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华佗与鲁迅
这文章的题目有点怪，但绝非关公战秦琼之类的不着边际。
最近，参加了一次《中国医药报》的征文评奖活动，回来后，一直想着医生治病救人的事。我对于从医的人，一向由衷地敬佩，他们不惮烦难，为人解除病苦，真正是普度众生的“人间菩萨”。没有病，谁愿意去医院，谁愿意看肢体的创痕，听痛苦的呻吟，闻病人与药品混杂的怪味儿？但医生却必须每天面对这一切，没有博爱的胸怀，救死扶伤的人道精神，很难坚持下来。从神农尝百草，到扁鹊，到华佗，到孙思邈，到李时珍，直到今天的千千万万白衣战士，他们对我们民族的繁衍和发展作出了伟大的贡献。曹丕说，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其实，医药的价值，并不亚于文章，也带有浓厚的经邦济世色彩，希波克拉底的誓言，是何等地神圣。以药王孙思邈而论，他的名言是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可见他的抱负远大，把从医与从政看得一样重要。他不贪名利，惟民众的病苦是问，他可以拒绝隋文帝、唐太宗授予的官职，却从不拒绝一个普通病人的恳求，他的着作之所以叫《备急千金方》，是他认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由此观之，人类要健全地发展，是断然离不开医药的，救死扶伤，功莫大焉。
可是，最近另一些信息刺激，却使我的思路有些转移：恰好这几天的电视里，不断有“严打”的新闻，不时总能发现个把杀人越货的罪犯，身板倒结实，体格也健壮，留着寸头，鼠目乱转，临被押赴刑场了，还一脸的不在乎，意思好像是，“二十年后，老子又是一条好汉”，其愚蠢，颟顸，可憎复可怜的神态，难以用笔墨形容。过去的罪犯临刑前一般都吓瘫了，现在的有些囚犯临刑前倒梗着脖子，拧着眉毛，噘着嘴巴，好像别人都没理，就他有理，真是咄咄怪事。据说厄瓜多尔有一种老鼠叫烫鼠，硬是不怕烫，把它丢进沸水里，会蹦跳得更欢势，上列罪犯，是否与之同理？这可真应了一句老话：死猪不怕开水烫。我想，这种罪犯的身体不是健康得很吗，但是他的灵魂呢，他的精神呢，不但病了，而且病入膏肓，到了万劫不复的地步了。当然，这例子有点太绝对了，但对于生活在今天，即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们来说，究竟是感官、身体更重要，还是心灵、精神问题更迫切，疗治疾病与陶铸灵魂约关系如何摆，倒也不是不可思索一番。
人这种社会动物，文化动物，既是物质的存在，又是精神的存在，是灵与肉的统一体。古希腊哲学家曾认为身与心的平衡就是健康，很有道理，即所谓“身体无痛苦和灵魂无纷扰”。一般说来，人的肌体患了病，看得见，摸得着，而人的精神出了问题，就比较隐蔽。人因身体患重病而引起的精神痛苦和情绪消沉，我们容易觉察，人因为心理素质和精神品德的原因而导致肌体出了大患，却不易发现。其实后者较之前者，危害性要大得多，只是人们浑然不觉罢了。
由心病转化为身病，也要分不同的情况。有一种是自戕型的，往往因郁闷，忧愤，自怜，妒忌，想不开等导致患病，甚至患上绝症。林黛玉因婚姻失败而痛不欲生，以毁灭自身而抗议，便是一例。尤二姐的吞金自尽，就更不待言。这种自戕型的，多是伤自己，并不害他人，令人十分同情。而更多的是报复型的，危害可就大了。前年有个诗人，住在海外，身体还算康健，但心理有病，灵魂有毒，如患狂疾，终于发展到用斧头杀害亲人。还有的人，失恋了，倒不害自身，而是提着硫酸瓶去毁坏别人的容貌。更严重的，也许要算败坏型的了，例如吸毒者与贩毒者，不但害己，而且害人，传染病似的毒害一大片；又如卖淫者，不但传播性病，而且道德沦丧，他们危害的不再是某个具体对象，而是整个社会风尚。究其行为的发生，皆因灵魂出了恶疾。有的卖淫者文化程度不低，居然是大学生、研究生，她懂的道德比谁都多，为什么要操此贱业呢？一问，才知道她要不劳而骤富，一边快乐一边发财。这不是灵魂的腐烂吗？湖北有位吸毒少女跳楼自杀了，她在遗书中说，“毒品害死人，希望公安局把贩毒分子一定抓干净”，其情可悯，其愿望可理解，但她似乎临死也没搞清楚，害她的看起来具体是毒品，使她沉沦的其实是精神的魔鬼。不从根子上抓，即使毒贩子和毒品一时抓得差不多了，过一阵还会卷土重来。
以上所说的，是身健而心残，并由心残而终于招致了身残、身亡的悲剧，那么反过来看，有没有身残而心健的呢，并由心灵健康而使身残的痛苦变得不那么难以忍受呢？当然有。我们发现，某些肢体残缺的人，由于精神的充实，内心的博大，意志的强韧，往往能够创造奇迹，他们虽不能改变已残的躯壳，却可因人对自然、对疾病的征服而带来巨大的信心和喜悦，让生活因精神的丰富性而变得富有意义，从而弥补残缺，超越残缺。这样的例子，中国的，外国的，历史的，现在的，都很多，它们无不证明，思想、道德、意志、情操，往往能起决定作用。
