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废都》的整体精神特征，有人名之曰“废都意识”，不失为一种简明的概括，只是需要具体深入的剖析。
读《废都》，我确乎感到惊讶和震悚，它那大胆，赤裸，彻底，毫无顾忌的暴露笔墨，实为多年来文学中所仅见，就像节竹寺里有位罗汉，撕开了胸膛亮出心脏让人看的形状。贾平凹的创作，向来以举重若轻、挥洒自如见长，颇得温柔敦厚之旨，其悲剧意识比较外在，更多的是乐感文化的自足，在这小说开始的部分，看他点染人物，铺排场景，熏染氛围，看他写酒席应酬，男女逗嘴，请客闲谈，很是叙次井然，且不时闪跳着幽默，以为贾平凹还是贾平凹；可是，越往后看就越难受，越压抑，越阴郁，前面欢愉、调侃的气氛迅即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是一种毁灭的悲怆和窒息。书中的大多数男女，虽也谈笑自若，虽也自寻乐趣，但像一些虚幻的影子，或像一群乱撞的没头苍蝇，或为眼前的微末利益驱使，或深陷在物欲肉欲中不能自拔，大家都像丢了魂儿似的，不知明天干什么好，谁也腾不出空儿思索一下生存的意义。因为灵与肉分了家，灵魂还留在昨天的残梦中，躯体却不能不加入变动了的世事，于是只能听凭外物的裹胁和刺激，作出条件反射似的被动反应。为了感恩，就去写吹捧文章；要吹捧，就要媚俗，就要添油加醋；添油加醋就惹出了官司；惹出了官司就要设法平息；要平息就不能不贿送字画，捉刀代笔地写文章；捉刀代笔就不能不作假，作假就不能不惹出新麻烦……这可真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人一旦进入了这种连环套、怪圈，就欲生不得，欲死无门了；可是，你能拦得住谁不进入这种连环套呢？是飞蛾就必然要扑火。这里的人们，头上没有理智的星光，脚下没有插足之地，大家都从原先给定的价值体系和文化背景中抛了出来，一个个晕眩，浮躁，迷茫，狂乱，变得互相不认识对方，自己也不认识自己了。这里，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之风甚炽，大家都忙于动作，终止了思考，只好把思索人的退化问题留给那头奶牛，把思索阴阳两界的神秘现象交给行将就木的牛老太太。这样，我们面对的就是一片物欲膨胀、精神荒凉的废墟。
它之所以出现如此悲凉的情景，是与《废都》中的特定的文化环境分不开的。有人批评《废都》中的人物环境缺乏现代都市意识，没有大都市的豪华景观，没有霓虹灯、高速公路，没有架着金丝眼镜的留洋博士，也少中西文化的交汇冲撞，因而近乎城镇而非大都，庄之蝶也不像观念簇新的当代作家，腿脚上的泥巴还没有洗干净呢。这当然不是没有一定道理，但多少有些误读，还是用虚悬了的现代都市题材作品的要求来衡量之故。在我看来，《废都》的写西京城，写庄之蝶，主旨并非写现代都市文明的困境和世界性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而是写古老文化在现实生活中的颓败，写由“士”演变的中国文化人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西京城的土里土气，庄之蝶的偷香窃玉，大约都与这种绝对中国化的传统有关。
