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家灯火像掉进黑河里的星星，一个个都吓得苍白着脸，闪烁着，惊恐着。一轮弯月像悬在天边的羊角面包，橙黄的。然而这一弯暖色越发使黑河更黑。我乘坐的小车，整个儿的就在黑河底里潜行。现在，除了月亮、星星和我，只有小车司机。司机超速驰向黑色的深处。我真想问问，这是开到哪儿去？我望着他的后脑勺，我只认识他的后脑勺。他的正面是什么样儿的？在这样的黑夜里，我只有信任他。问也多余。
或许，现在我和那些掉进黑河的星星，脸色一样苍白？于是才想到，从广州市区到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来路这么长。怪不得有地区差。
当我望着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智能产业总公司（简称智总）。只是问题没搞清，不好怎么？用你。在你最年富力强的时候不用你。在社会本来给你提供许多机会的时候不用你。在你的名声败坏之前不用你。在你的精神损粍得差不多之前不用你。当你在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审查后，健康和精力决不再令人羡慕了，自然更不能用你。
是先有智总后有郭晓东，还是先有郭晓东后有智总？
一见智能产业总公司的总经理郭晓东，我感到一种黝黄一不是黝黑而是黝黄。整个脸乃至五官，都似作了黝黄的套色。面部肌肉轻易不肯走动。整个人便像一个黝黄的、筋络分明的树根雕。这个根雕并不使人一看就惊悸、叫绝。只是使人感到一种坚挺。坚挺这个词，通常用来形容货市的。日元的坚挺，使日本经济越发像汽车大奖赛似地高速行驶。郭晓东的坚挺，是一种不会被别人消化而只会去消化别人的力。
1986年他到开发区工作，又感觉到那股此起彼伏、循环往复想要消化他的力：怎么用郭晓东这个人？怎么用不可靠的人到开发区？
的众智能人，我想，人生如果连大的变动都不敢尝试，连错误都不敢犯，连自由都不敢信任，连己都不去追求，还有什么劲？
自由和依附
这种年年复年年的来回重复审查是立于不败之地的——没拿你怎么样啊！
又——来——了。每次以为过去了，但哪次也没过去。这种不信任像他的影子似地跟了他几十年。
他在解放前夕就全身心地相信共产党，十八岁入了党。到1952年，北人中文系学生郭晓东忐愿参加南下工作团。学俄文，学计划经济。然而，一个没有经过炮火洗礼的大学生，总是不可靠的。越是封建愚昧，越是敌视知识。从1952年开始，审干、整风、整党、胡风问题、反右、大跃进、反右倾、三年困难、四清、文革、清查四人帮、整党、清理三种人……真是黄雀捕蝉，弹弓在后。蝉的后边有黄雀，黄雀后边有弹弓，弹弓后边有小孩，小孩后边有父母。谁也不知谁被谁打倒。怀疑别人，又被人怀疑；参与整人，人家又整你；似被信任，又不被信任；推倒了，又爬起；跌跌撞撞，推推搡搡。自己可靠还是不可靠？自己是好人还是坏人？想干事，又不知干了对不对？要说话，又不知会不会造成不良效果？穿衣服，是不是资产阶级的？吃饭，算不算大吃大喝？
50年代，自己为没被打成右派而庆幸。后来，被打成右派的北大校友都成了教授、副教授。不给政治前途，逼出学术成果。政治，不紧跟岂能容你？跟错了责任自己负。郭晓东最大的失误，就是在文革初期想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开始他并没有介入。但是别人叫他这次一定要站稳立场，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这一边。他呢，从1952年以来的运动复运动，怕整，怕犯错误，怕跟不上，怕不被信任。跟了半年，结果被审查了二十年！清查五一六的时候说他反过江青，受审，劳动。抓现行反革命的时候又受审。及至到清查四人帮的时候，又受审。每次既没立案，又没结论。每次的声势都是由强到弱，到没声音。1984年整党，又要重新调查文革问题。十三大前核查三种人，又要审查。出国代表团中有郭晓东，更要审查一因为二十年前他在文革初的表现一直没查淸么。
一个怪圈。
年年争取被信任，年年信任被破坏。这种审查，如同判无期徒刑。十三大前又说他文革中问题还没查淸的时候，他说这次订个合同吧：查出我有问题怎么办？丧不出问题怎么办？就算过去几十年的工作一笔废掉了，三中全会以来，也快十年了。我有没有坚决按照三中全会的精神在工作？文革我只参加了半年，在文革的拳头下都没查出一点问题，而且如果有问题，为什么不做结论？如罙没问题，为什么要持之以恒地审查？
