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不愿治病，别人有什么办法？王锁荣的性子，急得连吃面条也经常咬了舌头，恨不得撤了舌头把面条整碗倒进嗓子里似的。又老是开麻糕会议——误了吃饭时间只能吃两块麻糕充饥的会议，公司里连他带其他千部，胃都不行。
白天讲不完的话，见不完的人。晚上到家还是一屋子人，而且越是想吃饭、睡觉，越是会来人——知道这个时候找他更有把握。公司的、工地的、来打听买房价钱、住房型号的。王锁荣冋家晚，妻子就成为他的传达室、传话简。女儿躲到学校去读书。老父亲只好从床上爬起来。一人献身，全家光荣。
怎么不是献身？眼睛献出去了。声带献出去了。胃献出去了。一年盖起红梅新村，王锁荣这一竿就老了。身体的各器官各功能有形无形看得见看不见的，都在奉献。然而还有更多的，不知会来自何处的人找他、包围他、索取他的时间和精力。经常一天来五六拨人参观。经理不出面接待，礼貌不周。常州公司好是好。就是老大自居。某市先后来过五批共一百四十人，某市一次来了一百零八将。兄弟省市，各个层，整天磨嘴皮，时间都磨没了！王锁荣希望多听到一些建设性意见。老是听好话有什么好？不错啊，很好啊，向你学习啊。官话听多了，没用。后来王锁荣对我说。极苦恼的。
盖商品房难。搞住宅商品化难。形成商品经济观念、时间观念、竞争观念、效益观念更难。
永远对自己不满意，永远对现状不满意，想做的事情永远趄过能做的事。你说吧，谈什么？王锁荣说。他讲话一是一、二是二，爽爽气气，正对我的脾气。好不容易让他截下一小段时间给我，我巴不得每一分钟的谈话都大见成效呢。不过，几天下来，我对他这个人的关注——虽然我一直在采访常州公司的其他成员——已经超过了对我要着力写的商品房的关注了。在一切商品房、在一切一切之上的，是人。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就要使更多更多的王锁荣们走上更大更大的舞台。
但是，王锁荣的眼睛又在发炎。怎么搞的？
昨晚我只睡了两个钟头觉。睡也睡不着。一连串的问题在脑子里转。早上起来眼睛就花了。我们这行是很有风险性的。工程不能如期拿下来，舆论不得了！以前我们公司一年造一个小区，十多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这次红梅新村是二十几万平方米。本来大家认为应该分两期搞，一期拿不下来的。但是小区的文化设施、公共设施是一次规划的，住宅要是分两期建，实际上从劳力安排等各方面都划不来。而且征地费已经投下，让土地空着，资金怎么能回收？用什么来投资于住宅的再生产？我们通过商品房的买方预付的定金、房钱，吸收了大量的资金，像滚雪球一样地扩大再生产。所以我们决定一期工程拿下红梅新村。你想，到常州来参观新村的人那么多，不能老是看原先建的花园新村、淸潭新村，总得拿出新道道！这一来，几千人的包工队，像一个个兵团扎在这儿，像打仗一样！几个公共设施的设计，去年8月下旬才拿到图纸。急得我们像兵临城下一样！工程如果不能在今年一月竣工，日子就不好过了——不允许不成功的！
对了，大约就是在兵临城下的艰难日子里，他失声了。现在他的嗓子也是嘶哑的。这倒也罢了。我担心的是他的眼睛。他们公司今年又承担了综合开发市中心东西大街的任务，这比在近郊开发小区又是几倍地繁杂。他准备发行住宅债券、发展住宅储蓄业务，利用金融资金来促进房地产的经营。这么操心，对眼睛是非常不利的。