心灵的力量是如此强大，精神的提升作用和破坏作用又是如此明显，难怪鲁迅先生弃医从文，郭沫若学了医，却一辈子从事文史哲。关于鲁迅先生的弃医从文，人们已经谈过很多，我只想说，这里并不存在医与文孰高孰低的分野，先生不论原先选择医，还是后来选择文，都是极慎重的，都是为了人、关怀人，只是一个侧重躯体，一个侧重心灵。但他的这一变化具有深刻的时代原因，则无疑。他选择医，是因为父亲的病的被延误的刺激，更因为日本维新的成功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但幻灯事件使他痛苦地意识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于是他拿起了文艺的利器。在那个风雨如磐的时代，我们确实可以说，唤醒民众比医治疾病更迫切，更重要。
问题是今天，早已不是鲁迅的时代了，还有必要把精神的价值提得那样高吗，把重铸灵魂的任务看得那样重吗？诚然，历史条件已完全不同了，中国人早站起来了，不但精神和体质都强了，寿命长了，连身高都增高了，我们再也不是“愚弱的国民”了。可是，我们也发现，伴随着现代化的脚步，经济的高速发展，消费的欲望，享乐的欲望，积聚财富的欲望，似乎也大大地膨胀了，原先的伦理、道德，被冲得七零八落了，而新的又一时建不起来。见老弱病残不让座的，甚至见死不救的事，屡屡发生。前天看一篇文章，说的是深圳一对男女大贪污犯，爱情至上，个人至上，觉得自己无非是为了过好日子才贪污的，比起漏网的或更大的罪犯，甚感委屈。作者冠以“没有家园的灵魂”，是很切题的。其实，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何止他们二位呢，不过程度不同罢了。从这里，我感到了今天与历史的某种内在联系。毛主席曾有“华佗无奈小虫何”的句子，把华佗作为医的代表。今天，物质文明在飞速发展，但我以为，我们需要华佗，更需要鲁迅。
一九九六年七月
4.泡沫与石头
前几天和几位朋友聚会，大家都在感叹书报多得看不过来。他们问我，最近看到什么好文章、好小说了吗？我说，我还想问你们呢。于是大家一起叹道：“看，看得过来吗，每天被书报壅塞着，都不知道看什么好了。”这是真话，现在的文化产品着实浩繁，每年新出的各种书籍多至十几万，各类报纸也有几千种，据说连长篇小说一年也能出到近一千部，最壮观的也许要数电视剧等音像制品了，大有铺天盖地之势。打开电视，频道有几十个，直叫你目迷五色，不知看哪个台好。如果再加上多媒体电脑，传媒手段和文化品类之繁，真是不可胜计，过去只是听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人，早晨喝牛奶的时候，边喝边快速翻当天的几十版报纸，翻完了一扔，就忙去了。现在我们的情况也快差不多了，天天都有报纸扩版的消息，你也得赶快翻赶快处理。连书也出现了麻烦，书原本是文化人最宝爱的，藏书是文化人的一份自负，可现在花样翻新的书太多，书架爆满，要把一本新书摆上去，就得拿掉一本老书，人们在发愁阳台太小，书没处安放。总之，单从数量之多来说，你得承认，我们的文化艺术事业是空前地繁荣了。所以朋友们为“多”而感叹，不是没缘由的。
但多毕竟比少好，为“多”犯愁，毕竟是大繁富中的小烦恼。这就好比进一家商场，究竟是货物琳琅满目，可供选择的余地大好呢，还是货物单调，一目了然，根本用不着选择好呢，当然是前者好。上了点年纪的人都该记得，中国是有过一长段为少而发愁的年月，岂止是少，简直到了精神大饥荒，赤地千里的地步。戏，只有八个，你要成年累月地反复看，不想看也得看。电影也不是没有，朝鲜的，阿尔巴尼亚的，自己的则只剩《地道战》，真是“野无遗贤”啊。报纸也有，但从帕米尔高原到东海之滨，全是一个面孔，连字号大小和排版位置都一样。文学书呢，全成了毒草，准看的只有一二本，恕我不愿在此提起它们的大名。那个年代，百花凋零，万马齐暗，真是可怕透了。你固然没有费脑筋选择或鉴别真伪的烦恼，但别忘了，那是以剥夺你的精神自由为代价的。所以我们谢天谢地，总算与为少而发愁的年代揖别了。
