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说法由来已久，认为只有洋人才有幽默感，中国人天生没有。这其实是不值得一驳的胡说。我们民族固然在很长的时间里活得沉重，充满苦难，不大顾得上幽默和耸肩膀，但是，倘若不把幽默调笑化，轻薄化，而论真正的幽默，我们文化传统中的此类遗产是决不逊于外国的。且不必远说东方曼倩之徒的高等幽默，只消翻开《笑府》、《谈谑》、《笑得好》、《雅谑》、《笑林广记》及至《儒林外史》、《聊斋志异》一类的书，里面的一些条目，定能叫你粲然一笑或捧腹大笑。比如，有这么一条：一信徒对诸屠户苦口婆心地宣传佛理，规劝诸位千万莫要再杀生，说，你们杀什么，来世就转生什么，杀鸡变鸡，杀猪变猪，杀牛变牛啊。屠户们听了半晌，遂慨叹道：“看来咱们只好杀人了。”这好像是在讥笑佛教，其实并不那么浅，它讥笑的是对佛教的庸俗化理解。又如这么一则：有暑月戴毡帽行路者，遇大树下歇凉，即将毡帽当扇，曰：“今日若无此帽，真热死我了！”这里“戴毡帽”三字是关键，毡帽本是行路者遭受酷热的原因，反而变成了他感激的对象，岂不可笑？现实生活中找错对手或谢错恩主的事频频发生，正与此同。由这里不难看出中国式幽默的某些特点。
幽默是不该分国界的，我们既要看到中国的绝，也要承认外国的妙，比如这则二战时期的幽默，是带动作性的，如同哑剧：火车进入隧道，车厢一片黑暗。黑暗中传来亲吻的声音，紧接着是一记响亮的耳光。火车出隧道后，车厢内四个素不相识的人都不吱声，惟见德国军官的眼窝发青。老太婆想，这姑娘人美心更美。姑娘想，真奇怪，这德国人宁愿吻老太婆却不吻我。德国军官想，罗马尼亚人真狡猾，他偷着亲嘴，让我暗地里挨揍。罗马尼亚人想，我最聪明，我吻自己的手背，又狠揍了德国人一记耳光，没有人发现。
有些历来为人津津乐道的东西我倒一直不喜欢，比如苏东坡与苏小妹的“互相攻击”：苏小妹眼窝深，被东坡嘲笑为：“数次拭脸深难到，留却汪汪两道泉”，苏东坡胡须长，则被小妹讥为：“口角几回无觅处，忽闻须内有声传。”尽管苏小妹其人子虚乌有，历来的文人谈起这些，还是如数家珍，笑不可抑。我不明白这有什么好笑的，不就是眼窝深，胡子长吗，恐怕都很难称之为幽默。
那么，到底什么是幽默呢？
在我看来，幽默是一种智慧，是心灵自由的表现，与呆滞和僵化无缘；幽默是一种解脱，能抚平烦恼，遏制焦躁，回归宽容和善良；幽默是一种发现，能让你从错位和虚幻中认清真实的自我，变得冷静而明智；幽默是一种润滑，能消除对抗并拉近你和他人的距离；幽默是一种美丽，能使你在异性面前魅力十足，大受青睐；幽默是一种狡猾，能使你从尴尬和狼狈中逃遁，刹那间恢复从容；幽默是一种优越，能使你站在高处看自己，看世界，看命运，在嘲笑不确定对象的过程中获得自我实现的满足：幽默是一种自嘲，自嘲正是自信的表现；幽默是一种按摩，用笑声按摩躁动的灵魂，达到心平气和；幽默是一种释放，释放压抑下的忧郁，加速血液循环，产生内啡肽；幽默是一种灵感，它不请自来，过时不候，是人与情境偶然遭逢的产品，不可重复；幽默是一种天性，是身心健康的外化，水到渠成的漫溢，学是学不来的，做也做不出的，硬要模仿、制作，只能令人啼笑皆非，勉强进行面部肌肉的拉伸运动；幽默是一面明镜，能照见世人的可笑可气可爱可叹；幽默是一种真实，它把你引进荒诞和悖谬的死胡同，在哈哈一笑中，撕开遮蔽物，把真实还给真实。
说了幽默是什么，还想说说幽默不是什么：
