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马背英雄踏中原，满清盛衰日渐斜6
稚子登基，智除权臣用汉人——预言康熙夺权
庸人不用水火臣，此中自己用汉人。
——《烧饼歌》
打开中国历史长卷，纵览历代帝王的所作所为，有一个共同的亮点，那就是他们都在帝位的继承问题上的不断摸索，除去那些暴卒和白痴皇帝，帝王们尤其是那些经过激烈斗争始登帝位的帝王，总是会在前人和自己的基础上总结出一些经验，尽量为自己的继承者扫平道路。
宋太宗赵光义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他弟承兄位，还捏造出一个“金匮之盟”来。但他下面还有一个弟弟，若按“金匮之盟”他只能传位给兄弟，为避免皇位旁落，赵光义先下手为强，找个借口除掉了自己的弟弟赵光美。
为避免历史在自己的接任者身上重演，尚且在位者总是对继承人的选择慎之又慎，任何事情无关大小都会列入考虑的范围之内，影响最后的结果。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康熙大帝，也就是刘伯温在《烧饼歌》中“庸人不用水火臣（“庸”去“用”加水即为“康”，“火臣”即为“熙”）”所指之人，便是因为一个与才干、德行都没有什么关系的理由登上帝位的。
那一年是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顺治帝爱新觉罗？福临出天花病危，孝庄太后急忙召开会议，讨论皇位继承问题。尽管顺治帝本人倾向于皇次子福全，但此时德国传教士钦天监监正汤若望的一句话，改变了皇位的归属，也改变了整个清朝甚至是整个中国的命运，他说：“为了避免圣上出天花不治的悲剧重演，应该挑选一名出过天花的皇子即位。”因为这句话，已经出过天花，对这种可怕的疾病有终身免疫力的皇三子爱新觉罗？玄烨，幸运地继承了顺治的帝位，是为圣祖。
然而，这个年仅八岁、脸上有几粒稀疏麻子的稚子，从他的父亲那里继承过来的，不只是帝位，还有近乎相同的登基状况：顺治八岁登基，十四岁亲政，康熙八岁登基，也是十四岁亲政，但直到十六岁时才真正掌握了大权。父子俩登基年龄相若，亲政年龄相同，甚至在他人摄政的情况下，受窝囊气的时间也基本相同。相同的开局，但顺治与康熙父子二人创造的结局却截然不同，康熙无比他的父亲更具雄才大略，因而能成为刘伯温口中“时值升平，称为盛世”——康乾盛世的开创者。
对于康熙这位少年天子而言，一切的宏图大业都是建立在握有实权的基础上的，他不希望像父亲那样，等待摄政之人骤然离世方能拿回权力。在夺权的道路上，康熙显得更积极、更主动。在他看来，必须先除掉那些顺治留下的，原本认为是助他后来竟变成阻他的力量，第一个目标——辅政大臣鳌拜。
鳌拜出身将门，精通骑射，从其青年时代起就效力军中，屡立大功。他曾跟随清太宗皇太极攻察哈尔部、征朝鲜，均有战绩。皇太极死后，在继承帝位问题上，他与两黄旗将领坚决主张拥立皇太极之子，并不惜以武力相威胁，促进了顺治的登基。此后又忠心效忠顺治帝，屡受多尔衮的打击。顺治亲政后，重用鳌拜，鳌拜亦不负圣望，忠心事主，始终不渝。所以才被顺治钦点为四辅政大臣之一。
四位辅政大臣中，四朝元老索尼虽居首位，但年事已高、畏事避祸，对政事往往疏于过问。原本依附多尔衮的苏克萨哈名列第二，但因与多尔衮的关系令索尼等人都瞧不起他。列名第三的遏必隆出自名门，但为人庸懦，遇事无主见。鳌拜虽屈居第四，但因功高资深竟得以擅权自重，日益骄横，甚至不把康熙放在眼里。
面对如此的权臣，康熙自然不会就此妥协，他表面上对鳌拜言听计从，实际上却韬光养晦，不露锋芒，暗地里发奋经营自己的势力。身为天子，有如此的隐忍力，皆源自于心中的自信，正如当代清史研究者张研、牛贯杰所说，决定康熙优良品质和卓越才能的基础，是他在汉文化氛围中，自信为“天子”、唯我独尊的心理状态。只有拥有这种自信的人，才能低下头为一击即中做万全的准备。
