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不知道您的地址，也就没让春一和孩子来。我一早出来就到中南海去问，他们说不知道。我只好按你说的来到颐和园、清华一带，打听遍了，也都不知道。后来从清华走到中关村，见警察岗就问，一直问到北大西门，在丁字路口碰上了一位知情的警察，他看了我的工作证，才告诉了吴家花园的地址。”彭梅魁说着，抹着眼泪，旋即露出一丝笑容。
彭德怀马上喊来浦安修，让她领彭梅魁到东屋歇息。日渐消瘦的浦安修使侄女看了大为吃惊：“哎呀，伯母，您瘦多了！”
浦安修摇摇头，叹了口气说：“天一热我就吃不香、睡不好，哪能不瘦呢？不过身子骨还算结实。”
彭梅魁头里罩上了一层阴影。虽然伯母隐瞒了真实原因，但她何尝不知道伯母精神上受的刺激太重了。
她感到欣慰的是，伯伯的处境还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坏，伯伯的精神状态尤其好。看他给大家谈话的热心劲儿，哪像一位蒙受不白之冤的老人？
开午饭的时候到了。这里虽然没有摆桌设宴，没有七碟八碗，没有觥杯交错，虽然每个人碗里只有一勺菜和几颗很不显眼的肉丁，但这确是一次最真挚最充满人情味的欢宴。谈得津津有味，吃得津津有味。
彭德怀将碗边上粘的几颗米粒一颗不剩地扒进嘴里，沉吟着抹了一把嘴：“对于一个人来说，无病即是福；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无灾就是福啊！”
彭德怀虽然被排除在党的最高领导核心之外，但他的大脑一刻也没有停止转动，他依然十分关注政治舞台上的风雨阴晴、人来人往，依然十分关注现实社会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每当报纸、刊物一到，他总是迫不及待地阅读，边看边圈圈点点，有时还做批语。
1959年《红旗》杂志第18期发表社论--《驳“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的谬论》，针对该文不实事求是的问题，彭德怀在上边批了这样的话：
“人们如果把认识片面加以夸大，认为只要主观意识就可造出奇迹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就不能不在具体事物中滑进唯心主义泥坑。”一针见血地道破了当时唯意志论和浮夸风的认识根源。
这篇社论还说：“在这一年中，我们的积累增加得很快，这是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结果，而并不像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所说的，是由降低人民生活水平而达到的；相反，人民生活水平在这一年有了很大的提高。”对此，彭德怀又批了这样一长段话：
“这篇文章除了蒙蔽真相，造成假相，继续扩大‘左’倾错误外，几乎没有其他参考价值。因为，它与实际不相符合。事实是这样：1958年，全国农村公社化运动后，公共食堂成立的初期是10至于11月，在这两个月中，一般的吃得稍微好一点，12月后，逐渐下降，到1959年2、3月时，一般没有油吃，农民生活下降，口粮也吃不饱，更谈不到什么肉蛋副食品和农民多吃一些。”
1959年底，陈伯达在《无产阶级世界观还是资产阶级世界观》一文中说：“全国人民为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而欢欣鼓舞，在这个时候，为什么他（指彭德怀--作者注）又亲自挂帅，打起了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的旗帜，重新搞起反党集团，进行分裂党的活动！”
彭德怀看到这，提笔在旁边批了这样的话：
“为伟大胜利而欢欣鼓舞是共同的，但你们看不到或者不愿看‘左’的东西正在破坏它。搞反党集团确实没有，对于问题的看法表示共鸣，倒是有一些人。”
