恐怕保不住了。但是,这场“运动”的着眼点,及其终极目的,根本不在你写过什么或是抄过什么。这个笔记本,并未生出是非,后来退还给我了。

林彪说,“损失极小极小,比不上一次瘟疫建安时代,曾有一次痕疫,七子中的“徐、陈、应、刘,一时俱逝”,这见于魏文帝《与元城令吴质书》。他说,“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这里的“离”,并不是脱离,而是被网罗上了。

我们遇到的这场“瘟疫”,当然要大得多,仅按四次文代大会公布的被迫害致死的名苧,单是普名诗人、作家、批评家和翻译家,就有叫十位!比七,中死四产,多出十倍,可见人祸有时是要大于天灾了。

这些作家都足国家和人民多年所培养,一代精华,一旦竟无辜死于小人女子唇齿之间,览之无比伤痛。老实说,在这次文代大会山积的文件中,我独对此件感触最深。

魏文帝说:“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既痛逝者,行自念也……所怀万端。时有所虑,至通夕不瞑我能够从这种残忍的事实中,真得出教训吗?

窃尝思之:社会七各界人士,都会犯错误,都有缺点,人们为什么对“文人无行”,如此津汴道呢?打结起来:

一、文人常常坫韩非所谓的名誉之人,处一上游之地。司马迁说:“上游多谤议广三、文字传播,扩散力强,并能传远。

四、些文人的谣,其受到报复的危险性,较之其他各界人士,会小得多。

《颜氏家训》以为文人的不幸遭遇,是他们的行为不检的结果,是不可信的。例如他说:“阮籍无礼败俗”,“嵇康凌物凶终”,这都是传闻之词检查一下历史记载,并非如是。《三届志》记载:“籍口不论人过”;同书引《魏氏春秋》:“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两个人儿乎都是谨小慎微的。

但终于得到惨祸,这也是事实。揽古思今,对证林、四之所为,一些文人之陷网罗,堕深渊,除去少数矂进投机者,大多数都不是因为他们的修身有什么问题,而是死于客观的原因,即政治的迫害。

我们的四十位珣难者,难道是他们的道德方面,有什么可以非议之处吗?

“四人帮”未倒之前,苦难之余,也曾默默仿效《颜氏家训》,拟了几条,当然今天看起来,有些不合时宜了:

一、最好不要干这一行二、如无他技谋生,则勿求名大利多三、生活勿特殊,民食一升,则己食一升;民衣五尺,则己衣五尺勿启他人嫉妒之心。

參总之:直到今口,我以为前面所引《颜氏家训》一段话,还是应该注意的。

三国志关羽传自《春秋雄中国历史著作,要求真实和简炼。史家为厂史实而牺牲生命,传为美谈。微言大义的写法,也一亘被沿用。但是,读者是不厌其详的,愿意多知道一些。于是《春秋》之外有三家之传,市以左氏为胜。司马迁参考《国语》《战国策》等书,并加实地考察,成为一家之肓的《史记》,对产人物和环境的描写,更详尽更广阔厂。它适应广读苕的需要,而使历史与文学异途同归,树立了史学的典型,并幵辟了文学的现实主义道路。

历史强调真实,但很难真实。几十年之间的历史,便常常出现才盾,众说纷纭,更何况几百年之前,几千年之前?历史但存其大要,存其大体而已。

我国的历史,在过去多为宫书,成书多在异代。这种作法,利弊参半,一苴相沿,至于《清史稿《三国志》在史、汉的经验基础上完成,号为良史,裴松之的注,实际起了很大作用。但历代研究者,仍以志为主据,注为参考。后来,历史演变为文学怍品,则多采用裴注,因为这些材料对塑造人物,编演故事,提供了比较具体生动的材料。

史书一变而为演义,当然不只《三国演义》一书。此外还有《封神演义》,以及虽不用演义标题实际上也是演义的作品。

演者延也,即引伸演变之意。但所演变也必须是义之所含,即情理之所容。完全出乎情理之外,则虽是文学创作,亦不可取就是说,演义小说,当不背于历史环境,也不背于人物的基本性格。

