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为什么批评家“不敢批评”呢，或者说渐渐地“不敢”了呢？为什么有些批评家在经过几个回合以后，多采取说优点笔酣墨饱，言缺点轻描淡写，尽量恪守多栽花，少挑刺的行动准则呢？在我看来，除了批评家的勇气问题和个人气质上的参差不齐，恐怕与不少批评家感到，说真话有诸多难处大有关系，有时候局面严峻到：不是批评家敢不敢，而是对方接受不接受，允许不允许，承受得了承受不了。如果说，人是环境的产物这句话不能算错，那么，批评家是批评环境的产物，就也说得通。现在生活中的情况是，表扬尚不易，批评就更难，谁要是打算发起尖锐的（或根本不尖锐的）批评，那他就得做好迎接麻烦的充分准备。有的人在事不关己时，老是嫌批评不过瘾，可一旦批评落到自己头上，就如鲁迅所言，千里之外，半句之微，也会马上跳起脚来。文学界的情况又何能例外？有的作家看到对自己作品的批评意见比较尖刻，又不给面子，就不由得忿忿然，不日在各种场合放出各种话来，曲折些的，从人缘说到绯闻，直率的，则指责该批评家搞极“左”，说是大批判的一套又来了，甚至要“单独练一练”呢。世上事想来好笑，要整谁总得有个借口，有个“帽子”，解放后很长时间要批谁就给戴“右”帽子，而现在呢，则改为给戴“左”帽子了--至于真伪倒可以不管。难怪某批评家在批评后大为苦恼，后悔不迭，连连发出“我犯得着吗”之叹。这些年来，因为批评而诉诸公堂的，给对方扣帽子的，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甚至饱以老拳的，并不鲜见。据说曾有过一二批评家，化了笔名，以酷评或苛评闻名，结果弄得某些编剧导演大光其火，也许因为还影响到票房价值，恨意就又平添了几分。有趣的是，不知怎么一来二去，这几位的苛评就慢慢难以为继了，再往后，倘若有谁提出请他们参加会议，主持者就一面声称对他们的道德文章实在是敬仰，一面表示这种不成样子的小会是不是就不一定惊动他们了云云。显然，主持者对这类不大好控制的角色也颇感棘手，采取了冷处理。氛围如此，能只说是批评家不敢批评吗？
这里，我并不想把不敢批评的责任，一股脑儿全推给对方，推给客观，推给社会。事实上，勇于接受批评者大有人在，眼下闻过则喜者虽然相对地少了点，但也不是没有。那些创作上底气十足者就不怎么怕批评，锐意进取者就不怎么怕批评，只有落伍者，抱残守缺者，弱不禁风者，依靠外力勉强支撑者，才惧怕批评。但就批评的总体境况来说，我以为，文学批评健康风气的形成，不可能单靠批评本身来完成，它有赖于全社会批评风气的形成。设若社会风气浮华，注重虚名，惧怕批评，满足于形式主义和报喜不报忧，热衷于包装和哄炒，欺世盗名者优游自得，那怎么可能独独指望文学批评彻底地做到实事求是，铁面无私呢？打个比方说，对待跑官者，人人鄙视，但又不能绝迹，为什么？原来，你光是批评跑官者，而不去批评那些纵容、默许、赏识跑官者的人，是一点用也没有的，他照跑不误，倘若跑官者因跑官而个个倒了霉，你看还有人跑没有？文学批评风气的形成，道理也是一样的。然而，事情不能只从消极的一面去看，不能静待社会风气好彻底了，保险系数足够了，才去从事健康的批评；倘若是这样，还要批评家做什么？文学批评应该率先积极地、能动地作用于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大家都强化了健康的批评意识，全社会的批评风气也才会逐渐树立起来。就这个意义来说，希望我们的批评家，不是胆量越来越小，而是胆量越来越大--当然是建立在追求真理基础上的胆量了。
一九九七年七月
8.批评家的底气
我听一位批评界的朋友说过，他对某部作品原来评价并不高，还准备在作品研讨会上发表一通比较尖锐的看法呢。但步入会场后发现，那个会太隆重了，当一大批首长做了祝贺和原则表态后，剩下极短的时间给批评家，而留给他说话的时间连五分钟也不到，不知为什么，他忽然觉得他原先准备的话，全不合时宜，也不合眼下的气氛和人情之常，他于是就怯懦了，说到肯定性意见时他违心地故意提高了嗓门，不知要迎合什么，说到缺点时就嗫嚅着，尽量降低了声音，减轻了分量，不知畏于何种压力。事后我笑话他，他正色道，你们当然可以批评我的缺乏胆量，但你们也替我想想，我干吗非要逆潮流而动呢？人家的目的是制造轰动效应兼搞产品促销，谁有耐心或雅兴听你坐而论道？我遂笑道，你不是批评家吗，得罪人的话你不说谁说？他还是不服气，翻着眼说，批评家也得生存，大家都熟头熟脸的，世界并不大，干吗非要让我充当专门与人作对的不受欢迎的角色呢？我看他恼了，不敢再多言，心想，事情已离开了文学，进入人际关系领域，夫复何言？看来，英美“新批评”派主张文本至上，作家与批评家以不见面为宜，彼此是生面孔才好批评，不是没有道理。若是好朋友，就更不好办了。在现今的文坛，是不是我们的作家与批评家太亲近了，且主从关系明显，以至使有的作家产生错觉，以为批评家是马蝇、牛虻、木耳之类，全仰仗着他活着，他的脾气也就大了起来。