一个人被审查二十年。全国又有多少人被审查了二十年？更有多少审查小组，外调了多少人次，花了多少行政经费？被审查的自然被套上紧箍咒，审查人的丢下业务，堕入怪圈。一纸诬告，几句谗言，耽误一个人几卜年乃至一辈子。而且被诬陷的很多是精彩的、富有创造力的人，否则就不值得去诬陷。这种年年复年年的来回重复审查是立于不败之地的——没拿你怎么样啊！只是问题没搞清，不好怎么用你。在你最年富力强的时候不用你。在社会本来给你提供许多机会的时候不用你。在你的名声败坏之前不用你。在你的精神损耗得差不多之前不用你。当你在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审查后，健康和精力决不再令人羡慕了，自然更不能用你。这种不阴不阳、不淸不白的消耗战，叫你想评个理都没处评去！
文革中的问题，牵涉到刑事的，本来可以由法律部门处理。其他问题，审查过了的为什么要来回重新审查？尤其是，作为共产党员，是不是审查没问题了就够格了？没有问题的就够党员资格？没有作为也可以当党员？何况这种没有问题能不能反映人的道德、品格？如果共产党员像少先队员戴红领巾那样佩戴标牌，时编上号码，随时接受群众监督，没有先锋模范精神的、没有勇气时时佩戴编号标牌的，可以要求退党。或许这种正面考核能更快当地提高党员的合格率呢！
当然，那种半年文革审查二十年的消耗战，也自有其社会效益。至少解决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乃至提千问题。时不时地满足一部分人的心理需求。中国千年自然经济造成的不希望别人比自己好乃至幸灾乐祸乃至自觉不自觉地扩大别人的灾祸制造别人的灾祸从中提取一点愉悦，这种传统心态的现代形式就叫整人。在自然经济、产品经济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时候，在人们只能依附于本单位的时候，这种传统心态的现代形式是无法抵御的。
使传统心态不抵挡的，是商品经济的冲击。郭晓东就被冲进了开发区。
是的，说他好人也行，说他坏人也行，说他有争议也行，说他没争议也行。和政治告别行不行？当然，是假告别。在中国搞经济也离不了政治。郭晓东做了一辈子工具，承担了一辈子责任。现在他的要求很低，只希望不要再被审查、再被不信任了。让他安静会儿吧。安安静静地工作。谁愿意做官谁做官，他要做事。互不干扰好不好？他在干校的时候花了二百四十元买了一只在当时算很好的半导体，一有工夫就戴上耳机听，免得脑子被思想千扰。他这几十年只是想证明自是可以被信任的，结果越证明越不被信任。左右都不是。他怕思想，怕神经错乱。但是人越受磨炼，头脑越发达。挨整的结果是抗争，是思考。已经五十几岁的郭晓东喊出了他被压抑几十年的人性的呼唤：我要机会！
不仅要机会，而且他希望给受压的人创造机会。人们啊，不要再祈求人家给予你信任、给予你尊重、给予你什么什么。人家给的，随时可以拿走。甚至可以变成你的罪名。以前他老是放弃个人的一切，连思考也想放弃。当他面对千部履历表上文革中的表现这一栏时，真不会思考了——一下子不知道文革中的表现怎么算好，怎么算不好了。一位美国人说，中国人先把人当坏人，再证明他是好人。美国先把人假定是好人，再拿材料证明他是坏人。
我们算账，算产值，算财政收入。但是，人才账或叫人财账到底认真算了没有呢？科技人才，至少报上常常提到。那么社会科学人才，算不算人才？我们几十年陷入黄雀捕蝉，弹弓在后的怪圈，陷入互相依赖又互不信任的怪圈，不正是不重视社会科学的苦果？
郭晓东认为人才观的前提是尊重人。光说尊重人才，那么非人才是不是就无须尊重了？皮鞋修得好算不算人才？各个岗位最称职的人，算不算人才？是不是先讲尊重人，让人人都有发挥才能的机会。否则讲人才观的同时，又埋没了很多人才。再说，即使是尖端课题，也往往是常规的重新组合。成立智能产业公司，也不可能个个人都是高智商。只是利用南方的优势，利用开发区的地区差，给智总的每个人一个机会。是的，只提供机会，不提供铁饭碗。不受制于人也不依赖于人。就智总目前来说，只有模糊的目标和模糊的道路。一切是不成形的，变通的。就像教练指挥踢足球，不断调整队形和队员。只追求卓越，不追求完善。
人也是随着环境的改善而成长的。智总吸引有一定素质的青年人来改良这块土壤，同时也改良青年自身的品种。我们非常欢迎敢于辞职的青年人来。辞职是对胆识的一个考验。不过，都被人管惯了。所以来智总后，又往往希望有人给派工，否则就有失落感。所以有失落感，因为对开发区的期望值太高了。其实，期望值就在你自己身上。我们都是来开发的。你想干什么，你自己干！
不是哪个人不想当主人。是不敢，是不习惯！党政机关不应因人设事，我们这种开发区企业恰恰需要因人设事——你能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各得其所。有人叫我深入实际，也就是深入我们智总下面的各个子公司。这些子公司已经交给各个青年人去经营了，我为什么还要插手？开发区就是给人一个自主权、自由度！我们事务家多、事业家少。春节前我们不想给每个人搞多少条优点、缺点的鉴定。我们只让每人写一份：《我为智总贡献了什么》。评价一个人看什么？看业绩。