然而，多和少的关系似乎又并不这么简单。往深处想，凡事物总是从少到多再从多到少，少到极致会出现多，多到极处又会变少，何况，多要看什么多，少也要看什么少。一位朋友说，现在的书什么都好，包装好，印刷好，封面设计好，纸张也好，可就是一样不理想：内容一般化，水分多，干货少，让人激动不已的，或很耐看的太少。还有一位朋友抱怨说，这几年他几乎没从头至尾看完过一部电视剧，频道虽多，但拨了一圈又一圈，好节目却很少。这些话或失之偏激了，但并非全无参考价值。不错，现在的文化产品多是够多的，如洪波涌起，泡沫飞溅，但消失得似乎也快，转眼就忘个精光，大家的注意力又被新的炒作声吸引过去了，有时你会自疑，是不是记忆力垮了，怎么刚看过的东西就记不住呢？如此看来，这种“多”岂不又演变为少了吗？当然，我得把话说完全，现在也不是没有好东西，且不少，可惜被“多”给淹没了，消融了，要发掘出来还真费劲。我忽然想起“文革”前的十七年，仅就长篇小说来看，数量比现在不知少多少，但像“三红一创”、“保青山林”之类的长篇，至今似乎还流传着，还在供人改编，它们的寿命也好像尚未终结。这倒不是说那时的文艺多繁荣，思想多解放，艺术水准多高，而是受创作生产力和出版条件所限，逼得你必须拿出十年磨一剑的功夫，不磨也得磨。于是，那时的一些好长篇，别的不敢说，至少凝聚着很结实的生活血肉，自叙传和个人革命体验的色彩浓重。它少是少，但放进时间的长河，似乎又成为一种多了。我不是复古派，决无拿过去贬低现在的意思，更无拔着头发回到“文革”前十七年的痴梦，但是，倘若我们现在陶醉于表面的热闹，像走马灯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场，过后即灰飞烟灭，谁也不再理会，这样的“多”，恐怕也不值得过分自豪。
也许情况没我说的这么严重，社会对文化的需求量大了，“多”是大势所趋，谁也挡不住，非要挡，无异于螳臂当车。据说后现代的一大特点是“复制”，让你根本找不到原创性的东西，何况咱们的作家电视家也要吃饭嘛，创作丰富于个人自娱或社会财富都没有坏处，我们总不能为了出精品，强行扼制作家的写作速度，故意把很多出版社电视台关门吧。但有些规律似乎又是没法更改的，比如马克思就说过价值是必要劳动时间的凝结的话，若投入太少，却非要结硕大无朋的果，那只有靠催肥和稀释了。所以，有必要在一片“多”的喧闹声中保持一份清醒。在多和少的关系上，我是主张第一要区分门类和层次，不同情况不同要求。如对报纸、电视一类媒体，对通俗性、消费性的大众文化快餐，多多益善，多又何妨，但对纯文学产品，就得有所控制--我指的是作者的自我控制，宁可少而精，否则等于自我消解。第二，纯文学的发展，似应在少的基础上多，在质的追求中增加量。我们常说，没有一定的数量就没有一定的质量，可是反过来说，没有质量目标的数量，又有什么意义呢？从历史上看，有保留价值的东西总是极少，能传诸后世的经典更是微乎其微，这自然是谁也掀不动的铁律，但不能因为识破了这一点，就蔑视永恒，就随波逐流，沉浸在批量炮制的快乐中。现在一面是出书难，另一面是出书滥，有的作者性子太急，恨不得一个月出一部电视剧，两个月出一部长篇小说，能耐得住性子的人实在不多。当然这不能全怪作者，谁让我们有了一个庞大得惊人的小说市场呢？谁让这市场胃口那么大，消化能力那么强，作者们加班加点地干，还是供不应求呢？然而，文学史从来不用数字计量，而是以代表性的作品来标识的，就像连山的波涛一般。一九五八年的红旗歌谣究竟有多少万首，我统计不出，统计出来也没有意义。《红楼梦》的时代究竟年产多少部长篇，我也不想考证，考证出来恐怕也没有意义。这是因为，少的精品虽然是从多中来的，但并非数量越多精品就一定越多，对文艺产品来说，这个正比例不能成立。
人之为人，就在于总有对永恒的追求，作家之为作家，就因为他永不满足，在否定之否定中前行，人类追求永恒的方式多种多样，或造福人民，或繁衍子孙，或融入大地，或托之信仰，或遁入宗教……而呕心沥血地创造艺术精品，恐怕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种方式。当此文化产品滔滔涌动之际，提倡一下对永恒的渴望，也许很有现实意义。文学就其本来意义说，是一项寂寞的事业，人们最先看到的总是泡沫，但泡沫消失得最快，人们不易发现的是河床中的石头，石头却是长久的，倘有更多的作家不愿做赶时髦的泡沫，能以自我作古的精神争做河床中的石头，我们一再呼吁的精品可能真的会多起来。
一九九八年一月
5.谈传世
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咱们的古典名着，像《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等，一直流传不衰，而现在的长篇小说，作者花了好大的气力，流传却很困难，多则三五年，少则三五月，就不大为人提起了？还有人进一步追问说：从小说艺术发展的眼光来看，今天小说的技术手段，比起中世纪来，不知丰富了多少，高明了多少，可为什么在赢得读者和流传程度上，现今的作品反而赶不上古典名着呢？
初看这问题，似乎提得有点傻，不值一顾，但真要把它说清楚，还不那么容易。要是我说，名着传世就因为它是名着，不传世还能叫名着吗？那等于什么也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