然而，尽管批评界确乎存在一个胆量问题，存在着某些畏首畏尾的不良表现，但我并不认为，当前批评的病根就在胆量问题上。其实，胆子大小并非权衡一个批评家优劣的标准。话要扯远些，文痞姚文元的胆子大不大，他的棍棒舞弄得风车儿似的旋转，不知有多少无辜才俊被他棒杀，但他那胆量决非来自批评本身，来自真理，而是来自极“左”路线的撑腰和“四人帮”们的淫威。现在自然是完全不同了。问题在于，一部作品的好坏，其实明眼人都能看出，并不特别需要批评家出来大喊一声，批评家的职责、价值和力量似主要不应表现在简单的宣判好坏上。社会期待于批评家的，应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结合，是营养学家似的分析能力，是怀疑精神和批判品格。批评固然是一种价值判断，但它更是一门科学，一种创作活动，它通过批评家主体的审美和思辨，达到推动创作，影响读者，提高审美力的作用。若从精神价值的层面来看，说批评是文学的良心，时代的良知，也不过分。可是，现在的批评做到了这些吗？承担起这样的重任了吗？当然还没有，而且差距甚大。
依我看，目前批评的问题表面看是“胆量小”，其实在“胆量小”的后面隐藏的是底气不足，自身的不强健。应该说。我们文学批评的审美体系或批评体系，就不甚健全，譬如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的和美学的批评，作为一种重要方法，虽倡言多年，活的运用与当代的发展，并无太多实绩可言，其他的批评方法，也多停留在介绍上。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在不断引进域外的、特别是西方文论的背景下开展批评的，于是常常出现生搬硬套、消化不良的情况，例如对“后现代主义”的套用，声势不能算小了，但不管谈起“削平深度”，“零散化”，“断裂感”，“复制性”来多么头头是道，它终究与我们的文学实践隔膜之甚。作为一种介绍不无裨益，作为一种替代物可就要贻误正事了。其实最大的威胁还不在这里，而是来自市场化大大改变了文化语境，商品意识无孔不入，也渗进了批评界，致使批评面对市场经济时代的文学，出现了立场上的撤退和转移，功能上的退化和让步。要而言之，所谓撤退或转移，表现为批评的精神品格的失落，批评标准的紊乱以至无标准，批评价值的消解或赋予伪价值；而所谓让步或者退化，则表现为向市场性，消费性，新闻性，广告性的倾斜，牺牲科学性以俯就消费性，牺牲审美性以曲就新闻性。这大约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怎么办呢，总不能拔着头发离开地球吧，要求市场时代没有一丁点儿市场文学，没有一点儿市场化的批评，广告化的批评，近乎痴人说梦。但也不能全让它占领吧，严肃的批评总不能充当市场仆役吧。出路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让自己变得足够强大，方能做到不让步，不退化，不怯阵，而欲强大，又只能立足于不懈的建设和保持批判的品格。
我们常会发现一种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病源找到了，却怎么也治不好病，说的都对，就是做不到，现在评论的情形似也陷入此怪圈。例如，要强化批判功能，怎么批判却成了问题：用农业文明批判工业文明么，用清静无为批评惟利是图么，用宗教精神批判享乐主义么，好像均不得要领，有力的人文精神武器却又拿不出。事实上，批评品格的确立与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是紧密相连的。再如，批评标准，已争论多年，还在争论，问题倒不在该不该争论，而在于目前批评实践中的标准是十分杂乱的，有的甚至变成了无标准。我想，多样化不应成为排斥批评标准的理由，但凡批评，就总有标准，就总有自己的话语体系，否则说话都成问题，要患失语症的。再如批评的文风也值得注意，现在的批评文章向两极发展：一是趋向新闻化，一是趋向杂感化，惟独缺了科学化、逻辑化。批评毕竟是批评，严密的逻辑和智慧的剖析何可缺焉，如果都一味向报纸的副刊看齐，适应副刊的胃口，批评被消解的命运也就不远了。