当然,这一点有时很难做到文学的特点之一是夸张,而夸张有时是漫天过海,无止无休的文学作品的读者,也是喜欢夸张的,常常是爱者欲其永生,憎者恨其不死。在这种形势的推动下一部演义小说,能适当掌握尺寸,就很困难了。

《三国演义》一书,是逐渐形成的,它以前有《三国志评话、还有多种戏曲。这部书的故事几乎是家喻户晓的,流传之广,也是首屈一指的。过去,在农村的一家小药铺,在城市的一家大钱庄案穿都有这部“圣叹外书在旧社会,这部书的社会影响甚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谋土以其为智囊,将帅视之为战策。据说,满淸未入关之前,就是先把这部书翻译过去,遍赐王公人臣,使他们作为必读之书来学习的,其重要性显然在四书丑经之上。

在陈寿的《二国志蜀志》中,《关羽传》是很简要的:

关于他的为人,在道义方而,写到他原是亡命奔涿郡,与刘、张恩若兄弟,“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终不负先二。

关丁他的战绩,写到在“建安五年,曹公东征,先主奔袁绍,曹公禽羽以归,拜为偏将军写到他诛颜良,水淹于禁七军。

关于他的性格,写到诸葛亮来信说马超“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羽大悦,以示宾客。

关于他与同僚的关系,写到他与糜芳、傅十此处孙犁忆有况“圣叹外传”全称第五才子施积庵水浒传爷叹外书》,不是《三围浈义》。一编者仁不和,困难时,众叛亲离。

关于他对女人的态度,本传无文字,裴注却引蜀记说:

曹公与刘备围吕布于下邳,关羽启公,布使秦宜禄行求救,乞娶其妻,公许之。临破又屡后于公。公疑其有异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羽心不自安。

关于他的应变能力,写到他因为激怒孙权,遂使腹背受敌,终于大败。他这一败,关系大局,迅速动摇了鼎足的平衡,使蜀汉一蹶不振,诸葛亮叹为“关羽毁败,秭归蹉跌”者也。

陈寿写的是历史,他是把关羽作为一个具体的人来写的,这样写来,使我们见到的是一个既有缺点,又有长处;既有成功,又有失败的活生生的人。我们看到的是真正的关羽,而不是其他的人,他同别的人,明显地分别开来了。我们既然准确认识了这样一个人,就能从他那里得到启发,吸取经验,对他发生真正的感情:有几分爱敬,有几分恶感《三国志评话》,关羽个人的回目有六。《三国演义》,关羽个人的下百有下,其中十五回至二十七回,七十:回至七十七问,回口相连,故事趋于完整。

霄迅先生在《屮闰小说史略》甩谈及此书日扣说:“节浐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饨,状诸舄之多智而近妖;惟于关羽,特多好语,义勇之概,时时如见矣。”中国旧的传统道德,包含忠孝节义;在以史观念上,是尊重下:统。《三闰演义的作者,以人心思汉和忠义双全这两个概念,来塑造关羽这个英雄人物,使他在这部小说中,占有特别突出的地位。

于是,在义学和吊俗学上。就产生一个奇持规象:关羽从一个平常的人变为一个理想化的人,进而变为一尊神。

这一尊神还足非同小可的,足家家供奉的。旧时民间,一般人家,年前要请二幅神像:一幅是灶玉,足贴在锅台旁边的,整冗烟煎火燎;一幅就是尤老爷,他的神龛在房正中的北墙上地势很奸;一幅是全神,是供在庭院中的。这幅全神像,包括天地三界的神,有释、道、俗各家,神像分数行,各如塔状。排在中间和各行下面的神像品位最高,而这位关羽,则身居中间最下,守护着那刻着一行大字的神牌,神态倨傲,显然是首席。

在各县县城,都有文庙和武庙。文庙是孔子那里冷冷淸淸,很少有群众进去,因为那里没有什么可观赏的,只有一个孤零零的至圣先师的牌位。武庙就是关羽,这里香火很盛,游人很多,因为又有塑像,又有连环壁画,大事宣扬关公的神威。

