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着红喷喷喜笑脸的张军爬进一个发货的窗口。我不明他那大长腿是怎么一下就穿越过去的。然后他又拉开一个小卖部的窗户，大长腿往窗台上一蹬，就跃进了兴隆镇车站。
捷足先登。
我便感到张军他们可以进入兴隆镇的任何一个窗口和门口。
他们打进的决不仅仅是兴隆镇。
兴隆铁路信托贸易公司经理李文生，告诉张军货没了。张军立刻说，离此地一良多里地望奎县有货。只是还没通火车。
李文生，这是一个见上一面就会忘掉的人物。也许是因为他自觉不自觉地不希望人家记得他或是不认为人家应该记得他。
大奎、张军、陈荣他们天天晚上从长途里了解商品信息，了解全国的平衡价格。别人跟我要货，我说没货别人就走了。可他们三个年轻人会天天盯着我，天天给我提供货源信息，会催着我跑到货源基地。我们这里原先时间观念差，我觉得时间就是金钱在孙超公司的人身上体现得特别强烈。他们使我年轻了。
孙超说，中国人有本事的不赚中国人的钱，赚外国人的钱。我想是呵。现在我们和孙超公司是后方和前方的关系。他们公司如果不能往好的方面有大变化，我们公司一时也不会有什么大变化。我们公司想大一番，还希望他们公司有个大发展。
——个实打实的东北人。
联营也好，横向联系也好，都是利益的结合。
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马克思对利益的阐述，今天出土了。山东人说：一个箩筐一个秤，感谢老邓。河北人说：一辆摩托两个筐，赛过紫阳和耀邦。（指摩托长途贩运赚的钱赛过中央领导的工资。）黑龙江人说：老两，小两口，领着孩子带着狗，高高兴兴往地里走。
和我说及这些见闻的，是黑龙江乡镇企业联合投资开发公司总经理张铁君。他三十几岁，眉毛微挑，大眼微吊，高鼻微勾，一头乌发，一身蓝黑色，给人血气方刚感和分量感，人称少帅。
我们坐在孙超公司的哈尔滨办事处。屋里，一只只喝完了啤酒的易拉罐，被仔细地起掉了盖儿，成为苏传树他们的茶杯和牙杯。
办事处一无派头，偏偏独具吸引力。譬如这位少帅，对上有省政府办公厅、财政厅，对下有七十八个地、市、县，三千三百个乡，两万九千个企业。财权在握。一上班，找他的人就如在门诊部排队看病的人那么多。总的来说都想富起来。但是到底怎么富法？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秦皇岛和孙超相遇。两人开拳就打：这次来是做什么的？和孙超一夕谈，少帅便感叹起来：我愿意和比自己聪明的人做生意。我可以学到东西。他们赚了钱，我也不会吃亏。如果和没有活力的公司做买卖，往往是一次性交易——这一把赚了就赚了，赚不着就亏了。
搞事业的人必须和搞事业的人一起合作。要想国家赚大钱，只有大家都赚钱。
你们这次的货物，还是请少帅派人。我们共同验货。苏传树走进屋来，朋友归朋友，生意归生意。
行。少帅稳稳地吐出这个字，真正做贸易，往往彼此提的方案比较接近，不在小地方搞拉锯战。
那是互不放心。以后，我们双方还可以搞电报确认。苏传树说。
电报确认，贸易双方不用见面，电报就起法律作用。自然这贸易双方得互相熟知。
苏传树转身问我：你知道我和少帅认识多久了？加起来不到二十四个小时！
哦？
孙超公诮的风格和效益，国内很少，很少。我见到的目前就这一家。似乎喜怒不形于色的少帅激动起来，我对孙超一见钟情。真正的商人就应该像他这样掌握国家政策、经济规律、商业道德、世界行情，熟悉金融、运输、质量标准、包装加工等等。商人从事的是创造性劳动。
改革尚有方向，并无边无际。从事经济改革，还要涉猎社会、心理、科技、风俗、文化、国情等等领域的探讨。成功的商人也是人才。
