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倒着写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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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生存空间(5)

自己不愿治病,别人有什么办法?王锁荣的性子,急得连吃面条也经常咬了舌头,恨不得撤了舌头把面条整碗倒进嗓子里似的。又老是开麻糕会议——误了吃饭时间只能吃两块麻糕充饥的会议,公司里连他带其他千部,胃都不行。

白天讲不完的话,见不完的人。晚上到家还是一屋子人,而且越是想吃饭、睡觉,越是会来人——知道这个时候找他更有把握。公司的、工地的、来打听买房价钱、住房型号的。王锁荣冋家晚,妻子就成为他的传达室、传话简。女儿躲到学校去读书。老父亲只好从床上爬起来。一人献身,全家光荣。

怎么不是献身?眼睛献出去了。声带献出去了。胃献出去了。一年盖起红梅新村,王锁荣这一竿就老了。身体的各器官各功能有形无形看得见看不见的,都在奉献。然而还有更多的,不知会来自何处的人找他、包围他、索取他的时间和精力。经常一天来五六拨人参观。经理不出面接待,礼貌不周。常州公司好是好。就是老大自居。某市先后来过五批共一百四十人,某市一次来了一百零八将。兄弟省市,各个层,整天磨嘴皮,时间都磨没了!王锁荣希望多听到一些建设性意见。老是听好话有什么好?不错啊,很好啊,向你学习啊。官话听多了,没用。后来王锁荣对我说。极苦恼的。

盖商品房难。搞住宅商品化难。形成商品经济观念、时间观念、竞争观念、效益观念更难。

永远对自己不满意,永远对现状不满意,想做的事情永远趄过能做的事。你说吧,谈什么?王锁荣说。他讲话一是一、二是二,爽爽气气,正对我的脾气。好不容易让他截下一小段时间给我,我巴不得每一分钟的谈话都大见成效呢。不过,几天下来,我对他这个人的关注——虽然我一直在采访常州公司的其他成员——已经超过了对我要着力写的商品房的关注了。在一切商品房、在一切一切之上的,是人。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就要使更多更多的王锁荣们走上更大更大的舞台。

但是,王锁荣的眼睛又在发炎。怎么搞的?

昨晚我只睡了两个钟头觉。睡也睡不着。一连串的问题在脑子里转。早上起来眼睛就花了。我们这行是很有风险性的。工程不能如期拿下来,舆论不得了!以前我们公司一年造一个小区,十多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这次红梅新村是二十几万平方米。本来大家认为应该分两期搞,一期拿不下来的。但是小区的文化设施、公共设施是一次规划的,住宅要是分两期建,实际上从劳力安排等各方面都划不来。而且征地费已经投下,让土地空着,资金怎么能回收?用什么来投资于住宅的再生产?我们通过商品房的买方预付的定金、房钱,吸收了大量的资金,像滚雪球一样地扩大再生产。所以我们决定一期工程拿下红梅新村。你想,到常州来参观新村的人那么多,不能老是看原先建的花园新村、淸潭新村,总得拿出新道道!这一来,几千人的包工队,像一个个兵团扎在这儿,像打仗一样!几个公共设施的设计,去年8月下旬才拿到图纸。急得我们像兵临城下一样!工程如果不能在今年一月竣工,日子就不好过了——不允许不成功的!

对了,大约就是在兵临城下的艰难日子里,他失声了。现在他的嗓子也是嘶哑的。这倒也罢了。我担心的是他的眼睛。他们公司今年又承担了综合开发市中心东西大街的任务,这比在近郊开发小区又是几倍地繁杂。他准备发行住宅债券、发展住宅储蓄业务,利用金融资金来促进房地产的经营。这么操心,对眼睛是非常不利的。