唔。王锁荣发出了一种模糊的音，纯粹是为把我提出的眼睛问题推挡回去。工作是一定要尽量做好的。这对我们公司是个鼓舞，对国家的住宅商品化的政策，也是一个促进。我们只想做得好一点。好一点，没什么了不起，说明我们的本事也不大，说明大家差不多。但是应该有好一点的精神。有人说我们出风头。我说，难道甘于落后就对吗？很多人以为红梅新村受到了奖励，我高兴了。其实我领奖领得不开心。新村的很多方面我不满意！你知道吗？我们现在所谓的商品房，其实大部分是补贴出售。企业补贴得多了，等于产业转移。红梅新村的住宅，绝大部分是各单位买去后，再补贴出售给本单位的职工。真正个人全价买房的——这个全价也是优惠价——那是极少的。一是房租太便宜，人家不愿意买房。二是观念没转变，不认为住房是商品，没有一种想拥有一套自己的住房的观念。三是购买力不适应。六十平方米的一个单元，大约要两万五千元左右！
这已经牵涉到工资、信贷、物价等等各方面的改革了，这已经远远不是常州公司能力范围里的事了。我于是想到，一个全身心干事业的人，往往活得不轻松，往往在无止境地发展事业的同时，又具有一种深沉的悲剧意识。永远对自己不满意，永远对现状不满意，想做的事永远超过能做的事。
焦虑、劳碌，最容易加速眼病的发展。我实在担心这样的一个人物过早地失去他的视力。他才五十三岁么，他的事业才开始么，中国的房地产业才开始么。我憋不住又讲到眼睛上。
这个以后再谈。他说。虽然不论是他或是我，都知道事实上不存在这个以后。
有些个体户是买得起房的。他接着他的思路说，好像我并未插过话似的，不过因为买得起房的人太少，所以个体户有种怕露富的心理。一个买房的个体户，要求买大房，说他可以一次交付五万元的房钱。不过这钱都是他喝稀饭省下来的。我笑了。我说如果喝，饭能喝出五万元，我明天就开始喝稀饭？
王锁荣大笑起来。我忽然想起王医生告诉我的，王锁荣有时把纸贴在左眼的眼镜片上，让右眼独立作战，看东西反而清楚些。不过常常也忙得没时间贴纸，干脆用左手捂着左眼在工地指挥。
以后怎么办？
王锁荣还在大笑。
笑的时候，嘴竟往回收、往里收。难怪王锁荣说他面部笑神经控制得很好鞠良海这么忙，你得给他多吃点好的啊。
好吃的，我都吃了！她把头一扭。米袋、饭盒的，他带什么到工地上去就丢什么！晚上回家，自行车龙头先进家门，他身子还没进呢，就在门口嚷上了，要吃饭！也就吃晚饭的时候他才和一家人在一起待一会儿。看他四十一岁的人，头发一天比一天白，我有啥办法？总归饭是饭，菜是菜地给他弄好，榨菜鸡蛋汤。蚕豆。要是买点虾，也是给他一个人吃的。我对两个儿子说，这是给你们老子吃的！他们就不敢动筷子。
她一笑。红朴朴、胖鼓鼓、虎生生的脸，变得柔和了。她叫吴玉英。
衣服也是你洗的啰？
他哪有时间洗！他还不是我给他穿什么他就穿什么！回答得理直而气壮。我真是问得多余、问得奇怪了。
鞠良海是王锁荣手下的经营科长。
计划调度、施工进度、人工、材料、造价、协调——和规划处、施工队、网点办、邮电部门、财政部门、煤气公司、自来水公司等等单位协调。一天讲话：来，晚上到家就再不想讲话了。两个极淘气的儿子，只要一听到他的自行车铃一响，立刻签订停战协定。再窥察他的面色。如果拉长着脸，全家冋避肃静。有一日小儿不从三楼阳台直摔下去，耳朵摔一个洞，头上缝了几计，居然大体完好如初。鞠良海赶到医院陪了一夜，第二天清晨把儿子运回家中养着，又上工地了。儿子摔下来，都是他们造的断命房子造的！一年都不歇一个星期天！吴玉英鼓着腮，虎着脸。
是不能老这样，能不能劝劝他？
