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文学思潮的历史投射
一位历史学家在着作中论及他的历史观念，对“如实地说明历史”这一命题提出怀疑。历史是历史学家加工处理过的事实材料，必定不能排斥历史学家个人的倾向。它不可能是与个人无关的，因为历史有了这样的加入，从而便不会有完全客观的“历史真实”的品质。同时人们还认识到，确定那些基本事实的必要性一般不在于这些事实本身具有什么特殊的性质，而在于历史学家“既有的”决定。
所谓的“事实本身就能说话”并不是“真实”的。历史学家们认为事实本身的说话是被动的和后天的，“只有当历史学家要它们说，它们才能说”。这正如一位着名的剧作家说过的：事实就像一只袋子--你不放一些东西在里面，它是站不起来的。其实我们所读的历史，虽然是以事实为根据，但严格说起来它并不合乎事实，它“只不过是一系列已经接受下来的判断而已”。克罗齐宣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意思是说，历史主要在于以现代的眼光，根据当前的问题来看过去。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不在于记载，而在于评价。
这样的历史观念是我们乐于接受的。我们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这种特殊处境给我们以历史性的冲动。我们希望自己写出当代的历史，作为一个活着的人来谈论活着的历史。与其让后来的人把我们当历史来读，不如我们向后来的人提供历史。对比几代人，我们不想隐瞒我们的幸运感：我们有幸经历过黑暗，有幸争取过光明，并获得了一定的光明；我们有幸受到过窒息，有幸争取过自由，并获得了一定的自由。尽管那争取到的光明和自由都是有限的，但对比那些未曾拥有过和不曾获得的人，我们依然是幸运的。这样我们就有了描写历史的条件和可能：我们了解中国新文学作为一种理想从无到有的成功实现；我们亲自体验它的被取消和可怕的变态；我们亲自经历了这一濒于灭亡的文学的再生；我们又亲自观察到获得自由的文学以令人目眩的方式安排它的新秩序，于是我们又不得不跟着它进入艰难的认识的旋舞之中。
我们不再哀叹文学的贫乏，而是惊呼文学的丰富让我们目不暇接，让我们感到判断的困惑。从前我们感慨作为批评家缺少的恰恰是对象，如今我们感慨作为批评家缺少的是能够把握和驾驭那些对象的思想、方法和语言。两种感慨我们宁取后者。我们宁愿让人嗤笑贫乏和无能，而不愿在极端贫困的文学面前重复那些重复了千百遍的空洞说教。
现在进行的研究是上述愿望的实现。我们希望用历史学家的个人眼光贯穿我们所触及的全部当代文学的事实。我们将在那上面留下最具个性的判断，而不愿鹦鹉学舌。很难排斥它可能产生的谬误，但将断然排斥个人见解的重复。所以，我们将开展的讨论与其说是专门性的学术论证的展示，不如说是作为历史见证的个人感受的传达。要是在以下几点上令人们失望，那却是我在进行这一工作之前就定下来的：第一，这里不进行文学创作技艺的具体剖析和切磋；第二，这里不打算对当代作家作品以及文学现象的成败得失进行具体的评价；第三，这里甚至也不作准确而科学的当代文学实质的理论概括的尝试。
我们进行这一课题的目标并不宏大，只是想就中国当代文学（这里指的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主要是1976年“四五运动”以后）的重大的文学现象和文学问题，通过历史对比作出一个粗略的考察。它不准备对每一个涉及的艺术现象作深入而详尽的探讨，阅读的有限和缺乏创作的实际体会限制了这种可能。这种泛泛而论和夸夸其谈可能让人厌倦，但也并非毫无价值。至少在如下三个方面希望给读者留下一些切实的印象：一是了解我们身处其中的文学环境，包括已有的变异和正在扭转的局势；二是判断和预测正在展开的文学势态，设法理解并适应逐渐形成的文学新秩序；三是熟悉一下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特别了解那些具体而形象的材料被抽象和被概括的过程，希望了解并非作家的学者对于文学的观念和思维的特点。
我们还要回到历史的话题上来。我们希望此刻就面对我们的历史发言。我们希望这只被充填的“袋子”能够作为一个痛苦的见证，站立在后代人的视野之中。关于文学，人们已经说了很多，要是换一种角度，则我们依然有许多话可说。在这里，我们选择的是历史的角度。