在作者笔下，西京城像个大博物馆，同外界有种隔离感，街上不时可捡到汉砖，快要拆除的民房的门楼上，竟是郑板桥字画的砖雕；老百姓家里的两把矮椅、一个香炉，可能是唐代遗物；破破烂烂的院落，也许正是簪缨之族的故居，真所谓“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有人从杨玉环的坟丘挖了一兜土回来，居然长出奇异的四色花，旋即花儿枯死，人儿病倒；有人在城墙上吹埙，声调呜咽，如泣如诉，等力气用完，那声音像风撞在墙角，无力地消失了。这是一种谁也逃不脱的精神气候、人文氛围。如果说，这种氛围终究是外在形态的话，那么，可怕的是，浸渍在这种氛围中的几千年的人们，渐渐在他们的心中也有了一座废都生了根。这心中的废都，集纳了大量的古传丸散，秘制膏丹，集合着修炼千年的人格理想，行为模式，审美趣味，佛玄道秘，致使人们的外在环境虽已巨变，内在的心理结构却纹丝不动。庄之蝶一看到古玩就两眼放光，为之入迷；孟云房钻研《邵子神数》时一只眼瞎了，却偏说因为泄露了天机而“一目了然”，为之入魔。至于谈玄说道，巫医星相，品女人“脚”，赏女人“态”之类的描写，比比皆是。这些废都里的文化人，由文人而闲人，由闲人而废人，哪一个不是怀着文化上的黍离之悲，丧家之痛，畸零之感呢？如此看来，《废都》像一个现代寓言。
事实上，渗透全书的废都意识，主要还不是对于古玩、丰臀、小脚之类的迷恋，而是被传统文化浸透了骨髓的人们，无法摆脱因袭的重担，无力应对剧变的现实，在绝望中挣扎的那种心态。这是一种心灵的挣扎，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或在传统与现实的夹缝中惶惑莫名，无所适从；或由禁欲而纵欲，狂躁不安，自寻毁灭；或投机钻营，聚敛财富，重温财主缙绅的旧梦；或一腔旧式文人、破落贵族的傲气，作困兽之斗。书中所谓四大文化名人者，以及书商、农民企业家、编辑、研究员们，大率如此。书法家兼赌鬼的龚靖元之死，就很典型。他最后：“抱了那十万元发呆，恨全是钱来得容易，钱又害了自己和儿子，一时悲凉至极，万念俱灰，生出死的念头。”他们究竟有多大的代表性可以商量，他们所表现的这种种意识、心态，不论叫废都意识也好，叫世纪末情绪也好，却不能不说反映着转型社会典型的精神特征的一方面。
我说过，贾平凹以往作品中的悲剧意识比较外在，这部作品中“牛”的思考者形象也仍然是外在的、表面的，可是，庄之蝶们缘于生命的颓废，却不能说是表面的。一般人只看到社会上的腐败现象、混乱现象而看不到颓废，尤其不能从知识分子的精神价值矛盾中发现颓废。其实这种颓废包含着严肃的悲剧性，它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与无力跟上这种要求的冲突。
三
我揣摩贾平凹的写《废都》，最初一个重要的意图是：毫无讳饰地展示这个光怪陆离的浮躁时代、晕眩时代的生活本相，尤其是世俗化、民间化的本相，留下一部珍贵的世情小说。从穿插其间的那个唱民间谣曲的老头，可以见出此种意图。作者未必不知道今天的人看这些谣曲并不怎么新鲜，但后世人看它们，就大有兴观群怨的喻世价值了。可是，写着写着，主调发生了微妙变化，主观化压倒了客观化，自剖灵魂的倾向压倒了展现世情的倾向，多少冲淡了它作为世情小说的品格，也缩小了它对社会历史内容的涵盖。从根本上说，问题出在作家与庄之蝶这个人物缺乏必要的距离感，庄之蝶的角色经常被作家自己代替，以至无法分解。
然而，尽管如此，《废都》关于世情的描绘仍是极为出色的。鲁迅先生言及“世情小说”时说：“这种小说，大概都叙述些风流放纵的事情，间于悲欢离舍之中，写炎凉的世态。”《废都》的写法，正复如此，《废都》的结构很巧妙，貌似信笔所之，漫无边际，实乃精心结撰，细针密线，它以庄之蝶为中心，如蜘蛛结网一般地展开一层层世态风景，且联络自然，浑然一体，无生硬铺排，人为垒砌之病。庄与其他几个“文化名人”，钟主编、景雪荫诸人，形成文化圈子；与孟云房、夏婕、京五、洪江、周敏诸人，形成社交圈子；与牛月清、唐宛儿、柳月、阿灿、汪希眠老婆等，形成男女圈子；与市长、秘书、农民企业家、人大主任等，形成政治经济圈子；与牛老太太、刘嫂、惠明、阿兰、黄鸿宝老婆等，形成民间圈子。这些“圈子”其实是我们划分出来的，在作品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流水般无法分切。