然而，彭德怀的这些批语，是在他重陷囹圄后，被当做“贼心不死，妄图翻庐山案”的罪行材料才幸存下来的。而他在吴家花园，在西南“三线”，在监护中，在病榻上，曾写过很多的阅读批注，在他离开人世的时候，都被付之一炬了！
“在历史和现实的一堆疑惑面前，我们应该力求像一句名言所说的那样，‘不哭，也不笑，而是去理解’，这是普列汉诺夫说的。”
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在接收彭德怀这位新学员时，很诚挚地向他说了这番幽默而又深刻的话。
彭德怀也风趣地说：“好，我现在是你的学生，你要给我一把理解的钥匙啊！”
杨献珍又引出巴尔扎克的一句名言说：“打开一切科学的钥匙都毫无异议地是问号；我们大部分的伟大发现都应归功于‘如何’；而生活的智慧大概就在于逢事都问个‘为什么’。彭总啊，其实你掌握理解的钥匙并不比其他任何同志少，只不过你是目不随人视，耳不随人听，口不随人语，鼻不随人气。你把‘锁’打开了，‘钥匙’却被禁锢在‘锁’上了。这种‘宁可找到一个因果的解释，不愿获得一个波斯王位’的气质，不正是一些人永远也无法得到的‘钥匙’吗？”
彭德怀紧紧握住杨献珍的手。他为自己遇到这么一位“患难知音”而激动。他对杨献珍说：“我是生不逢时啊！6岁时读私塾，读的是《三字经》、《论语》、《大学》、《幼学琼林》、《孟子》，还读些《百家姓》、《增广贤文》之类。8岁时母死、父病，家贫如洗，只好废学，成了叫花子。后来参加战争，满脑瓜子装的是如何打好仗。不瞒你说，我入党前，就只看过一本《共产主义ABC》和一本《通俗资本论》。到1933年时，我已是6年的党员了，马列主义还是没有摸边。当时毛主席就给我先后寄了两本书，一本叫《两个策略》，一本叫《“左派”幼稚病》。但当时哪有充足的时间坐下来学习啊！敌人来了，你能说先别打，等我读完书再打？杨校长，我可是一个粗人，快被历史淘汰了，你一定要拉我一把！”
杨献珍建议彭德怀就从《“左派”幼稚病》入手，同时参加党校正在举办的政治经济学研讨班，并且指派两名教员每个星期抽出两个半天对他进行专门辅导。
忍受孤寂比忍受贫困需要更大的毅力。彭德怀正是以这种毅力去战胜孤寂，用紧张的学习和沉重的思索去占领那属于孤寂的时间、空间。
他的三间房成了图书馆。现代的，古代的，平装的，精装的，马列经典著作，毛泽东选集，政治的，历史的，哲学的，文学的……他都分门别类，登记注签。他用自己的钱买了这么多书，还嫌不够，又列出许多书目单子，要景希珍等人去跑北京几家大书店。他特别强调一定要买到《二十四史》，因为他原来的一套送给了毛泽东。
有了学习了机会，彭德怀的情绪平稳和缓了。
他对景希珍、綦魁英、赵凤池他们说：“我不能一头钻进书堆里不管你们，你们也要好好学习，学会思考。不要认为学了几个字能记豆腐帐就行了，学习是为着学一门本事为人民担责任，学出一个好脑袋为人民想点问题。干什么光凭好心肠不行，得先学习，我就吃了干什么凭好心肠的亏，吃了不学习的亏，你们可不能再吃这种亏，不要把青春白白浪费了！有的人就是只爱他的命，却不爱惜他的时间，他那条命除了用来吃饭屙屎，还有什么用呢？”
经与党校联系，他让他们去党校学文化课。
就这样，每天上午，吴家花园林静屋幽，俨然一所学堂。到了下午，他们就一边劳动一边讨论，有时为了弄明白一个问题，竟忘了吃饭，忘了睡觉。
有一次，他为了找到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竟翻箱倒柜折腾了半夜。找到后，当即原地蹲在那儿看呀看呀，直到天亮了还没起来。
就这样，他以一向恪守的“滴水穿石”精神读完了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9部著作，系统地学习了政治经济学、中国近代史等理论知识。
第二年秋。一天，彭德怀见到杨献珍，就滔滔不绝地谈起他一年来的学习体会：“杨校长，我不知怎样感激你好啊！我更感谢毛主席给了我学习的机会。通过学习，我越来越认识到，我在庐山没有错！我错在哪里呀？”
