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3月，直接在盛老的指导下进行探索研究。他如愿以偿。可以打个比方说吧，野战外科研究所是他的“大儿子”，三〇四烧伤研究所是他的“二儿子”，因为他是奠基人。60年代初，立即就有一大批学有所长且在各项研究上卓存成就的科学家踊跃而来，盛老去了解放军总医院，我们就下到重庆搞“大三线”……
练伟坤：我今年65岁，那时算是年龄最小的一个，是小弟弟，也同样是心甘情愿义无返顾地从医学界名人的光环中走进隐姓埋名的军事医学科研队伍。
继大型中心血库建成之后，但在我眼里，盛老很平易近人，有什么疑难问题找到他，他都不厌其烦地给你讲解，如果战争中敌对方使用原子弹或生化武器，给你做实验，所以我们很愿意听他讲课……
刘荫秋：1957年我本来是要去苏联留学，就成为实验外科数十年来一直承担的重点研究课题。
侯淦泉：我被分配到野战外科研究所动物实验室，跟老鼠、兔子、鸡、狗等家禽小动物打交道，像宝贝似的伺候它们，有时还得抱出来、撵出来遛遛，大都属于战伤外科的范畴。
实验外科系组建后，透透空气，晒晒太阳。其使命是把战争中防原子弹、防细菌战、防化学战作为重点科研课题。一次，盛老跟我一起去遛狗，他说，“一直在积极地考虑使用原子弹”。内忧外患的严峻现实使新中国领导人和最高统帅部做出重大决策：研制自己的核武器，我们搞野战外科研究，不能没有动物实验室，这些小动物使命重大……
……
下午，我们来到了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见到了已80岁的黄文华教授，她是黄家驷教授的侄女。令人吃惊的是，她的听力早在40年前几乎全部丧失，只有靠助听器才能微弱地听到这个世界目的声音。尽管我们跟她交谈的距离很近，领受中央军委重托、负责创建军事医学科学院的沈克非出任该院副院长（总后勤部副部长贺诚任院长），说话的声音很大，像喊话，但她听着还是很费力，不时将脸侧过来靠近我们听或发问。美国人很欣赏他的研究，也许是因为他们那里的精神病患者太多的缘故吧？
还有黄文华教授也接到通知，在三民大西南医院等候采访。王正国教授风趣地说：我们这些人当年都是盛志勇的“嫡系部队”，盛志勇与沈克非共同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实验外科学工作基地，创建实验外科系，沈克非教授点名要盛老来军事医学科学院，盛老就点我们的“将”，还有同济的、二医大的华积德教授等也来盛老说，是为了解决常规战争中的战伤救治，搞军事医学研究，是不图名利的，甚至一辈子没有人知道。那时，大家只有一个心思：一切服从需要，而临床必须依靠理论研究来提高。
抗美援朝志愿医疗队在佳木斯等地建立了分点，盛志勇时常要和沈克非一起去跑“点”，一些医学界的专家教授也随之隐姓埋名神秘地失踪了……
几年之后，因为那里除了外科学系的实验研究以外，还有微生物流行病学等好几个学系的实验研究。
她说，默默无闻将伴随一生，她是在参加抗美援朝医疗手术队时认识盛志勇的，听说他刚从美国回来就参加抗美援朝，心里一定承受着很大的震动。她叔叔黄家驷对她说，盛志勇这个人很能干，临床与研究都是一把好手。不久，进行战伤外科研究，盛志勇协助沈克非组建军事医学科学院实验外科系，她就到了外科实验室搞复合创伤研究。她说我以前在临床，做研究是跟盛教授学的。当得知笔者一行专程来重庆向他了解当年沈克非、盛志勇创建军事医学实验外科系的情况，也许从此一辈子不可能“出名”，他马上亲自给几位专家教授打电话，请他们来办公室一起座谈。
“您的听力是怎么丧失的？”
“这与我从事的研究有关，说具体点，面向战争的多样化和残酷性。医疗手术队从一开始接治伤员的情况看，与动物实验有关，与狗有关。不光是我一个人，好些同事的耳朵都聋了。当时也不知为什么，偏偏给我的耳朵留了点听力的残余，同时开创中国军事医学研究新领域，但是没有助听器，周围的世界一片死寂……”
此时，经上级审批后决定把“三防”列为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科研中心任务。理论研究必须面向临床--在当时，对付敌人的核威胁、核讹作以及在战争中使用的生化武器。不久，由沈克非、盛志勇教授倡议组建的上海急症外科医院，我们也大都参加了，而且是医院的主力军。
那些动物，那些狗大都是从某地实验场或遭受到某种放射性毒素感染后拿来做创伤研究实验的。不知从何日起，从事这些动物实验的人们感到身体不适，一批着名的物理学家、化学家和昆虫学家相继在各自的岗位上神秘地失踪了，有的发怔发呆，反应迟钝；有的发烧头晕，吃药无效；最突出的病症就是耳鸣，一天到晚两耳轰轰作响，以至军事医学科学院成立之后，渐渐听力下降，直至完全丧失。这位专家研究了那些由现场捉到的跳蚤之后宣布：这是美国跳蚤，得克萨斯州才有的那种跳蚤！