唔。王锁荣发出了一种模糊的音,纯粹是为把我提出的眼睛问题推挡回去。工作是一定要尽量做好的。这对我们公司是个鼓舞,对国家的住宅商品化的政策,也是一个促进。我们只想做得好一点。好一点,没什么了不起,说明我们的本事也不大,说明大家差不多。但是应该有好一点的精神。有人说我们出风头。我说,难道甘于落后就对吗?很多人以为红梅新村受到了奖励,我高兴了。其实我领奖领得不开心。新村的很多方面我不满意!你知道吗?我们现在所谓的商品房,其实大部分是补贴出售。企业补贴得多了,等于产业转移。红梅新村的住宅,绝大部分是各单位买去后,再补贴出售给本单位的职工。真正个人全价买房的——这个全价也是优惠价——那是极少的。一是房租太便宜,人家不愿意买房。二是观念没转变,不认为住房是商品,没有一种想拥有一套自己的住房的观念。三是购买力不适应。六十平方米的一个单元,大约要两万五千元左右!

这已经牵涉到工资、信贷、物价等等各方面的改革了,这已经远远不是常州公司能力范围里的事了。我于是想到,一个全身心干事业的人,往往活得不轻松,往往在无止境地发展事业的同时,又具有一种深沉的悲剧意识。永远对自己不满意,永远对现状不满意,想做的事永远超过能做的事。

焦虑、劳碌,最容易加速眼病的发展。我实在担心这样的一个人物过早地失去他的视力。他才五十三岁么,他的事业才开始么,中国的房地产业才开始么。我憋不住又讲到眼睛上。

这个以后再谈。他说。虽然不论是他或是我,都知道事实上不存在这个以后。

有些个体户是买得起房的。他接着他的思路说,好像我并未插过话似的,不过因为买得起房的人太少,所以个体户有种怕露富的心理。一个买房的个体户,要求买大房,说他可以一次交付五万元的房钱。不过这钱都是他喝稀饭省下来的。我笑了。我说如果喝,饭能喝出五万元,我明天就开始喝稀饭?

王锁荣大笑起来。我忽然想起王医生告诉我的,王锁荣有时把纸贴在左眼的眼镜片上,让右眼独立作战,看东西反而清楚些。不过常常也忙得没时间贴纸,干脆用左手捂着左眼在工地指挥。

以后怎么办?

王锁荣还在大笑。

笑的时候,嘴竟往回收、往里收。难怪王锁荣说他面部笑神经控制得很好鞠良海这么忙,你得给他多吃点好的啊。

好吃的,我都吃了!她把头一扭。米袋、饭盒的,他带什么到工地上去就丢什么!晚上回家,自行车龙头先进家门,他身子还没进呢,就在门口嚷上了,要吃饭!也就吃晚饭的时候他才和一家人在一起待一会儿。看他四十一岁的人,头发一天比一天白,我有啥办法?总归饭是饭,菜是菜地给他弄好,榨菜鸡蛋汤。蚕豆。要是买点虾,也是给他一个人吃的。我对两个儿子说,这是给你们老子吃的!他们就不敢动筷子。

她一笑。红朴朴、胖鼓鼓、虎生生的脸,变得柔和了。她叫吴玉英。

衣服也是你洗的啰?

他哪有时间洗!他还不是我给他穿什么他就穿什么!回答得理直而气壮。我真是问得多余、问得奇怪了。

鞠良海是王锁荣手下的经营科长。

计划调度、施工进度、人工、材料、造价、协调——和规划处、施工队、网点办、邮电部门、财政部门、煤气公司、自来水公司等等单位协调。一天讲话:来,晚上到家就再不想讲话了。两个极淘气的儿子,只要一听到他的自行车铃一响,立刻签订停战协定。再窥察他的面色。如果拉长着脸,全家冋避肃静。有一日小儿不从三楼阳台直摔下去,耳朵摔一个洞,头上缝了几计,居然大体完好如初。鞠良海赶到医院陪了一夜,第二天清晨把儿子运回家中养着,又上工地了。儿子摔下来,都是他们造的断命房子造的!一年都不歇一个星期天!吴玉英鼓着腮,虎着脸。

是不能老这样,能不能劝劝他?