我们在生产统计上常常讲投入产出比。那么在人的问题上，为什么不计算一下投入产出比？提供什么样的机会，产生什么样的业绩。那么，你得到的，不是人家恩赐的；你失去的，也不是人家剥夺的。自然就会觉得，过于看重组织上信任不信任，过于看重别人的评价，其实是一种人身依附。
人的现代化成为一个时髦口号的今天，人身依附还是到处可见。郭晓东去内地出差，接触过不少离退休干部。埋怨待遇低了，房子小了，埋怨现在讲话没人听了，埋怨干了一辈子革命，怎么政策变了让退了。比级别，比参加革命的年限，有人称之谓革命入股。过去提着脑袋干革命，是叛逆；现在埋怨年轻人是叛逆。过去一切听从党安排。现在埋怨对自己的安排不公。过去外行可以领导内行，现在要面对更加科学的生活体系，就不得其门而入。
有人怀念过去，有人盯着未来。开创全新的事业，没有全新的一代。依托旧体制，扶植新体制；引用旧观念，解释新事物，乃至把新事物纳入旧轨道。海灯法师评上司局级。做太爷鸡的个体户评上县级。改革旧事物，又产生新的改革对象。时代五味俱全，刚吃辣的，又上酸的。
然而看看郭晓东那个得意劲儿！只有今天，他的一切都不是谁派工给他的，是他自己来开拓、来探索、来开发的。郭晓东哪里像个树根雕，他简直是一个智能机器人，而且输入了很多欢乐的程序。他怎么老这么高兴？他说，他每得到一个思想上的支持者，比得到一笔贷款还高兴。
档案袋原来是只纸口袋
如果评价一个人不是看他有六点五七条缺点或五点三八条优点，而是只看他的实绩，那么那种给学生作品德评语似的档案，那种家长说孩子是乖还是不乖的挡案，就不会大于人本身了。
杜中军，1966年生人。我把胡子一留，就是1961年生人。他说。他的身份证上果然写着1961年生。民警弄错的。他故意不纠正。因为他嫌自己太年轻——不不，我说错了，是他遇到的很多人嫌他太年轻，害得年轻轻的他老是碰壁。所以，有时需要欺骗，因为我要干事！他笑。他那脖子里，好像安了一个弹簧，笑起来，脖子一节节长出来，欢笑一声声拔出来，把身子都抬高了似的。
身子不高。在北方，我看出去全是背脊。在广州，我看出去全是脑袋。所以这个子在广州可以蒙混过关了。他又笑起来，鼻子笑皱了，大脑袋笑偏了，眼看那节节生长的脖子支撑不住了。只有那凹陷的大眼睛依然闪着率真而狡黯的光。
他是少年大学生。十九岁从大学毕业后，在重庆一家工厂的企业管理办公室工作。这个企管办就他一个人。做给上边看的。看上去厂里有了企业管理部门，其实管理结构没变。小干部骗大干部。坐，就是工作。厂长对他说。
有一回他跟同事去兰州出差。那儿有个人才交流中心。去看看有没有执会！计委，经委，不不，不想去。只想去企业实事。这家公司真热情。好，我们去！同行的伙伴激动了，说要在这公司扎根。我可没有扎根意识。还是走着瞧。杜中军说。
他们去了公司所属的砖瓦厂。该厂的生产计划科和车间订了君子协定——把计划订低一些，可以多分超产奖。这本是公开的秘密。但是杜中军不懂：这计划太不实在！
他又犯了众怒。看来，要想实施自己的设想，最好自己租赁企业。申请租赁资格先得交一篇关于经营企业的论文。好，找一个企业去调查。以什么身份去调查呢？人家凭什么让你这个毛头小7去调查呢？对，冒充经委的人调查质量管理、设备更新、技术开发、销售提成。然后写出改革方案，重点放在企业的后劲、未来的发展。一个月后去答辩，自信不会比人更差。请注意，这里有个更字。
但是，资格审查没通过——太年轻。
小杜第二次想在兰州租赁企业，又栽在年轻这个词儿上。
失败太多，无所谓了。小杜说。心平气和地接受一次次的失败，并不以为失败就是失面子。贝利踢进一千个球的同时，踢不进的球知多少？
年轻不过是一个中性的词汇。发达国家把年轻看成优势，封闭地区把年轻等同无知。亏得小杜懂得太少，连气馁都不懂。他又给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才交流中心、天津开发区等地写信自荐。同学赵金生问他去不去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那里有个智能产业总公司（简称智总）。去！小杜向主任交了请调报告。主任不理睬，他反倒高兴——如果理睬了，按部就班地办手续很费事，自己也不习惯朝人磕头。不如千脆辞职痛快。正好赵金生又打来一个电话说他的领导不同意他的调动，他就辞职。行，我也马上打辞职报告！小杜向主任递上辞职报告。主任说你是不是有精神病。小杜说自己只有神经病。
当地还没有开创过辞职的先例。没有先例的事就是越出常规的事就是不被允许的事。有关领导不想承担干部辞职的责任：你要走，除非你写自动离职的报告。
还写什么报告？走，行动，就是报告！杜中军从重庆跑来兰州，也是把他的衣物抛却了的。这回，他穿上衣服，托运两个纸箱的书，就没什么家当了。只是在兰州还很有几分友谊。一个个朋友看下来，到第四天就把兰州留在火车后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