我不说的。不敢说的。说了也没用。他要是再一顶我，他也不高兴，我也不高兴。他躺上床都不踏实睡，老怕下雨，一下雨，工期就耽误了。新村是限时限刻要交的。企业是要信誉的。他老说他们的工程一天一个样。我说我带儿子一起去红梅新村看看，省得你老说一天一个样。我们去了。儿子说，这么好看的房子，可惜我们住不上。我心里想，最好我们也能有一个单元。说想，语调却是淡淡的，淡漠的。明知不会有的，所以也不会真想。
这么一个工程的经营科长鞠良海，是个初中毕业生。怎么就把这一百二四幢各具特色的楼房经营出来的？
咋天他上物价局去讲课。吴玉英突然想起了这件使她满脸生辉的事，他讲房价的组成！她一笑，多少辛苦化进这一笑。
过两天我在工地找到鞠良海。这是一张又年轻又老的脸。前额垂着一绺头发，跃动着活力。两鬓如霜的白发，记载着他曰口夜夜的辛劳。脸型还是小伙子，两个眼泡又明白地作着注释：早衰。难得一笑，笑的时候嘴竟往回收、往里收。难怪王锁荣说他面部笑神经控制得很好。没工夫笑，脑子里老在做他的计划表、进度表。说话时，眼睛看着不知什么地方，好像看着空中一本无形的账本呢。烟在手指间极灵活地转动，比起他那不带表情的面孔生动多了。烟灰一段一段地往下掉。悄然无声。人的生命，不也是一段一段地往掉么？
因为认识了吴玉英，所以我自然地先讲及他的家庭。
发了工资交给爱人，这是我的事。他冋答得有点没头没脑。一讲家事他就说不清楚现在家里卖房还有一摊事。
家里要卖房？啊，我明白了，他说的家里，指的是他们的常州公司。
魂魄都在公4里，公司自然是他的家了。楚家，就要在可能的范围里尽善尽美。为了给红梅新村的人们净化空间，拓宽视野，新村的供电、邮电、路灯、电视共用天线以及自来水管道等等，全铺在地下。以往的新村地是四条线路，红梅新村在浇地之前铺下了八条线路，命？且没有因为管道的差错破过一次地面。
电话线都铺设到每个单元门口，哪家要安装电话都极方便的。只是冃前很少有家庭装得起。0前装不起，焉知以后也装不起？
是么，一年多以前，怎能想像常州公司一年变出个红梅新村？新村诞生以前，又怎能想像一个新村逼出了一批鞠良海似的脑子？
在预测价格、预付定金等等一切经济手段之后的，是时间就是金钱的实感，是脑了一令速运转的风驰电掣感、高效成才感。
鞠良海也有咽炎、胃病，这是常州公词的常见病、多发病？
包工队得赔多少钱？包工队全队哭了，连夜在这面墙上刷了几个大字：化悲痛为力量我想，观世音菩萨年轻的时候，大概就是这个模样的。秀眉秀眼的诸兰兰，一脸的善哉善哉。
她的丈夫张浩金，是常州公司的政工组副组长。红梅工地上少则三四千人，多达四卜六个包工队六千五百人。大都来自浙江、江苏的各个农村。每天的安全事故、偷工减料、打架斗殴，把张浩金累得…次次胃出血。
他那么胖，如果把胃切剩四分之一，他怎么吃得饱？先保守治疗吧。有两次我没让他住院，我给他在家里吊盐水。这个人，有时失血过多，腿软，上不了楼，也不说，也不歇。总要拖三四天，实在没力气了，才让我看出来。去年一年花公家上千元的医药费，住院一天要一元五，有的药要二十七元一瓶呢。你看花了不少钱吧？诸兰兰汩汩地流着泪。
我听说诸兰兰经常到工地给张浩金送面食。自己还有工作，还有孩子。
家里也没什么事。她说得极轻巧的。可是，下了班做饭洗衣带孩了轻巧得吗？就是给公司找不少麻烦，花了那么多医药费。泪又汩汩地流着。
自己承拘的重荷淡淡带过，用了公家的药费牢牢记着。充满了女性的温顺，又充满女性的坚韧。
后来听张浩金说，诸兰兰当着他的面，不哭的。
张浩金，四十二岁，体重约摸一百五十来斤。头发花白，胡了？拉碴。蓝布裤，黑布鞋。上身穿一件运动背心，上面是12号的字样。原先好打篮球，体魄很壮。现在搞房产，身了一很虚。
