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尽管羊善极，倒也不忘长出一对犄角，也知道多少需要一点抗争性，但它毕竟太忍从，太怯懦，太缺乏竞争意识了，随着草原沙化的威胁，“羊性”的不大能适应现代生存恐怕会愈益突出。于是有人向往回到远古，让羊儿们生活得更自在些，或希望逃开竞争的严酷、人性的诡异，让人也回复到本真状态。鲁迅先生说过，其实人禽之辨，本不必这样严，在动物界，虽然并不如古人所幻想的那样舒适自由，可是噜苏做作的事总比人间少，它们适性任情，对就对，错就错，不说一句分辩话，可是人呢，能直立了，能说话了，能作文了，固是大进步，可也就堕落了，开始了说空话和违心的话。鲁迅先生的意思决非让人回到蒙昧状态，他只是教人正视现实，正视伴随文明而生的疾病，贯彻的还是他的精神疗救的主张。事实上细究起来，动物也并不如人们理想化的那般纯洁无瑕，猴子就很会趋炎附势，母猴一旦发现猴王失势，立刻变得冷酷无情；雌狒狒最见不得同类出现发情的鲜红标记，必碰撞到消失而后快；至于动物中争宠不休的，恃强凌弱的，更屡见不鲜，所以人类的超越动物是绝大的进步。可是，人类又面对着物化、异化的危害，文明愈发达，人性愈复杂，所以又需要大自然的洗礼，需要时时净化。我想，马克思所说的人的自由发展和人性复归，决非回到丛林和岩穴，当是物质极大丰富的同时，精神极大的完美，是更高螺旋上的由混浊而清澈，由复杂而单纯。
回头再来看这些生肖群体篆刻，它们把生肖文化高度艺术化、造型化、浪漫化了，其生命意蕴和文化价值颇为独特。十：生肖也确乎神秘，为何单单要选这十二种动物不选别的，为何十二生肖与十二地支密切相连，至今也还不见足以令人信服的解答。看得出来，篆刻的作者并不拘守动物的原态，而是为其注入浓厚的人化色彩和浪漫情思，正所谓“崇其性，爱其形，蕴其情，启其人”者。在这里，动物世界是人的世界的对象化，或者说，是人的世界的扩大和还原，它们借助这原始图腾的遗留、这神秘的符号系统来提醒现代人，不妨从烦嚣中暂且抽身，在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的融合中清醒地认识一下“我”到底是谁。现代人理应对生肖文化作出崭新的解释，从这幅百羊图我看到的是，在时间的长河中，去探索生命的真谛。
一九九四年九月
16.洮河纪事
每当晚霞照红洮河边的水月镇时，我家的耳房里，总有一伙阿爹的朋友--去洮州赶牛歇腿的脚户哥儿，坐在热炕上，围着一盆木炭火熬茶。有人喷吐着又浓烈又苦涩的旱烟，有人用幽怨的声调哼着花儿。歌儿里总说：穷人“命苦”，一旦注定了就得一世“受穷”。那时，我左右想不透这是为什么。我问过小女伴斗斗，她也不知道。因此，我只有倚枕痴听洮河哗啦哗啦的涛声，隔窗望一钩冷落的月亮。
这儿时的情景，至今新鲜地保留在记忆里。三十年后，波声如旧，还是一样的月光水色，但是，我家翻修过的新耳房里，林场里的老尹书记--当年也常在我家歇腿的脚户尹叔，领着一帮小学徒来做客了。他们盘膝而坐，一个个瞪着稚气的眼睛，要我讲讲过去的事。玉盘样的月亮升起了，照着河上的晚雾，年轻人的心呵，有如洮河里汹涌的波涛。
我想了想，呷一口浓茶，讲起早年间的事。
听阿娘说，我家门前的那棵桃树，是我过百日那天爷爷亲手栽的。那时候，爷爷是鞋匠，爹也是鞋匠。后来，小桃树已长到了一把粗细，我也就成了一个小鞋匠啦。