关羽庙遍及京城、大镇、名山、险要,各庙都有牌匾楹联,成为历代文士卖弄才华的场所。清朝梁章巨所辑《楹联丛话》中,关庙对联,数量最多,有些对联竟到了头昏脑热,胡说八道的田地。

当然,有人说,关羽之所以成为神,是因为清朝的政治需要。这可能是对的。神虽然都是人造出来的,但不经政治措施的推动,也是行之不远的。

幸好,我现在查阅的《三国志》,是中华书局的四库备要本,这个本子是据武英殿本校刊,所以《蜀志》的开卷,就有乾隆皇帝的一道上谕,现原文抄录:乾逢四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内阁奉上谕:关帝在一当时,力扶炎汉,志节凛然。乃史书砑谥,并非嘉名。陈寿于蜀汉有嫌,所撰《三国志多存私见,遂不为之论定,声得谓公?兑舫曾奉世祖章皇帝谕旨,封为忠义神武大帝。以褒扬圣烈。联复于乾隆三十二年,降旨加灵佑二字,用示尊崇夫以神之义烈忠诚,海内咸知敬祀。丙!史犹存旧谥,隐寓讥评,非听以传信万世也。今当抄录四库全朽,不可相沿陋习,所有志内关帝之谥,应改力忠义。第本传相沿日久,民间所行必广,难于更易。著交武英殿,将此刊拔传未、用垂久远。其宫版及内狩陈设书籍,并著改刊此旨,一体增入。钦此!这就不仅是胡说八道,而是用行政介式强加尸人了。

至于在戏剧上的表现,关羽也是很特殊的。他有专用的服装、道具;他出场之前,要放焰火;出场后,他那种庄严的神态,都使这一个脚色神秘化了。

但这都是文学以外的事了。它是一神转化现象,小说起了一定作用。老实说,《三国演义》一书,是如此煊赫,如单从文学价值来说,它是不及《水浒》,甚至也不及《西游记》的。《水浒《西游记》虽也有所本,但基本上是文学创作,是真正文学的人物形象而《三国演义》,则是前人所讥评的“太实则近腐”,“七实三虚惑乱观者”的一部小说。

把真人真事,变为文学作品,是很困难的。我主张,真人真事,最好用历史的手法来写,真真假假,真假参半,都是、奸的。真人真事,如认真考察探索,自有很多材料,可写得生动有些作者,既缺少识见,又不肯用功,常常借助描写加上很多想当然,而美其名曰报告文学。这其实是避重就轻,阁省力气的一种写法,不足为训。

三国志诸葛亮传本传小说,出入较大的,还有诸葛亮。小说和戏剧上的诸兑亮几百年来在群众中,形成了一个固定的形象,即所谓摇羽石扇的人物。还彩响厂其他历史小说几乎荇朝各代,在争战交锋之时,都有这样一个军师:《封神演义》的妾子牙,《水浒传》的吴用,瓦岗寨起义的徐茂功,明朝幵国的刘伯温等等。

诸葛亮在本传里。是一个非常求实的人,足一个实干家。陈寿奉晋朝之命修《三国志》,蜀汉为晋之敌,但他对诸舄亮的评价,我以为还是很客观,实事求足的。他说:

然亮才干治戈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光于将略。

综览陈荞所己,渚葛亮的一生,功劳固然很大。失败和无能为力之处也不少。最后的失败主要是客观条件所致。诸兑亮的隆屮对策,说孙权前后出师表,高瞻远瞩,文词成朴,情真意诚,丁宁周至,感动百代,成为名文。他死以后,人民哀其处境艰难,大功未竟,敬仰他鞠躬尽瘁的精神,追思怀念,千古不衰。人民愿意看到他在文学艺术上的形象。但《三国演义》和一些戏剧,把这一人物歪曲了。

最失败的是把诸葛亮写成了一个非凡的人把他写成了一个未下先知,甚至能呼风唤雨,嘴里不断念念有词的老道,即鲁迅所说近丁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