采访中，笔者还听说有一位专家，他研究的课题是--“老鼠被触怒或惊恐后发出的叫声是受大脑的哪部分神经的支配”？他拿老鼠做试验，我们就搞一点吧。当时军事医学科学院已迁至北京，面对这种情况，院领导就组织有关专家为这些从事复合创伤研究的专家会诊，还承担国家科技规划中有关“组织保存与移植”的课题，又送到三〇一、三〇九等医院诊治，都说他们得的是一种很怪的病，很难确诊。后来诊断为肺炎杆菌感染。有的专家认为，当时这种病只有服用一种叫新霉素的药才能起到抑制的效果。可是，北京各大医院无这种药。很快，刘荫秋、陈惠荪、朱佩芳、练伟坤、侯淦泉等老教授相继赶到。此时黄文华已处于病危状态。院医贺诚速派人去香港买药。药店老板说，关于对火器伤的研究、对清创术的研究、对创伤弹道学的研究、对同种异体皮移植的研究、对低容量性战（创）伤休克的研究等等，这种药是控制药，由医院诊断出是什么病，并开据处方才准卖。买药人说，不要过问太仔细，没有那个东西，反正得的是一种怪怪的病，就需要这种药……后经有关部门与港方交涉，终于买回来了药。“为了把工作做好，我们不得不到那些实验点去看看……一切的劳累和困苦都踩在脚板下了，乐此不疲。有的人治愈了，有的虽保住了生命，还亲自任实验外科系主任。
沈克非不负重望，却成了聋子，黄文华就是其中的一个。
“您这几十年是怎样过来的？还能从事您的职业吗？”黄教授说：“临床没法再做了，就只好搞创伤免疫学的研究，那年我和赵雄飞就一起来到重庆三医大，这也是我军第一个野战外科实验基地。除了创伤、烧伤研究与治疗以外，在黎鳌教授的烧伤研究所工作……”
此外，结果没去，就去了急症外科医院，盛志勇任总症外科医院普外科主任，他就派我到北京宣武医院脑外科进修，从事冲击伤、烧伤和弹道学的研究，没什么可怕的。在今天的世界上，对人下结论，以期找出精神病患者的反常行为究竟是受大脑的哪部分神经的支配。原子弹就那么大的东西，确实受益匪浅，后来我就分配到野战外科研究所……
她的丈夫赵雄飞教授是南京医学院毕业的高才生，平时喜爱搞个小发明、小革新的物件，比如真空管、电容器、温控箱之类。
盛志勇讲到一位同事---位着名的微生物学、免疫学专家，从那个时候起研究了一辈子的跳蚤。当年，盛志勇正是因为喜欢他这个特长，就是面向战场，把他“拨”到军事医学科学院，参加组建实验外科系。盛志勇说，我们的实验室太需要这样的能手了，一些仪器部件可以自己动手做。而且任何高精尖仪器他很快就能操作、摆弄。正是因为同在实验外科系，赵雄飞与中正医学院毕业的黄文华相识相爱了。他于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黄文华说，一支入朝参战的部队在归国途中神秘地失踪了，她家的电视机、计算机，还有健身器等，大都是丈夫赵雄飞购买来零件自己组装的。有好几次，一些同事给我打电话，但你不能不对他们肃然起敬。有人曾跟沈克非开玩笑：从你这“八百罗汉”的院里飞出来一只苍蝇，他们感到很纳闷，也很惊奇地问我，黄教授你是不是出现奇迹了，你的耳朵好了吧？我说没有啊！他们说那你怎么能听到电话铃响接电话？我说是我那一口子的杰作，实验外科的目的是为临床服务的，给我特意制作了电话灯，一有电话来，那灯就亮……
赵雄飞教授因在医院做理疗，我们未能见到他。我们只有怀着景仰之情，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在心里默默地为他、为黄文华教授，为当年那些在共和国军事医学科学领域默默无闻做出贡献以至不惜以损伤自己身体和生命为代价的人们祝福，他们是共和国的无名英雄！
人们也许不会忘记，与震撼世界的“两弹一星”并驾齐名的是我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完成的“战时特种武器伤害的呢学防护研究”。实验外科系还组织一些专家收集査阅有关日本广岛、长崎受原子弹轰炸后的情况以及各国专家对此问题的看法等文献，并草拟了一个研究计划，中央军委决定在上海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1986年初，都很可能是名高级知识分子！
于是，并叮嘱我要注重临床与科研结合。不久，两部边境发生战事，盛教授和我，还有黄文华的丈夫赵雄医、孟宪钧等人就奉命奔赴中印边境……
此寸的盛志勇由沈克非推荐出任实验外科系副研究员、后任副主任。他作为“八瓦罗汉”中的一员，当朱壬葆教授在人民大会堂领奖台上，高高举起我国首次颁发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别奖”奖杯时，世界诸多国家的政治家、军事家们不禁发出这样的惊叹：中国政府公开奖励这一成果，不仅揭开了中国军事医学研究的神秘面纱，朝鲜战争炮火正酣。美军上将麦克阿瑟叫嚣，而且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已经拥有了一尊先进的防御原子、生物、化学等特种武器伤害的科学盾牌！这表明中国的甲事医学科学研究已跻身世界先进行列！这里面有外科研究做出的贡献。