镇上人管我们叫“鞋匠家”。鞋匠铺里的活路真多：又是打线、搓麻绳，又是编麻鞋，又是钉掌、锥烂鞋。有时，我和爹登上高高的羊山，采来山苇子、细竹、马尾草，编上几双草鞋卖。爷们三个起早摸黑地干呀，日子照旧过不前去。
有一次，是秋末时候，我和爹上山打马尾草去了。因为跑得远，在几天后的夜晚才回来。隔窗看见铺子里松明子鬼火似的亮着，爹痛楚地说：“爷爷还没睡哩！”
可是，谁知道，我们进屋一看，爷爷抱着鞋夹板悄悄地……死了！
最难忘的是大殓，天上堆着灰灰的云，风索索地响。案子上，两盘素菜，几杯淡酒，纸钱灰吹得乱飞。穷朋友们先是依照乡俗，用细绳将爷爷的手足缚死，然后，把尸首放进棺材，正要合盖，陡然间他们惊愕地面面相觑，手足无措。原来，由于积年累月弯着腰干活，爷爷的脊梁干弯曲成一张弓，棺盖怎么也盖不住。奶奶凑近一看，早哭昏了过去，半晌才握着爹的手，呜咽着说：“儿啊，咱们改行吧！”
春天，桃花红得像一片胭脂霞。爷爷的小孙子改行了--我背起爹串乡用旧了的褡裢，揣了几个青稞馍，到遥远的小县城一家木匠铺里去学手艺。临行，阿娘对我说：“孩子，你今日走娘不挡你，这都是命定了的，昨晚我梦见一颗又大又亮的星星落到咱家屋顶上，兴许你要转运了。人都说：养儿防老，你就老老实实地学啊，熬出了师，娘可要指望你哩！”说完，她含着泪花笑了。我想，大概是：娘说的对，我要转运了。
满脸络腮胡，目光炯炯的细高个子，我唤作“尹叔”的他听了娘的话，嘴角上掠过一丝苦笑，只是一再叮嘱我，如果干不下去，回来跟他一起赶牛。这是个古怪的人。
邻家的姑娘，小时候的伙伴斗斗，才十六岁，已被南山里一个土财主强逼着定了亲，不久就要迎娶。听说我要走远路，她为我唱起家乡的送郎调：
天上云彩两朵朵，
手张雨伞送哥哥，
把哥哥送到门外了，
手扳着房门哭坏了！
她强笑着走近我跟前，秀丽的长眉，水汪汪的眼睛，仿佛罩了一层悲伤，心头藏着千言万语。我拉着她的手，欢乐地说：“斗斗，我改行了，要转运气的。你，也会好起来的。”她只微笑，回转脸去，却是满手帕的泪。
来到木匠铺里的头一天，掌柜的脸像城隍庙里的判官一般吓人，脑壳秃秃的，玳瑁的茶镜里，鼓出一双鱼眼睛。他盯住我，脑袋一晃，拖长声调说：“这孩子，身子单薄得叫人心疼啊！唉唉，本该不收的。既是收了，工钱当然照减，照减，然而，又不知饭量大吗？”这便是我的师傅。他原也是木匠出身，因为钱多了，心和富人一般狠毒。他从不肯教给我手艺，每日从早到晚，只叫我磨斧子，拉大锯，搬木料，尽干些下手活。一年过去，木匠活还是一门不摸。有一回盖房，师傅正在对卯立木，我笑着问道：“师傅，这对卯的窍在哪里？”
“窍？--嘿嘿，不熬个十年八载还想知道窍？怕连个边儿也摸不着吧？”他冷冷地说。
又有一回，铺里包盖外乡一座灵宫殿。临到套斗拱、扎跷角时（这算是木匠活里最难的活儿），我私下喜欢，这回大概能学点本事了。谁知这天早晨，师傅说：“给我买茶叶去！”我不知是计，便到四十里外的小集去了。回来的路上，心里十分纳闷：前两天才买的茶叶，哪里就完得这么快呢？何况师傅又是顶吝啬的。猛然，我明白了：原来师傅怕我学会“扎角”，故意支使我出来的。顿时怒火攻心，眼眶贮满了泪水。等气急败坏地赶回来，庙顶已经扎好了。人要活得有骨头，有志气，宁可饿死，穷死，也不能受这份气啊！我背上铺盖回家了。
这时，门前桃树上的桃子熟了，只是那果实小得可怜！我从桃树下默默地走过，推开小门。
娘说，爹被抓了，关在韩镇长家后院里。可是，同被抓去的“尹叔”，却杀了一个兵，乘夜翻墙逃走了。满镇都在议论呢。