看来，欲使批评在今天发挥其无可替代的作用，自身建设的任务实在不轻松。外在环境的制约（如版面紧缩，出版困难，人才流失，认识不到它作为一种艰巨的精神劳动的价值，批评家工作环境条件需要改善等等），固然需要正视，但它小应成为批评逃遁自身责任的理由。既然批评是一种主体性很强的活动，它就有突破环境，超越环境的可能，它即使改变不了批评的边缘化处境，却未必不能以一种主动的、坚守的、维护精神价值的姿态，施加积极影响于文学和时代。眼下的当务之急是，召唤健康的、严肃的批评精神。鼓励善于发现的眼光和敢于怀疑的勇气，提倡实事求是的态度，敢于面对当代生活中的重大精神课题，让批评成为名副其实的批评。从另一面看，文学批评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体现自身的价值和作用，蠃得大量读者，也值得探索。有人提出大力发展“大众批评”，有人主张开拓“文化批评”，还有人在研究批评的转型问题，这一切，都有益于批评的变革和焕发新机。也许经过痛切的反省，有胆有魄的批评家会越来越多。
一九九七年七月
9.我的散文观
传统的散文发展到今天，确乎愈益暴露出它与当代人精神脱节的疲惫，被文体定势的重负压得直不起腰，而其中最致命的，乃是思想的贫瘠，哲理的贫乏。这大约与我们民族不是长于哲学思维有关。是的，倘若一个时代的最高思想成果和理性智慧不能在散文中得到体现，倘若散文不能对时代和民族的灵魂加以思考，那是没有创新可言的。为此，我也曾提出过新散文必须解决的问题，即渗透现代人生意义的哲理思考；形而下与形而上的结合--走向象征与超越；继承传统，转化传统，创造新的语言、节奏、表述方式。
散文的审美品格与思想品格同样重要，没有审美价值，它可能混同于哲学、逻辑学、文化学，那又是散文的另一歧途。散文必须首先是形象、意境以至有意味的形式。
我感兴趣的散文，首先必须是活文，有生命之文，而非死文，呆文，繁缛之文，绮靡之文，矫饰之文。自从赫拉克利特说出“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的素朴的真理以来，人类对于自身在流转的大化中的感觉就重视起来，懂得运动感是一切有生命的活物的重要特征。我对散文也有依此而自设的标准，那就是看它是否来自运动着的现实，包含着多少生命的活性元素，那思维的浪花是否采撷于湍急的时间之流，是否是实践主体的毛茸茸的鲜活感受。有些作家名重一时，甚至被尊为散文泰斗，其写作方式似乎是，写喝茶就搜罗关于茶的一切传说轶闻，写喝酒就陈述酒的历史和趣闻，然后加上一些自己的感受，知识可谓渊博，用语可谓典雅不知为什么对这种考究的文章我始终打不起兴趣，甚而推想它可在书斋中批量生产。对另一类矫饰、甜腻、充满夸张的热情的“抒情散文”我也兴趣不大，它们的特征是，语言工巧、纤秾、绮丽，但文藻背后的“情”，则往往苍白无力，似曾相识，是已有审美经验和图式的同义重复。它们没有属于自己独有的直觉和体悟，因而也无创造性可言。我真正喜爱的，是泼辣、鲜活的感受，是刚健清新的创造性生命的自然流泄，是决不重复的电光一闪似的体验。这当然只有丰富饱满的主体才可能生发得出来。这类散文的最强者，毫无疑问，是鲁迅。无论读《野草》、读《朝花夕拾》、读《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那数不清的星斗般的篇什，到处都会遇到直接导源于生命和实践的感悟，它们是一次性的，只有此人于此时此际才能产生，因而反倒永远新颖，历久而不褪色变味。所以，要论我的散文观，那就是：虽然承认那有如后花园蓊郁树林掩映下的一潭静静碧水似的散文也是一种美，甚至是渊博、静默、神秘气息的美，但并不欣赏；我推崇并神往的，是那有如林中的响箭，雪地上的萌芽，余焰中的刀光，大河里的喧腾的浪花式的散文，那是满溢着生命活力和透示着鲜亮血色的美。这并非教人躁急，忙迫，去空洞地呐喊，而是平静下的汹涌，冷峻中的激活，无声处的紧张思考。
一九九二年五月
10.再谈散文
现在人们已经惊异地发现，在这经济的喧腾年月和文学的萧索时期里，散文怎然出人意料地交上了好运。在人们的记忆里，散文的命运似乎没有特别的坏过，也没有特别的好过，它实在太久地担当着文坛上的配角。讲起历史来，它的历史比谁都悠长而辉煌，一回到现实，它却总是没有气力与小说、报告文学抗衡。可是现在事情起了变化，散文的市场来临了。这倒不是说它要重温正统或正宗的梦，而是说，在这大转型的时代，它有可能获得比平常更为丰硕的成果，完成自身大的转折。散文“中兴”的秘密深藏在时代生活的深处。用直白的话说就是：急剧变动的生活赐给了散文一个千载难逢的机缘，今天人人都可能有大量新的发现，提供出比平时多得多的新鲜体验，从而打破僵硬模式的束缚，创造出开放的、新颖的风格；就散文自身来说，由于它的自由不羁的天性，它可能是目前最便于倾吐当代人复杂心声的一种形式。日日更新的生活是根据，散文的形式特征是条件，两相遇合，造成了散文迅速发展自己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