大商人就是人才。
商品经济的冲击力，冲击着封冻的北国。
北方封冻的时间长，传统意识比南方顽强。绥化列车段六百五十七人的总支书孙福礼，1984年很认真地清除了精神污染，不准留长发、不准穿高跟鞋等等。
管头管脚。
孙福礼，绥化名流。我这身服装是今天才穿的。他对我说。哦，他今天穿的是——软塌塌的西服。
这种西服不是太平常了吗？
这，似乎只是衣服，而不是服装。
南方和北方的开化度有别。
1985年底，铁路改革，以路养路，层层包干。12月，哈尔滨铁道贸易公司绥化公司成立。孙福礼由书记生涯进入经理生涯。他开始经理生涯的当天，大奎、陈荣、张军来找他了。三头烫发，三双高跟鞋。孙经理毕竟刚从清污染的书记演变而来，自然地、自觉地要抵制这些卷曲的长发和高高的鞋跟。
不接待。
你可以不接待。他们也可以不罢休。
我的儿子就像他们这么大。孙福礼笑着：我们做生意的双方，是麻杆儿打狼，两头害怕。客户想找可信赖的货主。货主想找可信赖的客户。互相怕对方没有信誉，不成生意。孙超公司在东北三省只有二十四个外贸人员，去年创汇七百三十八万美元。利国利民啊！孙超们的效益对我们东北是一种剌激。就说这几个孩子，老来磨！讨价还价起来还犟得很！我拿他们没办法！他们诚实、本分，也教育了我。穿衣打扮各有所爱，不是什么污染不污染的问题。孙超在绥化办事处的主任不是吴继宽吗？好，我对吴继宽说，现在我来当你们绥化办的主任吧，这里的货由我来安排。
这位绥化名流好像有安排一切的特异功能。你明天的程由我来安排。他对我宣布。他是不由分说的。
我得由他来安排？
一切被动的、肓目的、愚昧的、狭隘的意识，是依附在陈旧的生产关系上的。
自主意识，是依附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上的。
我到东北农村的大豆基地寻访自主意识。
现在，铺天盖地地包围着我，重重叠叠地压迫着我的，就是孙超大豆。
一位小脚老妇，扭着八字步，双臂张开着，像在豆海里划船似的向这边走来。
这边有一所破败不堪的农舍。破筐、破箱、破缸全堆在破屋外——没有院子，只有屋外。
三个女孩敞着光光的胸脯，披着大人的破袄。稚嫩的小细牙啃着老掉牙的老玉米。
只有一个新气象——辆崭新的拖拉机。这家花五千元钱买来的。
这家的主妇，一位三十多岁的女人从一个塑料口袋里掏出烟丝卷着：嗯哪，现在我们钱是有了，就是舍不得吃。得留着盖房。我们一家有四十五亩地、五口猪、三个小孩。就一个爷们顾不上！嗯哪，顾不上啊。这些孩子身体好，往死里揍也不病。你问我承包？承包好！不用瞅人脸儿了，挣多了都是自己的。嗯哪，嗯——哪！
很好。不用瞅人脸儿了。经济的自立带来精神的自立。嗯——哪！
具有独立精神和主意识的人拥有今天。
黑土地上的孙超大豆啊，涌向天边，浪拍地平线。
自主篇
独立的、自主的劳动者，是搞活经济的基础。
孙超公司的货物很多是从塘沽港装船出口的。但是这个塘沽办事处却只有三四个人——三四个独立自主的安庆人。
六十五岁的杨林生，皱巴巴的皮肤和皱巴巴的衬衫。他坐镇、管账外，又当爸又当妈地给另外两三个快乐的单身汉做饭。早上烧好开水、熬好稀饭后喊一声起床了，干事了！饭后吩咐：今天该你洗碗。
墙上胡乱贴着美人像，小伙子们的世界里少不了会有美人。可是安庆姑娘谁愿意找个牛郎？墙上那些美人都在笑，笑话这帮痴心的傻小子们。
笑什么？众牛郎在一起不也是一个家？这不，地上有一只饭锅，一只炒菜锅，一堆随时准备提供服务的方便面，一瓶酱油，一块案板，一把切菜刀。文件柜里有铒罐、咸菜和一大碗煮黄豆。绳子上搭拉着衣裤，痰盂里充塞着烟头。