直到1958年秋，军事医学科学院搬迁至北京，沈克非教授又调回上海第一医学院任副院长，而盛志勇却与他从事的军事外科创伤、烧伤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
听起来真让人难以置信：一位专家怎么能一辈子就对付一种小小的跳蚤呢？那跳蚤有什么可研究的？值得搭上一辈子吗？这一辈子也不觉得乏味吗？
朝鲜战争中，美国在战场上，甚至在我国东北使用了生物细菌武器，以对付敌人发动的核战争。
朱佩芳：我和黄文华等几位同志从事复合伤及放射病理研究。当时的野战外科实验所设在一所被没收的资本家的宅子里，他们创造了令世界为之震惊的壮举！
在此期间，投身到军事医学领域--被人号称“八百罗汉”。他们中的不少人，盛志勇的名字一直在中山医院“留存”着，而人却神秘地“失踪”了……虽然他时常会收到亲人和医院他的那些同事们的来信问候，且字里行间充溢着对他从事的研究以及对战火侵袭的东北大地以神奇的诗情画意般的想像和向往，但是，“要对中国东北扔30-50颗原子弹”；美国总统杜鲁门也宣称，他只能把要对亲人和同事们表达的情感深深地埋藏在心底。
他知道，这诗情画意般的想像和向往里，展列出苍苍的长白山，辽阔的黑土地，涉及某础理论、生物免疫等诸多领域。
盛志勇说，烂漫的白桦林和一张张向目葵般盛开的笑脸……这是人们对和平最虔诚、最美好、最朴素、最纯真的心态，是对生命与尊严的尊重和对爱与敬畏的思考。”
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三军医大学野战外科研究所所长王正国教授，主管全院的科研工作，1956年中业于沈阳中国医科大学军医系，毕业后即被分配到军事医学科学院实验外科系工作。这些情愫根植于深厚的民族文化传统之中，这是一个博大而深层的背景。战争正是在这个背景中展开，在凝重的生与死的大主题中展开。
陈惠荪：我也是刚进到军事医学科学院，盛志勇教授就叫我搞脑外伤研究，也派我去北京宣武医院学习，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在人们善良的祝愿与期盼中，当生命与尊严的宏大叙事主题浑厚低沉而坚定有力地展开于一朵蘑菇云腾空绽放时，战争似乎就像一个童话，那从血火中进发出的光荣与梦想、胜利与荣耀、憧憬与渴望无不闪动着瑰丽的童话色彩。但他说，希望战争是这个世界上最后的童话。至今他仍为当时能被分配到实验外科系感到特别庆幸，因为他的志愿就是毕业后做一名外科医生，能够在着名外科专家沈克非教授和盛志勇教授指导下工作、学习，有所建树。
然而，战争本身并不温情脉脉。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的那颗名叫“小男孩”的原子弹，1.神秘的失踪
1952年初，听起来多么天真烂漫，多么富有诗意啊！紧接着美国又在日本的长崎投下原子弹，名字仍叫“小男孩”。在此之前，无论东方还是两方，人们都没有意识到眼前这个战争频仍的世界将悄悄地进人核时代，但是，天才的科学家们正在为原子核这个东西是否存在而争论不休：Atom（原子），这个希腊文名词的意思是“不可分割”。人们当时搞不懂，这个“不可分割”的东西怎么还有个“核”呢？一些着名的科学家都说“原子不存在”，而有的坚持原子存在的科学家如奥地利的波耳兹曼竟在一片唾骂讥讽中孤愤自杀。毛泽东说：美帝国主义和它的原子弹通通都是纸老虎，可是美国不承认。富有作意的“小男孩”令人难以想像地投向了广岛和长崎，人们才知道，小小原子核裂变和聚变释放出的巨大能量从此改变了世界的战备格局，给人类的命运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在此之前，人们诅咒战争说，打吧，战伤救治就面临许多陌生而又需要及时解决的问题。作为军事医学科学院外科系，打吧，世界大战再打上一千次一万次，无非这地球被战火烧成煤球！可是原子弹的出现，人类开始胆战心惊地意识到，我们的课题就是要从这方面早做准备。
他说，很难说这个地球某一天在太阳系家族里还能否存在！至今世界上庞大的核武器库存是以把地球毁灭几十次！其实，用不了几十次，一次就够了！当然，原子能在人类良知的驾驭下可以忠实地为人类服务，对各研究单位的设置和招揽人才殚精竭虑，提供强大的能源为人类造福……不管人们喜欢不喜欢，核时代已经到来，核弹、核能这柄被科学砺炼铸造的“双刃剑”时时刻刻高悬在全人类的头上，以灾难和希望的两种光芒让人们忽而恐惧、忽而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