商品经济活动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往往不是因为搞商品经济引起的，而是因为商品经济不发达引起的。有些包工一队不是着眼建立信誉赚大钱，而是只想偷工减料获小利。应该用六毫米粗的钢筋，偷偷改用四毫米的。应该每二十厘米绑一条钢筋的，减成每二十五厘米才绑一条。应该往地基浇铸二十厘米混凝土的，只浇铸十厘米。乃至偷料、偸钱的。张浩金查指纹，搞质检，让返工。这一面墙都推倒了返工！那，包队得赔多少钱？包工队全队哭了，连夜在这面墙上刷几个大字：化悲痛为力量！房子本来都砌到一层了。这得拼命干把返工赔了的钱赚回来。
商品经济讲效益，小农经济讲义气。你们队的料怎么放到我们的地盘上了？打！这灰浆我们队要用的，你们怎么先拿去了？打！他们安徽人破坏了我们浙江的风俗，打！瓦工在墙上打了那么大的洞，电表放进去像什么？电工和瓦工打！毛竹扁担、铁锹、钢筋、石块……
武艺不少于十八般。单打、双打、队和队之间的混合打。直到张浩金宣布了治安承包责任制，打架罚款。用经济手段制止了武力升级。
张浩金自然一出院就得上工地。你的病怎么办？我问。他不知所云地点了下头，没说话，没表情。
我望着红梅新村文化站旁的湖面，曲桥入画、喷泉抛纱。一座男女二十二人滑冰的雕塑，跃跃欲动的，眼看就要滑入碧波表演水上芭蕾。不远处是一个大胖娃娃的雕塑。这胖小子自得地抱着后脑勺，跷起两只小胖脚，叫人看了直想抱抱他。宁静、清丽的新村啊！
不年不长工资的时候，大家也不想房子。工资提高了，生活水平提高了，房子问题立刻突出了。
商品房一是建，二是售。我走进国棉一厂。别人告知的厂长室，我走去一看，原来已改为托儿所了。一屋子的儿童床。我又热又乏，看着这些儿童床倒不想离去了，倒想和幼儿一样甜睡一通。
我又走过了一个巷道，摸上一个小楼，又暴晒在烈日下，又摸进仓库般的大屋子，厂长室呢？厂长呢？
终于找到一间远比那托儿所窄小、简陋的屋子，这么一点厂氏室？
预先约见的冯厂长临时有事了，委托生活科的儿位同志向我介绍情况。我们围桌而坐。生活科长周兆明的脸，使我想起我以前看到过的一幅漫画——用数字组成的数学家的头像。眉毛是两个一，眼睛枭两个O，鼻子是倒，嘴是，耳朵是？，额的皱纹是数学中的近似于？。他的讲话更是劈头盖脸的数字，几下就把我击晕了——实在对不起，我一听数字就晕。
他说，同棉一厂现有职工四千零八十多名，正式职工是三千五百八十名。纱绽五万多只。气流纺机一万二千台。织布机八白七十六台。
这天大约7十五摄氏度，又正是中午，加上在厂里找了一圈厂长，我是晕时又晕了。周科长每讲一个数字，我的脑子就又泛起一圈晕波。可别晕了过去！坚持住！
又一个数字：我厂职工中，三十岁以下的占百分之六十。这个数字令我惊。这就意味着百分之六十五的职工面对着结婚、生育和不寸避免的住房问题。
再一个数字：我厂去年生会一百一十七个小孩，今年将要生营一百叫十八个小孩。
我震惊了。生生不息的纺织厂，就得有源源不断的住房。我的晕波开始退潮了。
该厂1958年进的一批工人，曾经十年不长工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耵进厂的，工龄少工资低。知识分子长年被赶下乡的，现在也没什么积蓄。大家都没钱。怛是，1983年厂里第一次搞补贴出售住房，说明若一次付清房款，可优惠百分之二十。结果一百一十五套住房中有九十九套是一次付清的。周兆明的讲话，条理准确，见好就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