杨献珍对他的直率喜忧参半，急忙劝道：“彭总，莫激动，慢慢说。”
彭德怀仍忿忿地说：“斯大林讲社会主义经济要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我在上庐山开会前调查了很多地方，事实证明了工农业比例失调，违背了社会主义经济原则。我犯的这个错误真冤枉啊！那些弄虚作假吹牛皮的人反倒成了正确的，毛主席反倒很赞赏，这公平吗？现在我感到后悔的是，我不该作那个违背良心的检讨！”
杨献珍叹了口气，感慨道：“主席不也多次告诫我们，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共产党人必须老老实实地为人民办事情，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吗？可现实如何呢？看来我们吃亏就吃在不太老实上。虚假却像一块长满杂草的荒地，想拔都难以拔尽。彭总啊，你不要性急，历史会慢慢从昏睡中清醒过来的。你大概也知道了，7月5日至8月10日，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李富春、薄一波提出了国民经济以‘调整、巩固、提高’的精神来安排计划，后经周总理审阅，又加了‘充实’两字，形成了八字方针。”
彭德怀说：“是咧！早就该调整了，再不调整，恐怕钻进死胡同调不过头来了！”他又略有所思地叹了口气，“听说最近军委又召开了扩大会，把总政治部主任谭政给批判了，说他是我的死党，继续推行彭黄军事路线，真是岂有此理！我看林彪的话是别有用心的，他提出什么‘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这不是什么创造，是制造混乱。他还说什么‘毛泽东思想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政治’，这简直是糟踏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他算是第一个大出语言风头的天才了。不知毛主席听了有何感想？”
杨献珍倾心地听着，深情地望着。他脸上布满忧患的神情，心里澎湃着激愤的波涛。先哲们的话蓦地涌上他的脑海：
康普顿说，科学赐于人类最大的礼物是什么呢？是使人类相信真理的力量。
门捷列夫说，要发现卓有成就的真理，需要千百个人在失败的探索和悲惨的错误中毁掉自己的生命。
爱因斯坦说，在真理的认识方面，任何以权威者正居的人，必将在上帝的戏笑中垮台！
就在彭德怀埋头于书本和院子里的几块菜地的时候，朱德轻装简从地来到了吴家花园。
两位老战友相视良久，然后紧紧拥抱在一起。彭德怀向朱德谈了自己的学习情况之后，把院子里那块“试验田”的产量亮了出来：“老伙计，没想到我这一分地产量蛮高，一过称，92斤8两！这样推算了一亩地928斤。算我们功夫不够，加一倍，亩产两千斤，顶天了！”
朱德故作严肃：“要是上报就该报4千斤或者8千斤喽！”
彭德怀说：“粮食都交了也不够哇，剩下的只有吃空话了，肚皮受得了吗？”
二人苦笑起来。
朱德跟他的这位老搭档下了一盘棋，然后悄悄地透露佳音：恩来、小平、陈云等同志特意向他问候。朱德又告诉他，3月份中央发了给各级党委的一封信，同时印发了毛泽东1930年春写的《关于调查工作》，信中引用毛泽东的话说：“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朱德还告诉他，5月份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会议决定对几年来受批判处分的党员和干部，进行实事求是的甄别平反，不再开展反右反“左”的斗争，也不许戴政治帽子。
朱德最后欣喜地对他说：“老伙计，看来‘东山再起’之日有望了，盼着吧！”
两位老伙伴哈哈大笑起来，笑得痛快淋漓，笑得荡气回肠。
彭德怀领朱德参观了蔬菜棚、饲养室、果木园，高兴地说“总司令，等这些鲜货一下来，我就给你和恩来、小平、陈云他们送去，让你们尝尝我的劳动成果！”