幽默不是胡编乱造，神侃瞎吹；幽默不是泼妇骂街，莽汉逞能；幽默不是龇牙咧嘴，装神弄鬼，努着劲儿逗人笑；幽默不是恶作剧，专从生理缺陷，性，丑陋，病态上下手，博人苦笑；幽默不是尴尬--尴尬是在某一情境中出现了不该出现的人和事，或者是人的自尊与人的生理需求之间发生冲突所引起的难为情，而幽默恰恰是人对尴尬的超越和俯视；幽默也不同于滑稽--滑稽主要靠外在变形，乖张的动作，耍贫嘴，惟妙惟肖的模仿来逗人发笑，它作用于感官，比较轻薄，而幽默在骨子里是严肃的，有人类自我反思的无奈；幽默不能刻意制造，不能批量生产，不是胳肢人，不是自己笑得不行，别人无动于衷。
一九九九年三月
8.论辩诬
人落到辩诬的地步，就有些可悲了。你想，逢人便申述，“事情不是这样”，“这怎么可能呢”，竭力要说服听众，能不累人么？莫泊桑的小说《绳子的故事》中，老农奥士高纳，素来勤俭，发现地下有一小段绳子，就掖了起来，此时恰好有人丢了钱夹子，他便遭到怀疑。在乡公所，在集市上，尽管他不断展示那段绳子，用良心和生命担保他并未捡到过钱夹子，却没有一个人相信他。后来钱夹子有了结局，他以为他清白了，就整天讲他的遭遇，奇怪的是，人们还是一味地笑，并不信服。他于是以更复杂的辩解，更充分的理由，更庄严的发誓讲他的遭遇，人们竟愈发地不相信他。奥士高纳终于消瘦下去了，卧病不起了，临终还在喊：“一根绳子，一根绳子……”有人说，这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冷酷，未免牵强了些，因为奥士高纳的听众全是跟他一样的劳苦的农夫，若说这里包含着人类性的弱点和习惯心理，倒比较真实。
辩诬的人处在一种两难境地，虽说最高的轻蔑是无言，沉默是金，但水落石出需要时间，不大力辩解，别人会说：“看，他也默认了，要不他怎么不说话呀？”要是不停地辩解呢，别人表面上同情，心里却抱着无风不起浪，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而且客观上起到传播作用，事情会越辩越诬。那么，水落石出就了结了吗？也未必。由于无关者大多是从能否获得趣味、谈资、优越感来听取辩诬者的申述的，过早地中断过程，他是不高兴的，他总要想出一些理由来延长他的趣味。奥士高纳便是这种潜在趣味的牺牲品。对于辩诬，目前即使在全球范围内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付诸时间，到时候人们自会找到更有趣的话题，不再关心诬不诬了。大约只有律师和法官才有超常的耐性。
一九九五年三月
9.论牢骚
如今好像是个牢骚的世界，牢骚声无处不在，无处不闻：钱少的发牢骚，大款也发牢骚；乘客发牢骚，司机也发牢骚；青年发牢骚，老人也发牢骚；知识分子发牢骚，体力劳动者也发牢骚；工薪族发牢骚，倒儿爷也发牢骚，百姓发牢骚，当官的也发牢骚……倘若把大家的牢骚声汇集起来，足以震破耳膜。然而，奇怪的是，牢骚不过是牢骚。好像大家都知道卡莱尔的一句妙语：“诅咒太阳毫无意义，因为它并不能为我们点燃雪茄。”
作为一种时代病或一种时髦，牢骚很值得研究。牢骚是因挫折和失望而产生的恶劣情绪的发泄，但在特殊的历史折光下，它本身未必是坏东西。多少年前，我们曾经度过了一个不知有牢骚、不敢有牢骚和不敢发牢骚的时期。那时，经济是计划的，人生步骤也是计划的，一个人从出生决定其户籍和血统，到上学戴红领巾，到下乡或分配工作，到领结婚证，到生儿育女，到老死开追悼会，都是规范的，同等级者大同小异，用“一切听从组织安排”一语即可囊括殆尽。倘若阶级斗争对某个人触及不深，此人完全可以不动脑筋地活下去，于是不知有牢骚，但那时也并非没有不平、打击、灾祸，因而也并非没有牢骚，只是经验证明，发牢骚的比不发牢骚的，结果要坏得多，于是不敢发牢骚。不知有牢骚和不敢发牢骚，均极可悲。