在这里，细细品味作者怎样描写世态是没有篇幅的。我只想指出，作者写世情，一不是孤立地写，而是完全将世情化入艺术肌体；二不是冷静地旁观，而是带着浓厚的废都意识来看世情，往往看得深刻。譬如，钟主编的命运可谓惨矣，无疑反映着一代知识分子的苦难坎坷，如牛负重。他最惨者何在？在于得不到应有的爱，得不到视若生命的某些寄托物。他渴望收到“梅子”的信，孰不知“梅子”本属子虚，那些情书，不过是别人不忍看他痛苦而编造的假信。他一直苦求高级职称，不料到死也没有得到；只因死后火葬场规定高级职称者可提前火化，他才总算得到一纸空名。这不是黑色幽默吗？但又未必不是世情的烛照。同是评职称，阮知非就轻松得多。他头顶着“文化名人”的桂冠，其实不学无术，惟一的本钱是从父亲那儿继承的“耍獠牙”的舞台特技，也早忘光了。他以庄之蝶为他代笔一篇如何“耍獠牙”的论文，作为进身之阶，并且声言，“我是活鬼闹世事，成了就成，不成拉倒。”他自然不会不成功。与不幸的钟主编相比，阮知非才是浮躁世事中的当代英雄，他不惧怕名实相违，只怕缺少欺世盗名的胆量。此人后来发了横财，却被人捅瞎了眼睛，马上换了一副狗眼，从此看人看物总要低上几分。这不也是黑色幽默吗？但透过滑稽，正可看到世事中伪劣和浮滑的部分。
人情世态就是这样从作者的笔底浮现出来的。鲁迅先生谈到《金瓶梅》等“世情书”时说：“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我虽不认为《废都》已臻此境，但贾平凹写街景，写市风，写女人钩心斗角，写闲汉说长道短，真是着墨无多，跃跃欲生，他确是取了真经，得了神韵。他写黄鸿宝家的庭院小景，能让人想见一切乡村暴发户的气焰，他写“鬼市”的人影幢幢，交头接耳，能让人想见西京古都正在被“商品”这个怪物闹得夜不成寐。这样的世情，这样的氛围，才会有庄之蝶这样的人，否则，废都也就不成其为废都了。
四
庄之蝶的大名，出自庄子的《齐物论》：“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那本意并不悲凉，是个自适其志，无拘无束的美梦，同属“物化”，变蝴蝶比变大甲虫要愉快得多。可是，当庄之蝶发现，自己很像旅游点上披红挂绿任游客戏耍的那匹大红马后，这名字就成了反讽。证之于《废都》，庄之蝶让人联想到“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李商隐语）的迷惘，“长恨吾身非吾有，何时忘却营营”（苏东坡语）的无奈，庄之蝶三个字，无他，“吾非我”而已。
从经典现实主义重视典型性格的眼光来看，庄之蝶并不棱角分明，有些模糊，有些虚飘，但是，若把庄之蝶看作一个精神载体，典型心理的寄寓体，甚至符号化的人，那就很富于底蕴。庄之蝶是个精神上的集合体，是个极端，是个超负荷地承载着文化人的复杂矛盾心理的人，通过他，作品把特定时代一部分文化人的生存状态、精神状态揭示得淋漓尽致。当然，像庄之蝶这样性欲泛滥的毕竟不多，倘说这就是当今文化人的模样，不但社会要鄙视，知识分子说不定也要抗议。可是，超过性欲狂疾的表相，他的自我迷失，无着无落，他的背负传统，无力超越，他的灵魂无寄，困于外物，能说没有一定的典型性吗？只是一切被推到了极端，推到了颓废和沉沦的极端，这就不免引起骇怪。