显然只能用仅有的油和盐做出最基本的饭菜。不过也就是1986年才有这个条件。以往只有一只电热杯。一次能泡一包方便面，大家轮流吃。一包方便面对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只能吃个半饱。要想吃饱么，对不起，都得等下一轮。
过春节时在电热杯上放个罐头蒸热了吃。罐头蒸热了，造成里外的压差，一开罐头，嘭地一下肉汁溅你一身。哈哈哈哈！
春节是众牛郎最忙的日子，因为这个时候人家都休息了，车皮好找些。1986年春节，塘沽办事处二十多岁的经理王海急得哭了——火车把货运来了，装货的船也到了，货不及时运上船的话，船多停留一天，就得付两千美元的停港费。可是节日里上哪去找那么多汽车把货从火车上运到船上呢？
塘沽这里有个老习惯，大新年的怕出事，闹个不吉利，过年只求人车保平安，所以司机把车都封了。王海跑到大街上拦车：跑一趟车给四十元！跑两趟给一百！
这个高价自然是王海的即兴创作。
孙超公司的各个部门好在都有这种自主权。王海他们才能在春节集聚起百十辆汽车。当然，即使罚停港费，罚的也不是孙超公司，而是请孙超公司代办出口这几批货的单位。可是公司的信誉、国家的信誉会不会打折扣？
王海，清瘦的长脸，规正的长发，丹凤眼，高鼻梁，加上一件纯白猎装，像一个勤勉的书生。然而他是一个拳打脚踢的经理兼司机。他原先是办事处的司机。苏传树常坐王海的车到处洽淡、办事。可是，跑一件事为什么要耗两个人工呢？
一个自负盈亏的公司处处都得讲成本核算。苏传树干脆把每个环节的事都教给司机王海。光是货物到塘沽后的收费就有三十来项：商品进出库费、卸车费、装车费、封垛费、拆垛费、漏包整理费、棚布费、商检费、质检费、集货费、代理费、进港汽车运费、车台费、油驳费、装船机费、吊车费、船带费、船上整理费、吨存费、港理费、服务零工费、起费、船舱倒货费、港务费、港内整理费、长途运输代理费等。
三四个月后苏传树完成了金蝉脱壳的程序，让王海当了塘办的经理兼司机。
孙超效益已经渗透到公司上下的筋络里了。
能不能最大限度地开动起每个成员的头脑，发展每个成员的自主意识，是对体制合理度的最好检验。
能力的优势，人才的优势，效益的优势，归根结底是体制的优势。
过去我们常常以国营化程度和企业的大小来判断一个企业的先进与否。结果在公有制的大温床里培植了权力剥削和官商作风。《光明日报》1986年7月13日报道，花费国家巨额外汇进口的仪器设备等二百多批货物空运到上海虹桥机场后，长期无人提取，最后将作为无主货物交由海关折价处理或销毁。
体制病。
经理兼司机王海开车把我带到塘沽码头。各国轮船不见头尾地在这儿排着，好像要顺着地球的边沿拉起手来似的。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商品经济的发展呼唤着企业的自主，呼唤着人的自主。没有自主的人就没有自主的国家。乃至五十三年前，1933年，国民党和日本关东军在塘沽签订协定。根据协定，中国军队退出延庆、昌平、通县、顺义、宝坻等地区。使本人得以进一步控制整个华北。日军大批物资自由地从塘沽运进。远处那些圆筒仓库便是当年本人的仓库。
我们今天搞商品经济，不是因为商品经济有几条几点的优越性，而是因为商品经济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
是规律，不管其优越不优越都是不可逾越的。
当然，商品经济对于一个在封建主义的营养液里浸泡千年的国家来说，实难容忍。封建主义是本能地惧怕被商品经济吞噬的。
商品经济一步步的发展，便是一场场看不见的战斗。
9月底我走进孙超公司的哈尔滨办事处（简称哈办），又想起2月7在哈办拉开的全方位审查孙超公司的一幕。问及苏传树。你不是都知道了吗？他一愣，似乎一下没法把脑子从9月拉回到2月。也不想拉回。因为2月已经过去了。审查的结果是，孙超公司经过南到深圳、广州，北到黑龙江的审查而立下不败之地，愈发地有信誉。现在操心的是9月，因为9月开始，东北游击队开始实行新的承包方案。