康熙一方面以自己对其有所忌惮的假象来麻痹鳌拜。一次，鳌拜称病不朝，康熙亲自到鳌拜府中探望。他径直来到鳌拜榻前，发现席子底下藏有利刃。按律，大臣面圣时，不许携带任何凶器，否则以图谋不轨论处。对此事他不但不加责怪，反而安抚说：“满洲勇士，身不离刃，乃是本色。”为了进一步减轻鳌拜的戒心，康熙对他更加的敬重，甚至到了对他言听计从的程度。
另一方面康熙以与同龄贵族子弟嬉戏为幌子，下令挑选了十余个身体强壮的男童入宫，让他们天天练习和表演角斗，暗中筹划并练习制伏鳌拜的办法。结果，在他的精心筹备下，兵不血刃，一举拿下鳌拜，将其送入大牢。
接着康熙下令康亲王杰书等进行审问，列出主要罪行三十款，朝廷大臣议决应将鳌拜革职、立斩；其亲子兄弟亦应斩；妻并孙为奴，家产籍没；其族人有官职及在护军者，均应革退，各鞭一百。鳌拜死党穆里玛、塞本特、纳莫、班布尔善、阿思哈、噶褚哈、泰必图、济世等主要罪犯，一律处死刑。曾经被鳌拜陷害的大臣都恢复了名誉。短短十天之内“声色不动而除巨匿”，权力更迭而不株连，将影响降到最低，波澜不惊地将大权过渡到自己手中。
一个十六岁的少年，竟能于自身处于劣势的情势之下，一举除掉权臣且未引起朝堂震动，足见其胸怀谋略和临机果决的政治家风范，而这与其所处的汉文化氛围有极大的关系。他从小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自然懂得要巩固清王朝的统治，必须要弘扬儒家文化，重用汉族文人。
于是，康熙大力提倡程朱理学，把其奉为大清官方的意识形态，明令将朱熹所著的四书五经列为科举考试的必备内容，收罗一些理学家，纂修《性理精义》等书，颁行天下，将理学中的“忠”、“孝”思想加以推广。此外，还专为二程、朱熹、张载、周敦颐等宋代名儒各自设立专祠。
清政府还采取尊儒重文、挟以武力的文化政策。他们诏封孔子后代并予以官职，恢复科举，诏令举荐“山林隐逸，怀才抱德堪为世用”之士，进一步笼络汉族文人。两开博学鸿词科，对一些硕学鸿儒给予特殊礼遇，比如黄宗羲，虽然坚决不与清政府合作，但是清廷仍予礼尊，做到了“此中自己用汉人”。一时间，天下人才荟萃，盛况空前，大有唐太宗曾言的“天下英雄尽入我吾彀中”之兆。大清江山随之渐趋稳固。
阎崇年先生说，康熙作为清定都北京后的第二位皇帝，在清朝前六代皇帝中承上启下，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当时的大清，朝虽立而国未盛、民未安，守成和创业同等重要。上继父祖鸿业，下开后世太平，实现民众康宁、国家熙盛，是康熙帝面临的时代课题。从智除鳌拜一事上，便可知康熙有能力担负起守成的使命，但他仍需要强化自己的皇权，下一个目标——撤三藩。
人物纪：
嗜书好学的康熙帝
康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嗜书好学的帝王。他5岁入书房读书，昼夜苦读，不论寒暑，甚至废寝忘食。他喜好书法，“每日写千余字，从无间断”。他读“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必使字字成诵，从来不肯自欺”。他深受祖母的教诲，又向苏麻喇姑学习蒙古语，向满洲师傅学习骑射，跟汉族师傅接受儒家教育。康熙的勇武与奋进，受到了满洲文化的影响；高远与大度，得益于蒙古文化的熏陶；仁爱与韬略，来自汉族儒学的营养；后来，他的开放与求新，则是受了西方文化的熏染。康熙帝吸收了中华多民族的、西方多国家的，悠久而又新进、博大而又深厚的文化营养，具有当时最高的文化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