应该看到，庄之蝶终究是个缺乏使命感的知识分子，正如一些批评者指出的，他缺乏现代性，更像一个被突然捧上声名高位的乡土知识分子，他的活动太多地陷溺于声色玩乐，与几个女人的关系也有点闹剧化、轻薄化、感官化了，这就不免刺激有余，灵性不足，感性的狂潮淹没了精神的求索，全书也就缺乏更为深邃的人文精神，以至伤害了整体的艺术品格。但是，即使如此，庄之蝶的苦闷和颓废，仍不无深意。
有一次，周敏对庄之蝶的苦恼很不理解，曾说：“我不明白，你现在是名人，要什么有什么，心想事成，倒喜欢这埙声？”周敏的不理解，也是一般人的不理解，但不理解庄的苦恼，也就无法理解《废都》全书。据书中介绍，庄之蝶是档次高、成就大、声名远播的作家，是个不大缺钱又不大爱钱的主儿。他不乏善良和同情心，为了安慰孤苦的钟主编，不厌其烦地炮制假情书，但他又善良得近乎懦怯，周敏胡乱吹捧他，他体谅周敏一是为了报恩二是为了立足，也就默许了；景雪荫大闹，他于心不安，就写信道歉，说了实话。不料，这些善举、让步恰恰成了自掘的陷阱，给他招来无穷的祸患。书中写到庄之蝶，常用一个词，叫“泼烦”，此乃西北土语，意谓并非因一事引起的纷至沓来的烦恼。庄之蝶精神状态的总特征，正可以“泼烦”喻之。这“泼烦”包含三层内容，一是社会性烦恼，二是生存性烦恼，三是形而上的烦恼，而核心问题在于，不断丧失本真性悲哀。
庄之蝶不是不想保持自己的本性、个性、独立性，做到我是我，不是物；我是我，不是他；我是我，不是“名”，但在现实面前一一崩溃了。作为名人，大家众星拱月似的包围他，需要他，他不愿别人以名人待他，却又意识到自己是名人，处处牵就角色，限制自我。市长利用他，制造假农药的厂长愚弄他，他最信任的洪江出卖他，全都离不开他的名人之“名”。他终于悟到，他其实是“名”的仆役。这可说是社会性烦恼。作为“作家”，我们几乎看不到他写什么正经东西，他的几桩宏伟文事，无非是写有偿的报告文学，写假情书，写假论文，写挽联，替法院某人之子代写文章之类，捉刀代笔，李代桃僵。结果他没有了自己的“时间性”，也没有了自己的“空间性”，找不到自己了。但正像唐宛儿说的，他又是个需要不停地寻找新刺激的人，既然作为生命存在的形式的创作已不存在，怎么办？只好到性欲狂潮中去发现自己的生命和力量。这可说是生存性烦恼。
“人之生也，与忧俱生”，但并非所有的人对忧烦都具有清醒的自觉。有人没入物质和世俗的无物之阵，人云亦云，只能感觉世俗的烦恼，不能感觉精神的烦恼，更不能感觉形而上意义的烦恼；庄之蝶则不同，他极度敏感，随时随地地追问着，我是谁，真正的我到哪里去了；加上他头脑里塞满了《素女经》、《闲情偶记》、《浮生六记》之类的劳什子，硬要到现实中寻找他所谓的古典美，他能不恍兮惚兮吗？有一次，他在太阳下发现自己的影子没有了，惊骇不已；他和唐宛儿在宾馆里胡搞，丑态百出，不一会儿又在大会的主席台上就坐，泰然自若，他自己也不明白他是个怎样的怪物，或人是个怎样复杂的怪物。对庄之蝶来说，存在有如牢狱，自我去而不返，“性”也拯救不了灵魂，他便日甚一日地走向颓废。他的频繁的性生活，从最初的性爱逐渐转化为动物性宣泄，由确证自我转化为体验死亡。小说接近尾声前，他与唐宛儿有过一次疯狂的自虐和施虐式的性行为，自始至终还有哀乐伴奏，这很像三岛由纪夫的《忧国》里，剖腹自杀前的武士用性交来告别人世，性变成了死亡的象征。庄之蝶与唐宛儿，终于像“两块泡了水的土坯”一样颓然无力。
还有比这更颓废的吗？庄之蝶的所作所为，实在不足为训，与许多并非不存在的意志坚韧的、信念坚定的献身者和殉道者型的知识分子相比，庄之蝶显得多么羸弱和可怜。如果说，他也有价值，也有醒世意义的话，那就是，暴露了一个夹杂着污秽和血的、毫无遮饰的孤独而病态的灵魂，让人们看到，传统文化培植的某一种人格，怎样在这急遽变革的、世纪末的、浮躁的时代里，走向沉沦的精神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