今天的国人终于有牢骚了，会发牢骚了，乃是一大进步。然而，牢骚终究是恶劣情绪的外现，就像现代都市里空调机、汽车、烟囱中排不完的恶浊空气一样，终究有碍于健康，对其发生的原因不可不察。在一个时代结束和一个时代刚开始的巨大缝隙中，最易滋生大量的牢骚：旧秩序打破了，新秩序尚不健全，难免混乱无序，而混乱正是牢骚的温床；旧计划解体了，个人每时每刻都面临选择，但负重的主体与变动的客体不适应，难免失重眩晕，而失重也正是牢骚的起源。总之，无序，脱节，错位，找不到对手或找错了对手，牢骚便普遍产生了。
细想起来，牢骚跟牢骚并不一样，不但因人而异，而且因对象和品位而异；牢骚也有高质量与平庸之分，有空洞与深刻之分，有消极与积极之分。对物价暴涨的牢骚是大众化的牢骚，最具人民性；因求官、求财、求名、求色的受挫而起的牢骚，或有可悯成分，但终究不高尚；由历史的错位造成的怀才不遇或英雄失路的牢骚，也许含有深刻性；对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的牢骚，则含有可贵的革命性因素。
看来，在从必然通往自由的长途列车上，我们注定要与牢骚声为伴了。但愿低劣的、动物性的、充满贪欲的牢骚声愈来愈少，高级的、深刻的、为着人类的自由和解放的牢骚声愈来愈多--最终由牢骚转化为幽默，成为人类灵智的音乐。
不管你信不信，牢骚的水平确能反映一个民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水平。
一九九五年七月
10.说电脑
你也买电脑，他也买电脑，连我也买了电脑，个人电脑确乎成了潮流。一项权威调查报告显示，去年的电脑销量达五十五万台，比前年翻了一番，电脑在日常生活中的地位可见，有人说，电脑是男人的第二个妻子，是妻子的第二任丈夫，不管它性别若何，买电脑者都有家庭添了个新成员的感觉大约是不错的。
谁敢怀疑电脑的魔力呢？它是手指的加长，脑容量的扩张，是人类超越自我的绝妙创造。遥想人类文明史，先是划墙壁、打绳结，继而用刀刻竹简，再继而用笔书帛，再继而蔡伦造纸，再继而毕昇的活字印刷，再继而现代印刷术，直至电脑的发明，每一进展都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里程碑。有一种观点认为，是印刷术引发了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革命，帮助人类走出了中世纪，未免言过其实，但马丁，路德提到印刷术时确实说过：“它是上帝无上而终极的恩典，使福音得以遐迩传播。”纸和印刷的确为现代政治经济文化带来过深刻影响。电脑就更不可小看了，它和卫星、光缆、飞船、信息、高速公路等等，正在翻动着人类文明新的一页。
电脑对作家的诱惑也格外强烈，谁不想日产万言？谁不想文思如泉？何况，抄稿、改稿、储存、复印之劳就此去矣，电脑之功盖莫大焉。然而，电脑好像并不万能，它因操作主体而异。有人使用电脑，觉得有个对立面竖在面前，颇能激发征服欲，其思路因电脑而更为敞开，在对抗中感受到创造快感；有的人就不行了，总觉得有个异物卡在眼前，成为障碍，主体压抑，注意力分散，思路梗阻无法深入。这不关熟练与否的问题，而是天性使然。