朱德望着老战友，眼睛湿润了。
临别，二人三番五次互道珍重。
1961年9月16日，彭德怀再次登上了南下的火车。他要故乡进行考察。
如果说前次他是“衣锦还乡”的话，那么这次则是“戴罪返里”了。
是什么契因又触动了他那长有“反骨”的大脑神经，促使他放弃了一切犹疑和怯懦，再次打回老家去呢？
苏联无情地用掉了视中国为累赘的“大包袱”。昔日患难与共的兄弟，今日变成了势不两立的仇敌。
大自然也似乎“不怀好意”地把灾难降在中国人的头上，它把人对自然规律的不尊重、不老实的蒙昧与轻蛮行径敲得粉碎……
历史证实了彭德怀的先见之明。然而他没有庆幸，没有感到轻松。相反，他的心情很沉重，称得上忧心忡忡。他本来就没有一赌输赢的念头。如今的严峻形势，使他根本无法“躲进小楼成一统”。就在他身边出现的一幕幕令人心酸的情景，他足以使他坐立不安：
在一个倾盆大雨的黄昏，一老一少母女沿路乞讨行走一个多月，从山东来到了吴家花园。骨瘦如柴的母亲叫着一位警卫战士的名字，哭喊着：“儿呀，你爹和你兄弟都饿死了，全村的人把树叶都吃光了，都逃出来了，你可说啥也不能回去呀！在这儿有口饭吃，娘就放心啦！”
没过多久，一位安徽籍战士的父母也来了，接着又从四川、河南等地不断出现战士们的亲属，各自带来了一肚子辛酸事。就连挂甲屯的一些孤寡老人也来到吴家花园，乞求一口饭吃。吴家花园成了灾民的避难所。灾民们问彭德怀：“毛主席住在北京吗？他老人家知道咱庄稼人过的啥日子吗？”“老说粮食打了多少多少，都到哪里去了？”“下边的干部比过去的地主、保长还凶，动不动就打人骂人，这日子怎么过啊！”
这一声声血泪的倾诉，像一把把刀子剜着彭德怀的心！尽管他想方设法弄到一些粮食来抚慰灾民，但他知道，就是把自己的血肉全都献出来，也不过是怀水车薪，根本无法拯救全国千千万万个老百姓。
当杨尚昆来看望他时，他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短信，提出要去家乡看看，了解了解情况。他将信交给杨尚昆，请他代转毛主席。很快，中央办公厅通知，毛泽东在他的信上批示说：可以，去什么地方都行。杨尚昆特意派中央办公厅的金石做彭德怀的临时秘书（因綦魁英被安排留守），还从北京医院抽调了一名护士做保健工作，又特意给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通了电话，对彭德怀的衣、食、住、行做了周密的安排。彭德怀深知：老战友理解他，老战友在用实际行动支持他！临走时，彭德怀向綦魁英交代说：“我准备在家乡住上几个月，多走走，多看看一些地方。你在北京也要注意收集情况。有什么事找尚昆同志联系。如果需要，我会通知你，你也过去。”
就在彭德怀起程的这天，中共中央正在庐山举行工作会议，讨论工业、粮食、财贸及教育等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分析了当前的形势，认为问题暴露出来了，将走向反面，现在是退到山谷了，形势会一天天向上升的。不过当时毛泽东的心情并不轻松，也许和两年前那次庐山会议时同样沉重。
一次，他在和身边工作的张仙鹏聊天时，这样交谈起自己的志向：我有三大志愿：一是要下放去搞一年工业，搞一年农业，搞半年商业。这样使我多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我不当官僚主义，对全国干部也是一个推动；二是要骑马到黄河，长江两岸进行实地考察；三是最后写一部书，把我一生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全世界人民去评论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
这三大志愿，意味着什么呢？
萧瑟的秋风中，彭德怀穿着打补丁的黑布衣服，出现在湘潭大地上。他驱车在湘潭市区转了一圈，第二天一早就奔向乌石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