我不说的。不敢说的。说了也没用。他要是再一顶我,他也不高兴,我也不高兴。他躺上床都不踏实睡,老怕下雨,一下雨,工期就耽误了。新村是限时限刻要交的。企业是要信誉的。他老说他们的工程一天一个样。我说我带儿子一起去红梅新村看看,省得你老说一天一个样。我们去了。儿子说,这么好看的房子,可惜我们住不上。我心里想,最好我们也能有一个单元。说想,语调却是淡淡的,淡漠的。明知不会有的,所以也不会真想。

这么一个工程的经营科长鞠良海,是个初中毕业生。怎么就把这一百二四幢各具特色的楼房经营出来的?

咋天他上物价局去讲课。吴玉英突然想起了这件使她满脸生辉的事,他讲房价的组成!她一笑,多少辛苦化进这一笑。

过两天我在工地找到鞠良海。这是一张又年轻又老的脸。前额垂着一绺头发,跃动着活力。两鬓如霜的白发,记载着他曰口夜夜的辛劳。脸型还是小伙子,两个眼泡又明白地作着注释:早衰。难得一笑,笑的时候嘴竟往回收、往里收。难怪王锁荣说他面部笑神经控制得很好。没工夫笑,脑子里老在做他的计划表、进度表。说话时,眼睛看着不知什么地方,好像看着空中一本无形的账本呢。烟在手指间极灵活地转动,比起他那不带表情的面孔生动多了。烟灰一段一段地往下掉。悄然无声。人的生命,不也是一段一段地往掉么?

因为认识了吴玉英,所以我自然地先讲及他的家庭。

发了工资交给爱人,这是我的事。他冋答得有点没头没脑。一讲家事他就说不清楚现在家里卖房还有一摊事。

家里要卖房?啊,我明白了,他说的家里,指的是他们的常州公司。

魂魄都在公4里,公司自然是他的家了。楚家,就要在可能的范围里尽善尽美。为了给红梅新村的人们净化空间,拓宽视野,新村的供电、邮电、路灯、电视共用天线以及自来水管道等等,全铺在地下。以往的新村地是四条线路,红梅新村在浇地之前铺下了八条线路,命?且没有因为管道的差错破过一次地面。

电话线都铺设到每个单元门口,哪家要安装电话都极方便的。只是冃前很少有家庭装得起。0前装不起,焉知以后也装不起?

是么,一年多以前,怎能想像常州公司一年变出个红梅新村?新村诞生以前,又怎能想像一个新村逼出了一批鞠良海似的脑子?

在预测价格、预付定金等等一切经济手段之后的,是时间就是金钱的实感,是脑了一令速运转的风驰电掣感、高效成才感。

鞠良海也有咽炎、胃病,这是常州公词的常见病、多发病?

包工队得赔多少钱?包工队全队哭了,连夜在这面墙上刷了几个大字:化悲痛为力量我想,观世音菩萨年轻的时候,大概就是这个模样的。秀眉秀眼的诸兰兰,一脸的善哉善哉。

她的丈夫张浩金,是常州公司的政工组副组长。红梅工地上少则三四千人,多达四卜六个包工队六千五百人。大都来自浙江、江苏的各个农村。每天的安全事故、偷工减料、打架斗殴,把张浩金累得…次次胃出血。

他那么胖,如果把胃切剩四分之一,他怎么吃得饱?先保守治疗吧。有两次我没让他住院,我给他在家里吊盐水。这个人,有时失血过多,腿软,上不了楼,也不说,也不歇。总要拖三四天,实在没力气了,才让我看出来。去年一年花公家上千元的医药费,住院一天要一元五,有的药要二十七元一瓶呢。你看花了不少钱吧?诸兰兰汩汩地流着泪。

我听说诸兰兰经常到工地给张浩金送面食。自己还有工作,还有孩子。

家里也没什么事。她说得极轻巧的。可是,下了班做饭洗衣带孩了轻巧得吗?就是给公司找不少麻烦,花了那么多医药费。泪又汩汩地流着。

自己承拘的重荷淡淡带过,用了公家的药费牢牢记着。充满了女性的温顺,又充满女性的坚韧。

后来听张浩金说,诸兰兰当着他的面,不哭的。

张浩金,四十二岁,体重约摸一百五十来斤。头发花白,胡了?拉碴。蓝布裤,黑布鞋。上身穿一件运动背心,上面是12号的字样。原先好打篮球,体魄很壮。现在搞房产,身了一很虚。

