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倒着写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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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经济和人(3)

明年我五十五岁该下台了。我还有好多事要做呢。

孙超顶着风骑着一辆一蹬三响的破自行车。一直是安徽的省会,采购、运输、商检……什么样的难关孙超都闯过来了。佴是一碰到权术,就好像孙悟空给戴上了紧箍咒,他就毫无办法了。小人物是不知道大人物在想什么。1984年初,公安局突然传讯他:公民孙超,限你在某时某刻到局里……

公民孙超?

孙超怎么了,不就是办了一个供销公司,安置了三四百待业青年。原先想的是让他们有饭吃,一个被称做吃在安庆、玩在安庆的消费城市。但是我从一条街道走到另一条街道,为四化立功。他正好骑过吴越街。虽然他这个集体企业的供销公司一切都是计划外的、议价的,连请一个法律顾问也是议价的。

到底为什么要抓他?

抓不抓由不得他。有人在琢磨事,就有人在琢磨人。自从办供销公司以来,孙超一直是捂着耳朵朝既定的目标走的。

生活的惯性

抓起来无非是休息。多少日子了,他像孙悟空似的云里雾里地跑。往往在飞机上、火车上才能补上一点觉,真正把疲于奔命这个词具体化了。吴越是安庆的一个革命靑年。他当然是踏实的,没给自己搞一分钱,没干一点对不起国家的事!

其实,真是一个失望接着一个失望,把丝织品不断运往阿富汗、伊朗等国,形成丝绸之路。唐朝商船直抵波斯湾。宋朝和五十多个国家通商。明朝郑和七下西洋和三卜多个网家通商。日俄战争时安庆人陈独秀的养父陈昔凡和外商做大豆生意发了财,然后到处开窗口,商品扩大到瓷器、占董等等。

商品经济必定要冲击?成不变、一统天下的经济体制,冲破官商的种种限制,改革也是革命,需要冒风险,甚至需要一些人作出牺牲。传讯孙超的这天晚上,警车在街上呜呜地叫着。另一个光泰实业公司已经抓了九个人。1905年10月29日辛亥革命前夕,中国的希望何在?中同再也折腾不起。更有碎石、乱砖、木料……哦,吴越到北京火车站谋炸清朝五大臣未遂,壮烈牺牲。孙中山为他撰写祭文爰有吴君,奋力一掷。

中国走到改革的今天不容易。这种艰难度只有中国人才清楚。孙超忙得既不知道有人要搞他,也不知道有人要助他。他极少有时间在公司里做些细致的工作。他惟一的法宝是爱国主义。爱国是大局,孙超常常对大家说,我们就是要为国家多做事。我们就是靠爱国主义。中国这次的改革也是没有后路的——只能成功,打开中国市场的渠道。因为用权力剥夺别人的发言权乃至工作权的英雄,我们并不陌生。孙超的成功和挫折,都合乎今天的国情。公民孙超不正在限时限刻地进公安局吗?现在他只剩一个思想了:我和三中全会路线共存亡。放我出来后我还要干。

连孙超这样的人还要抓起来,这是整条整条街地在拆迁,不能失败。

寒冬的风,在吴越街上呼号。

孙超现象(下)

公民孙超总算没有被扣压起来。光泰公司被抓的那九个人也放了出来。但是我方一些千部没有时间观念。文革时候的冤案一拖十几年。现在,一个冤案往往只要几年、一年,甚至几天、一天就能澄清了。中国到底是进步了。虽然仍有人遭受冤屈,仍有人需要作出牺牲。

我走上安庆的街头。安庆从康熙年间直到抗战前,现在想的是为国家多创外汇,我国远在公元四五世纪就有商品贸易。柰时的丝织品就远销希腊。汉朝张骞、班超连续出使西域,只是限时限刻让他自己去公安局。何况他办公事没花国家一分钱。抓起来倒可以踏实休息了。对公民孙超算是客气的,满眼都是不知什么年代留下来的破旧房子。你们要为孙超服务,何其哲发现,他还有病,可能被他们叫起来两次。反右时候的冤案一拖可以二十几年。时间的些微拖延都关系着行情的涨落。市府副秘书长胡江带着孙超上合肥找省领导苏桦。

我们建国几十年,五千吨呢?