无论怎么穷，爹是要赎出来的。送钱不说，镇长传了话，还要一个油松木的大匾。用最好的油松，日夜不歇地做了十来天，六尺大匾脱手了，上面镌着“瑞映岷麓”四个大字。眼看匾成了，我早支撑不住，一头撞在大匾上。
富人做尽了坏事，为什么还要挂匾呢？难道这也是命？
匾挂上镇长油墨的门楼，爹放出来了。老人家看见为救他，家里卖得空空荡荡，埋怨我们不该救他快死的人，气上加病，不久便下世了。爹死了，我只好打短工谋生，一双腿跑遍了洮河两岸。
一天，薄暮时分，我搭一支木筏渡河。上了筏，在跳跃不定的灯光下，我看到一张络腮胡子的脸。从那坚定锐利的目光里，我认出那是他，便惊呼了一声“尹叔”。果然是他，只是如今改行做了筏手，更显得老了。
听我讲述家里的变故，他也不叹息，也不说话，像早知道似的。长烟管的一星火光在夜色里明灭，他拧紧刀背眉，看定映着月光的水波。
邻筏的筏手讲起另一件事：前天夜里，落着雾一般的雨丝，南山里一个土财主的媳妇，才过门就跳了洮河，如今连尸首也没有捞到。我的心猛地抽紧，急忙问起那姑娘的身个眉眼，一把揪住筏手的衣角，激动地哭了：“斗斗，是斗斗呀！”
我想起娘说过的：“斗斗命相很薄，小时候算卦，八字就不好得很，该不是祖坟埋错了地方？”我讲给尹叔听，他冷笑了几声，不说什么--这个人的心真硬。
跟着尹叔，在木筏上打杂。这些筏手们叫人从心底佩服，他们胆子大，豪爽，不相信命运的诡说，深夜，他们常常聚在一起，秘密地商议什么，随即便有恶霸被抢被杀的事情来。连他们唱歌也叫人担心：当木筏穿过黑色的群山，冲上高高的浪头，又一个回旋，跃上另一个浪头的时候，这些人敞开青铜色的胸膛，扯开响当当的嗓门，唱起来了：
大黄山上红旗插，
洮河川里王仲甲，
苦命的穷哥哎钢刀拿，
要祭祖坟先把仇人杀！
听了这样的歌使人出一口长气，觉得命运就在咱穷人手里掌握。后来才知道，尹叔是地下党的领导人，这帮筏手是游击队员。我参加了他们的组织，也有了一把锋利的钢刀。
解放前夕的一天，洮河滩上踉踉跄跄跑过来几个人。两个夫子挑着几大箱金银细软。为头的正是韩镇长，气喘咻咻的，头上冒着汗，后头跟着他的大小老婆、儿子和媳妇，命令我们顺流运他们到省城去。尹叔欣然答应了。木筏行到“白马滩”，白浪如山，涛声似雷，筏子快得像离弦的箭，躲在篷子里的尹叔，递了个眼色，筏子猛地撞在对面的礁石上，人和东西全翻落水底，我们却从容地浮到对岸……
木炭火嗞嗞地燃着，小学徒们的脸激动得红了，他们把尊敬的眼光投向老尹书记。老尹书记--我的尹叔庄重地说：“孩子们我们要记住：命运要自己改变，生活靠自己创造！”
一九六三年十月于兰州
17.唛罗街随想
我到香港只七天，居然能自己摸到唛罗街，连久居香港的人士也颇感诧异，因为他们大都只听说有这么一条着名的文物街，却未必到过，一来港人个个忙极，无暇去，二来那地方也着实弯弯绕得厉害。说是我自己摸去的，又略带夸张，先前香港文联张诗剑先生曾带我眼花缭乱地匆匆穿过此街，我之独自摸着去，当属第二回了，这一点我必须申明，否则有冒功之嫌。那天，趁代表团仅有的三小时空隙，我像个中世纪的隐士似的，谁也不告诉，潇潇洒洒闪进香港最老式的有轨电车，晃晃荡荡，意守丹田，稳坐到“上环”站跳下了车，凭着依稀记忆，一路摸入这条街。我发现，对于心系一念的地方，人的记性总是出奇地好。