商品经济活动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往往不是因为搞商品经济引起的,而是因为商品经济不发达引起的。有些包工一队不是着眼建立信誉赚大钱,而是只想偷工减料获小利。应该用六毫米粗的钢筋,偷偷改用四毫米的。应该每二十厘米绑一条钢筋的,减成每二十五厘米才绑一条。应该往地基浇铸二十厘米混凝土的,只浇铸十厘米。乃至偷料、偸钱的。张浩金查指纹,搞质检,让返工。这一面墙都推倒了返工!那,包队得赔多少钱?包工队全队哭了,连夜在这面墙上刷几个大字:化悲痛为力量!房子本来都砌到一层了。这得拼命干把返工赔了的钱赚回来。

商品经济讲效益,小农经济讲义气。你们队的料怎么放到我们的地盘上了?打!这灰浆我们队要用的,你们怎么先拿去了?打!他们安徽人破坏了我们浙江的风俗,打!瓦工在墙上打了那么大的洞,电表放进去像什么?电工和瓦工打!毛竹扁担、铁锹、钢筋、石块……

武艺不少于十八般。单打、双打、队和队之间的混合打。直到张浩金宣布了治安承包责任制,打架罚款。用经济手段制止了武力升级。

张浩金自然一出院就得上工地。你的病怎么办?我问。他不知所云地点了下头,没说话,没表情。

我望着红梅新村文化站旁的湖面,曲桥入画、喷泉抛纱。一座男女二十二人滑冰的雕塑,跃跃欲动的,眼看就要滑入碧波表演水上芭蕾。不远处是一个大胖娃娃的雕塑。这胖小子自得地抱着后脑勺,跷起两只小胖脚,叫人看了直想抱抱他。宁静、清丽的新村啊!

不年不长工资的时候,大家也不想房子。工资提高了,生活水平提高了,房子问题立刻突出了。

商品房一是建,二是售。我走进国棉一厂。别人告知的厂长室,我走去一看,原来已改为托儿所了。一屋子的儿童床。我又热又乏,看着这些儿童床倒不想离去了,倒想和幼儿一样甜睡一通。

我又走过了一个巷道,摸上一个小楼,又暴晒在烈日下,又摸进仓库般的大屋子,厂长室呢?厂长呢?

终于找到一间远比那托儿所窄小、简陋的屋子,这么一点厂氏室?

预先约见的冯厂长临时有事了,委托生活科的儿位同志向我介绍情况。我们围桌而坐。生活科长周兆明的脸,使我想起我以前看到过的一幅漫画——用数字组成的数学家的头像。眉毛是两个一,眼睛枭两个O,鼻子是倒,嘴是,耳朵是?,额的皱纹是数学中的近似于?。他的讲话更是劈头盖脸的数字,几下就把我击晕了——实在对不起,我一听数字就晕。

他说,同棉一厂现有职工四千零八十多名,正式职工是三千五百八十名。纱绽五万多只。气流纺机一万二千台。织布机八白七十六台。

这天大约7十五摄氏度,又正是中午,加上在厂里找了一圈厂长,我是晕时又晕了。周科长每讲一个数字,我的脑子就又泛起一圈晕波。可别晕了过去!坚持住!

又一个数字:我厂职工中,三十岁以下的占百分之六十。这个数字令我惊。这就意味着百分之六十五的职工面对着结婚、生育和不寸避免的住房问题。

再一个数字:我厂去年生会一百一十七个小孩,今年将要生营一百叫十八个小孩。

我震惊了。生生不息的纺织厂,就得有源源不断的住房。我的晕波开始退潮了。

该厂1958年进的一批工人,曾经十年不长工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耵进厂的,工龄少工资低。知识分子长年被赶下乡的,现在也没什么积蓄。大家都没钱。怛是,1983年厂里第一次搞补贴出售住房,说明若一次付清房款,可优惠百分之二十。结果一百一十五套住房中有九十九套是一次付清的。周兆明的讲话,条理准确,见好就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