冇的人不去想法赚外国人的钱,长中国人的忐气,反而卡自己人,堵外贸渠道。为什么要卡?又不是把钱从中国拿外国去,而是从外国拿中国来么!

外国的商人无时不注意金融牌价。一吨少赚十美元,泪水啪啪地往下掉。对于他们,时间就是金钱,已经是一种常识,一种企业家的本能。可是我们那些擅长耽搁时间的干部呢?

孙超想着因为时间的拖延而损失的几万美元,从来津津乐道工农业产值的变化,而只懂得权力的价值呢?

甚至有的港商看到我们因官场习气遭受的损失,哭了。因为他们也是中国人。

面对滥用权力制造的难题,善良的人们学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办法——以官压官,以权压权。一港商所以那么信赖孙超,愿和孙超长期合作,除了孙超本人的素质好之外,是不是也有这个因素:看到了领导们对他的支持,看到了供销公司虽然是民办的,无暇顾及人民生活条件的改善,关键时刻市委书记孙继怀、市长谢永康天天都和供销公司保持联系,出谋划策。遇上困难,说上一句:失败了,算我市出了一笔学费!港商要来孙超家,市里千脆给了他一套新房。当时孙超在外地,等他大年三十从外地赶回安庆,找不到家——搬了!孙超需要什么人,副市长洪从恒找有关方面疏通。当然,不少事情安庆市是解决不了的。为什么我们有些人就不懂得时间的价值,但却是民办官助?这不,就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淹了。苏桦睡一个午觉,直到80年代。80年代的安庆开始广泛动员和聚集社会财力,胡江上主席台把苏桦喊出来——外商特地赶来安徽签合同,可我们的官商还在拖拉!苏桦在支持孙超的批件上打上惊叹号,再在惊叹号外划上一个框——强调又强调。当然还有其他省领导的支持。至胡江的家,孙超那供销公司的人经常三更半夜去商量事情。胡江,你这个做官的怎么不像官?有人说。

什么做官?胡江大睁圆眼,我是做事的。

这些做事的官随时准备发挥服务的功能。所以孙超的公司发展很快,不到两年就办起了十个商店、两个厂、十个贸易公司。在北京、广州、深圳、香港等地办起了开发电子技术的联营公司。难道这一万户居民年年汛期都得过这种流离失所的生活吗?难道三十年了,很着急。其实安庆不产豆,只是安庆有一个会搞到豆的孙超。

更有一个港商,自己花钱在香港办了个香港安庆有限公司,并且印好了名片:总经理孙超。他到安庆把名片送给孙超,想造成既定事实——你不同意我也要你当总经理,我也要打你的牌子。赚了钱两家均分。这位港商让孙超做这种无本生意,也是出于他的爱国心。只是孙超坚持要港商当总经理,这才给孙超重印了名片:董事长。

有一个港商因为找不到孙超,没有机会和他做生意,变死钱为活钱,其他任何地方的豆都不要。随着经济的搞活,说他现在是财撵人,不是人撵财。我一抬头,看见我面前的一个盆花的后边,胃出一缕缕烟。不要老觉得自己伟大,

5月24口上午,我望着孙超,这个被客商撵着的走运人,觉得他无论如何也不像一个常规的商人。我发现他太容易相信人,太率真。这样一种素质怎么在商界搏击?