9月以前，孙超公司的经营，是层层有自主权的。但是分配制度却是大锅饭式的。也亏得是大锅饭，否则问题更多，2月更不好过。民间企业出小锅饭的经济效益是应该的。搞小锅饭的分配制度那就该查你的问题了。多劳有理而多得有罪。经营和分配的不配套，精神和物质的不协调，企业里终究会萌生小锅饭的需求和大锅饭的作风。
孙超的思考是电脑式的——思考结果立刻在终端上显示出来。
公司决定，9月开始取消东北游击队每人每天一元五的津贴，改成每发一吨货（从搞到货到发出货）个人提成七角五分的费用承包——包括误餐费、车费、旅馆费、业务费等等一应费用。
苏传树在哈办宣布了这个提成包干的新方案。大家看怎么样？
李大奎双手往两个裤兜里一插。
——干！我承包！我带人承包！
——那你10月到12月承包多少？
——我还没底。
——没底你就别承包。
——两千吨吧。
——就这么点？要是搞这么点货我就不需要你了。你讲吧。你能搞多少吨？
——五千吨。
——大奎，你想，如果你只承包两千吨，如果有人承包两万吨，那么我调拨资金的时候，人家得西分之百，你就只能得百分之十。没什么别的了吧？好，下一个。你打算承包多少？——别人能承包多少，我就能承包多少。绝不少于别人。——人家已经承包了五千了。
——我承包五千五百吨。
哈办从宣布承包方案，到商定、签订一张张承包方案，用了两天时间。自然每个大脑都在加速旋转。报喜不报忧，万一多报了承包吨数，导致公司判断失误；报忧不报喜，人为地加强货源紧缺的空气，等于人为地抬卨市价。而且低于平均价格的可以拿价差。二八分成。公司得八，小组得二。
承包的吨数是选的。承包的人数是自选的。个人的发展机会是自选的。公司的发展速度是自选的。
9月，是一个新的开始。只是，2月真的过去了吗？
马克思说：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可是我们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到20世纪80年代还在竖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怪不得具有科学预见性的马克思要曱一早地声明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
繁衍篇
什么叫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
这个问题并不是什么时代的什么人都会思考、都能思考的。汤士祥十几岁的时候在煤矿工作。有一个老煤工在矿井下眼看撑子面要塌，可不敢说出来，怕万一说了又没坍，影响了任务完成，追究他的责任。他悄悄叫他的两个徒弟上厕所，他自己也溜了。井下还在光着膀子挖煤的人，全都成了人体标本。
不知道个人应该拥有什么权利，应该获得怎样的人际关系和生存环境，那么，活人只是活动的人体标本。
十几岁的汤士祥，一次次地受到人体标本的强刺激。
三十多岁的汤士祥，依然被那些人体标本驱赶着。公司的留成外汇用来做什么？进口家用电器等紧俏商品？不，这些外汇要用来引进关键性的技术，加快工、矿业的现代化过程，解放生产力。
1985年1月，孙超让汤士祥在北京宣武门大街137号的一所不起眼的房子里，成立华安电子技术开发公司。华安查阅中国电话号码簿、中国丁。商企业名录等，向全国有关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