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是苏州的土特产
苏州是自古以来有名的城市，古时称为姑苏。姑苏城内特产众多，最为著名的有碧螺春茶叶，阳澄湖大闸蟹，东山的枇杷，盛泽的丝绸，还有那决定的苏州刺绣，美妙的檀香扇子等等。
而还有一样最出名的土特产，那便要算是科举大军中的“头魁”状元了。状元总是出自苏州的这一现象，让苏州被人戏称为状元产地。苏州状元之多，冠绝中土。清人钱泳在《履园丛话》中对此事也略加提到过，他说：“清代鼎甲之盛，莫盛于苏州一府，而状元尤多于榜、探。”
顺治朝有状元孙承恩、徐元文，康熙朝有状元缪彤、韩菼、彭定求、归允肃、陆肯堂、汪绎、王世琛、徐陶璋、汪应铨，雍正朝有状元彭启丰，乾隆朝有状元张书勋、陈初哲、钱棨、石韫玉、潘世恩，嘉庆朝有状元吴廷琛、吴信中，道光朝有状元吴锺骏。
这二十名状元都是出自苏州，大清六朝，状元人数也不多，但苏州区区一府之地，居然出了这么多状元，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更为有趣的是在苏州，状元、榜眼、探花，有相当数量出自一门，一家人都能考中功名，这样的事情在苏州也是屡见不鲜。
苏州的科举事业如此发达，真可谓是天下第一，算得上是地缘文化的一大特色，为何苏州这样一个江南之地会盛产状元，分析起来大概有两个原因。
在古代那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科举时代，不论是名门望族还是寒士之人都把读书做官，考取功名看做了一生伟大的事业。在封建统治时期，分为了士、农、工、商四大阶层，要想出人头地，永葆富贵，福音常佑，就只有参加科举考试，走入仕途，才能最为捷径的获取财富地位。
明朝万历年间的王士性在《广志绎》对古时的人都去参加科举考试的情况加以了分析：“缙绅家非奕世科第，富贵难相长守。”读书、做官、发财这是一条龙的利益关联，只有读书通过科考，才能长保富贵。那些名门望族更是希望能将富贵长久保存下去，所以他们把读书做官，考取功名看做了家族发展的途径。
读书人都希望通过科举这条道路跻身进入国家的权力中心，也就是朝堂，从而能实现地位名利的双丰收。这是刺激读书人的一个主要原因，作为经济发展中心的江南，苏州作为商业发达地区，自然有着许多的名门望族，他们为了家族利益，自然也鼓励子孙发愤苦读，成为科举的头魁，所以，苏州科举拔萃，状元众多，也是可以理解的。
而苏州盛产状元的另一大原因在于苏州的地缘文化优势。苏州位于江南地区的中心位置，有着优厚的传统中原文化，更在明清时期形成了融会贯通，融合一体的文化，不但有着文化积淀深厚的底蕴，还有着新鲜文化的冲击。在这样一个地方，自然是学风浓郁，好学成风，教育事业做的比较普遍。
在清代有一句俗语便道出了当时中国南北文化的差异：“北人做官娶小，南人做官刻稿。”由此可见江南读书人的刻苦与勤奋，而苏州更是如此，苏州的文化世家遍于域中，这些文化世家通常都是科举世家、官宦世家。
清朝同治时期的进士陈康祺在《郎潜纪闻》对清代状元以及上榜人员做过统计，在他的统计中可以看出从顺治三年到同治十三年共有状元九十三人，其中以苏州为主的江南一省即占了四十五人，其中翁同龢、翁曾源叔侄八年间两夺大魁。
可见苏州不但盛产状元，而且科举中提名的考生还是量多质佳，这些状元再迈入仕途后不但迅速升迁，还集结了很大的权力羽翼，形成了庞大的集团势力。在清朝时期，汉族的大学士人数就以江南人最为居多，其中大部分都是苏州地区。
而状元出身的高官又会去主持科考，对于苏州出身的状元来说，他们自然会偏爱同地区的考生，有着这样的因素，苏州想不盛产状元都难。苏州盛产状元的奥妙或许也不止这两点，但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探索才能下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