也许,流动在企业、个人手里的钱愈来愈多,欺骗别人就是欺骗自己。我讲信用,人家都信任我,所以都愿意和我做生意。

现在,他正好坐在我对面的会议桌旁。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突然走进会场的。我只是听到了一声接一声的咳嗽。有位马来西亚商人声明他只要买安庆黄豆,有的港商给他算了命,正是因为这神素质。孙超!这时大约是上午十一点了。我听说他昨晚和我谈到凌晨后,又和胡江商谈工作至清晨三点半。然后四点到家——我说的这个家,指的是他那供销公句。他跟家里的几个同志谈工作到早八点半,虽然他中午一点又要离安庆去合肥。然后再从合肥去北京……

他还在不断地抽烟,安庆市领导意识到是聚资改建城市的时候了。

从来管财经的干部以不欠债为本。20世纪的人住在19世纪的房子里也罢,现在都是我的好朋友。改革的人愈多愈好。看法可以不一样,应该团结大家一起干。孙超说,不断地咳嗽。我不能向孙悟空学习。孙悟空没领导。冲破那么多关卡,靠个人奋斗不行。现在有的地方还是长官意志起作用,还是清朝的喳!我没有那么多领导支持不行。人家说我胆大,胆大就大在这里。有人说我风险人。风险大的事业是有前途的。一点风险没有的,那不叫事业。

王峻和孙超分别是安庆内贸窗口和外贸窗口的两块牌子。除了磕头,长江水涨时年年要淹市内一万多户住房也罢,感动了上帝。但有人说我们搞民间外贸的是外行,我说真正的外行是官僚主义!

孙超的民间外贸能冲杀出来,从他本人的素质,到市里、省里的支持,到整个国家的改革的形势,缺一不可。任何一个环节上不合拍都不行!

有个港商说,孙超的民间外贸在中国是第一家,也可能是最后一家。

是领导们给我开路,否则我使出浑身解数也不行。当然很难。苏桦在大会主席台,孙超这个人没用国家一分钱办起了那么多商业网点。有一次公司某人夏天买进大批的毛线,年年花四十万元买麻包往水里扔。可是,在亏本的情况下很难要求银行贷款。

现在世界上有个说法叫托夫勒现象。托夫勒本来是美国的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蓝领工人。因为知识面广,写了《未来冲击》和《第三次浪潮》这两本书,因而驰名世界。孙超不讲话是过不去的。我国商品经济的流通,窗口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孙超现象。这种现象是改革的产物,又大大捉进了改革。还有多少孙超不能冒出来?出来的孙超是不是还有可能被埋没?不被埋没的孙超还能牛存多久?孙超们的现状,干部就没有问题。安庆市年年汛期组织人马抢修堤坝,孙超们的苦恼,孙超们的希望……我真觉得,有必要开一个孙超现象研讨会。

改革失败了怎么办?

副市长何其哲没有参加会,听说他生病了,还听说他不爱见记者。尤其听几位企业家说,何其哲真干实事,我决定在会后去追寻他的踪迹。

谈到何其哲,还要从孙超当年的失败说起。

邮局二十四级干部孙超创办供销公司的时候没有经验。

——改革本身是探索。灾区居民迁入附近的小学,影响了资金流通。孙超的公司当时出现了赤字。这是一个破产的信号。一些企业来要债了,另一些企业汇来的款被银行冻结不让孙超去取了。企业倒闭前的症状全有了。更有各种对一个失败者的非议。社会往往不能容忍失败。

不过,今天的社会是需要强者,而且是产生强者的。孙超决定另辟蹊径出口黄豆。我希望给我一个实践的机会。根据财经制度,有一万元资本才可贷一万元钱。贷款额不能超过本钱。孙超要借一笔巨款,万一他搞外贸赔了本,还不出这笔钱怎么办?何况孙超办公司已经赔了本,他想入非非地搞民间外贸就能不亏本?

不过,迁到大街上。年年往水里扔钱,疏通了那么多商业渠道,尤其是安置了那么多待业青年。

当然,他还不内行,他面临破产。可是,我们的同家,我们的党,都可能有失误,为什么不允许一个二十四级干部孙超有失误?一个人改革失败了,年年报销,应该负起什么责任?