我是什么时候对古玩发生了兴趣，已记不大清了。有一年路遥托陈泽顺君专门给我捎来一只汉罐，陈君故意搞得很神秘，好像盗了国宝后有追兵似的紧张，头上还直冒着汗，抖抖地把东西掏出来，我受其感染，立即警惕四顾。其实，那汉罐不过是个拙头拙脑、积满尘垢的灰陶罐儿，跟腌菜坛子很相像，我不知安顿到哪里好，就随手放到书架顶上。不久，有位咸阳客来了，说这东西多的是，根本不值钱，我就越发轻看了它，只因此物系路遥所赠，还是珍重，不忍弃到阳台上。路遥去世后，我看书累了，猛然抬头，会见此物憨憨地蹲在书架上，于是睹物思人，想起与路遥有关的种种。文物的价值或正在于此吧，它能因睹物而思往事，又能因其质感而让人直接抚摸历史，还能因把玩而体验美感，自然也可以是一笔物化的资金。但也有人不以为然，一位我熟悉的老者就很反对搜罗古玩，他说，人不必为物所累，任何人都不可能永远占有一种东西，任谁都是古玩的临时保管员，想看，去趟博物馆就是了，何必为它损精耗神呢？继而他念念有词，什么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之类，可谓悟道者言。
话是这么说，玩古风仍然春风吹野火般刮遍了神州，人们的玩赏欲、好古欲、占有欲，决不因其终极的无意义而稍减，真是花自飘零水自流啊，连我也糊里糊涂地裹进玩古者的行列，不过，我只是爱看爱琢磨而已，并无搜求真家伙的奢望，我偶尔也买一二件或真或假的玩艺儿，不求其高古，但求其独一无二，造型好看。人一旦染此嗜好，有如吸鸦片一般，有瘾，隔不了多久，就要往古董摊上跑，拉都拉不住，这叫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你明明知道，那里无非是些假古董，是些真真假假的玉呀，翠呀，陶呀，瓷呀，青铜呀，古钱呀，仿画呀，真货千不遇一，你还是忍不住要去上当。尝见一商贩，起劲地兜售一大型青铜仿制品“虎食人卣”，且信誓旦旦地说这是刚刚出土的宝贝，居然有人相信，我本想上前和善地提醒他这不可能，因为它的真品一件在巴黎，一件在日本，但看贩子那一脸的顽横自负，只好把善意藏起来。若问玩古何以有如此之大的吸引力，细想也不奇怪，玩古之趣，大约很像钓鱼，要旨不在目，的而在过程，在于那淘筛，鉴别，辨伪，考证，杀价，争执，佯恼，成交的全过程。在这整个过程中，人将体验到自以为慧眼独具的满足，还有虚幻地制服了对手（商贩）的优胜。待东西拿回家，归属关系明确了，固可继续把玩数日，但刺激性可就小多了，有时还会产生放在家里和放在博物馆有啥区别的虚幻感，这就好比恋人追到手后，再也不复苦恋时那般神不守舍了。于是，为了解脱虚无，只有不间断地延长“过程”，对玩古者而言，就是不断地搜求再搜求了。大约惟其如此，从古及今，玩古者不绝，贩古者也不绝，遇到乱世，权且伏藏，一遇太平盛世，就又纷纷浮现，就像今天这样。
虽然我只能算半个古玩爱好者，但一到香港，我还是急于打听它的文物街在哪里。我早就听说，香港是东南亚最大的文物交流中心，这些年我们的不少瑰宝都是经由香港的渠道流失的，全球闻名的两大拍卖行“佳士得”和“苏富比”，每年春秋都要在香港开槌，这已成为世界大收藏家们的固定节日。于是，我有种窥视真迹的欲望，还幻想着能由我在此鉴别出某件国宝，最好由我扮演一个勇毅地阻止国宝外流的悲壮场面的主角。这想法有几分滑稽，后来证明我那点知识贫乏得可怜。世居香港者告诉我，最古老最着名的文物街当然有，它叫唛罗街，那三个字的笔划要繁杂得多，应为“唛罗街”。它的历史即使没有百年之遥，至少也有六七十年之久，它所在的上环一带，正是港岛土着居民最早的集聚地段，研究香港史者没有不知道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