如果只有这点不同倒也罢了，问题是，我们的作家使用电脑，另有潜在的危机。我是相信，一定的用笔方式是与一定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是用电脑还是用钢笔、毛笔，不仅仅是个工具问题、技术问题。我们常常感慨语言的极限，为人类的某些瞬间情绪、闪念、异感、幻觉，用语言“不可言说”而惋叹；那么电脑对此是改进了，还是更加无能为力？电脑是电子化、精密化、平均化、标准化的产物，它与个性、通感、直觉、意象、情调、禅趣之类是不协调的，不管字库多么丰富，它仍有削平个性，力求标准化的性质，在人和电脑的关系上，我们现在只看到了利用，却看不到反利用，孰不知就在人利用电脑的同时，电脑并未完全“臣服”，它也在偷偷地、悄悄地改造着人。就像爱坐小卧车者易骨折，爱住带空调的豪华住宅易感冒一样，电脑师面临着保持个性和天性的问题。有人告诉我，书摊上凡是语言如倾盆暴雨倾泻不止的作品，大都出自电脑，我试看了几本，一问作者，果然。一位告诉我，由于太熟练了，打到后来思维跟不上手，想停也停不住。所以，语言中的虚词和水分就大量增加。我有意将同一作家用笔时期和用电脑时期的作品加以比较，细看还是有差别的，那种风格化的，尖新的，微妙的，一次性的感觉描写，现在就不时以通用化词语代之，文章带上了“电脑味”。当然也有用电脑发挥得极为出色的文章，不可一概而论。
西方的技术乐观主义认为，科技万能，只要技术高精尖，即可永立不败之境；不久，西方又冒出了技术悲观主义，认为技术是物压抑了人，技术愈发达，人的解救愈没有指望。对我们来说，这种悲观或乐观都还谈不上，恐怕先得乐观起来。但我们的困难在于，总是错过时机，总是人与背景脱节，总是文学的进程与社会的进程错位--正要充分培育和伸展创作个性的时候，电脑来了，它既来得好，又来得让人担心。我想，只要能最充分地发掘创作潜能，对用电脑者理当尊重，对用文房四宝者也无须鄙薄。
一九九五年四月
11.论世俗化的折旧过程
他狠了狠心，买了辆最新型的变速自行车，鲜亮、快当、轻巧，人骑在车上流星般飞过，多么矫健多么潇洒！这也许是他购物史上破天荒的壮举。但他旋即发现，他整个儿被不安全感包围了：因为此类车被窃者最多，他须得加两道锁，处处小心，步步提防，因为此类车异于普通车，他上街存车须交双倍的钱；倘与骑旧车者发生摩擦，对方的脸色格外严厉，好像他买了高档车就损害了别人的尊严；晚上车放到楼下，不是铃铛被卸，就是尾灯被拧……总之，为这辆车，他尝够了冷眼，受够了歧视，此车遂由原先的可心之物变成了不祥之物。他想，怎么就不能像对待平常的车一样对待它呢？
万般无奈，他只好又骑上了旧车。这一回他的感觉妙极了：车落满尘垢，无须去擦；天降豪雨，任它淋个痛快；与人相撞，对方发现自己的车比他的还旧，便格外知趣，理亏似的乖乖离去；存车费也极合理，有时简直可以不付；小偷也很尊敬这辆车，随便扔在哪里都不要紧，某日他把车忘在一家商店门口，过了一夜竟安然无恙……总之，这旧车使他体味到了从未有过的轻松感、自由感。他遵从了世俗，照世俗摆正了人和物的关系，他便得以自全。别人的新车丢了好多辆，这辆旧车依然健在，好像它的寿命可以无限延长。
他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有人硬是把新衣服弄旧了再穿出来，为什么有人遇到喜事却绷紧了嘴角，为什么有人发了大财却面露忧色，为什么有人一到关键时刻就装出老态，为什么前排明明有空位，有人坚持要在后排落座，为什么有人明明是急性子，却要学着用拖腔说话，走路慢慢悠悠……
他终于读懂了庄子，为什么他老先生要描绘一棵无用的大栎树，刻画一个叫支离疏的畸形的人--大栎树因其无用而免却了斧斤之苦，长得比任何树都大，支离疏因畸形而躲过了兵役，做到了保身、养亲、尽年，活得比健全人还要长，这可真是有用有为必有害，无用无为才是福呵，我们老祖宗的生存哲学，真是机巧得令人咋舌。当然，剖开来看，也并非没有破绽，所谓无用，乃无用于世，所谓有用，只是有用于己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