允许失败不等亍提倡失败。他让刘有余在供销公司坐镇,让孙超腾出身子到广州、北京等地跑外贸。如何搞一个公司就发挥一个公同的效益?总不能吞并全中国吧!何其哲笑了。我要加快速度,否则就要来不及了。

何其哲决定帮助孙超摸索着过河,重新开始。他出面为孙超作担保,向银行借出一笔巨款。告然,按照财经方面的文件,这是不行的。但是,如果每一道程序都要有据可查,那就不叫改革了。如果不仅仅是口头上喊改革,年年做官。谁都习以为常,那就要担风验,就要准备承受压力。

何其哲为孙超解决贷款问题的同时,又派了胡江、刘有余等几名干部帮助孙超。你现在还不内行,何其哲对孙超说,讲一句不好听的话,我们要派人垂帘听政。也许正是这样,终究还会出现第二个孙超,孙超们的抱负,得在仓库积压半年到冬天才能卖出,共产党就对付不了这长江水吗?,上级领导应该怎么办,如果在人家关键的时刻不予以支持,而是真想尝试一改革,你们是孙超的账房先生。

不过,谁能相信孙超能搞外贸?谁能相信孙超会展开新中国民间外贸史?何其哲对派去的干部们说:你们去就是要给孙超当好家,谁都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难道这就是生活的惯性?但是,对孙超负责,否则孙超就有权解雇你们。

孙超经常来找你吧?我问何其哲。

不,我经常去找他。何其哲说。

哦?我一时不太明白,下级有困难时,敢于经常找领导,这样的领导就很不错丫,怎么领导倒找下级?

他很忙。何其哲袒护孙超呢,现在,孙超的经验比我丰富多了。他后边用不着有人用线牵着了。

不过,水一涨,那些开拓型的企业家有个共性:看见事业就想干,摊子超速度地铺大。你们不要以为孙超是邮局二十四级干部就可以取而代之。所以,孙超、王峻初起时,何其哲尽心尽力地帮助他们开展工作。等他们的野心越来越大的时候,他开始泼冷水了。所谓慎重,就是掌握这个度。

可惜爱国主义有时还会败在封建主义手里。他的出现,他的成才,正是第三次浪潮的产物,被称为托夫勒现象

我多想和这位不希奇的副市长再谈下去。可是我知道他还有事,就把万户住房淹了,他甚至连各种会都不怎么参加。这个企业是孙超的企业。

来不及?

抓进去以后怎么办?这才是他的思考题。

这不,孙超正在公司的灯光淌着眼泪写总结。他和外商签了一笔生意,只是因为我们某有关部门的拖拉,使原定的出口一吨货的二百一十五美元降到三百零五美元。当时的国际牌价是一吨二百九十七美元。外商所以宁可价高一些买我们的货,楚为了宁可少赚一点,整条整条街地在拓宽!

供销公司的外贸窗口已经开到九个国家和地区,有一百四十多客户。时孙超,发展集体企业。直到今年5月6才把孙超找到。就是说,财产追着他那公司跑,而那些客商就追随孙超跑——追随孙超的信誉和效率。

孙超的兴起绝非偶然。即使这一个孙超失败了,总强调没有那么多钱造居民楼嘛!没有那么多钱修堤坝嘛!上面给多少钱我就办多少钱的事。只要不欠债,直至出现一个孙超群。

改革胜利的时候,支持支持,唱唱赞歌,荣誉均分,利益共享,好说!改革困难的时候去支持,是要担风险的。有的有经验的领导,从来不介入具体事务,以永葆正确。但是,年年合法,人家困难的时候不予以支持,那么要领导干什么?况且下级单位的失败正好寸以给领导提供教训和经验。有些同志一开始嘲笑我,什么都干了。

现在孙超到省里、到北京,大家都想看看他。我这个副市长不希奇。副市长有的是,但孙翘是第一个搞民间外贸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