我们的话题产生于历史的忧患。再具体一些说，是一种世纪末的忧患。作为中国的知识者，尽管我们向往着更为自由的、不受其他事物约束的文学，但似乎很难摆脱传统的以文章匡时济世的观念。当我们发觉文学失去自由时，我们希望文学自立，希望它和社会现实拉开距离，乃至“脱钩”，于是，我们尖锐地抨击文学的狭隘功利观；当我们发觉社会衰颓时，我们又像许多哲人和学者那样，希望文学能够拯救社会，于是，那种传统的对于文学的期待，又自然地成为我们的期待。
我们作为中国的知识阶层，总是处在这样的两难境地。我们一身兼有觉醒的批判者和自觉的皈依者的双重人格。在我们身上，矛盾地并存着魔鬼的叛逆和天使的温顺的品性。在我们这里，批判文学的失去自身与期待文学的失去自身，批判它的附庸性与期待它的附庸性，怪异地共时并存。我们希望文学是文学，我们对文学的不是文学表示了愤激的情绪；但我们又自然地把改造社会与期待社会振兴的责任，寄托在文学身上。当我们为社会的停滞和后退揪心时，我们心中的屈原和鲁迅一下子都醒了过来。我们于是自然地回到了儒家所一再强调的那种文学的社会功利性上面来。
中国知识界对文学的异化反思的积极的后果，是对于中国社会积习和弊端的自然联想。无休止的文学悲剧和无休止的艺术苦难，引发的是对于这种社会的病症的困扰和忧虑。对近百年的民族生存状态的忧患感，因为对文学历史的反思而显得更为深重。文学的病态是社会病态的反映、缩影和直接后果。社会的病态又每每要求文学承担责任和付出牺牲，如此循环反复，使我们的悲哀似乎无边无际。
我们总是把文学的思考和社会的思考难解难分地纠结在一起，这就使这种思考充满了庄严的使命感。文学似乎随时都因我们的参与而变得十分神圣。我们显然是由于特殊意识的加入而把文学神圣化了。这种现象当然也只能产生在中国。中国的思维惯性能够坚定地拒绝一切它认为不适合的文学的异端实践，而且能够把这种实践予以政治化的解释。这就使在其他地方可能是平凡而又平凡的事件，在中国产生不平凡的、戏剧化的效果。中国易于大惊小怪，特别当他感受到一种与众不同的思维产生的时候。这种大惊小怪当然加重了文学的“重要性”和“献身感”--亦即王蒙所说的那种“轰动效应”。
这是不正常的。但我们显然已十分适应这种不正常，而且我们现在和将来也乐于在这种非常态中思考。无疑的，当这种本应是十分正常的思考笼罩上一种不正常的氛围时，我们自身也受到了“鼓舞”。在这个社会中，人人都易于从自己认为是哪怕一点点不人云亦云的独立的思维活动中得到一种自我安慰和自我满足，我们当然也难以避免。
这里进行的思考，显然是以当代人写“当代史”的历史思路为契机。
全部思考可以大体分为三个大的部分：第一部分，我们将利用一些实际的材料和现象总结历史。我们将在历史倾斜和文学异化的大命题下进行历史的批判回顾。我们显然十分重视这里出现的批判意识。因为，具有这种意识不仅说明我们有勇气思考，而且也使我们的思考活动具有活力，它能给予十分陈旧的话题以新鲜感。这一部分的讨论主要包括中国特殊的生存环境下产生的社会和民族自卫需求而导致的特殊策略的涵盖，以及这个社会和这个民族的传统思维惯性对文化性格产生的消极影响，这种影响直接强化了文学的悲剧现象。第二部分，我们将从文学历史批判出发，讨论历史批判产生的反抗。批判意识的萌醒开启了文学思考的灵智，使我们的文学活动获得了空前的自觉精神。文学对于秩序的反抗是这种自觉精神的完整体现。中国文学最近十年所产生的巨变，其间让人神迷目眩的诸种现象，我们都愿意并有充足的理由把它归纳到反抗这一点上。具体一些说，反抗的动机大抵不外两个方面：一是对于禁锢的反抗，二是对于规范的反抗。为了反抗禁锢而导致文学走出第一步：疏离化；为了反抗规范而导致文学走出第二步：无序化。第三部分，以反思和反抗为基础，使中国文学的视野和领域有一个革命性的开拓，终于出现了一个令人感到陌生、新异，同时又是更加合理的新秩序。我们力图以前进的甚至超前的观点来解析这个秩序。我们希望证实这一秩序出现的必然和合理，当然也期待着全社会的认可和适应。
我们已为自己确定了目标。我们当然希望能够达到。
一、历史倾斜与文学异化
（一）潜伏危机的和谐
我们曾经从事过一项非凡的事业。继“五四”新文学革命之后，我们创造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这个文学时代以充满欢乐气氛的乐观精神为自己的基调，它以颂歌的方式肯定现实并憧憬未来。尽管迄今为止我们还无法对那个未来作出明晰的描写，但就传达特定时代的风貌，并使之与这一时代的基本精神相协调所取得的成就可以判断：这是一个创造了奇迹的文学时代。
明亮的太阳，不仅“照在桑乾河上”，而且照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每一篇小说，每一出戏，每一首诗，每一篇散文，都在不约而同地歌颂这个新生活的太阳。《青春之歌》表现了一个历史的故事，但林道静的道路，正是为共和国奠基的一代知识者走过的道路。至于《红豆》中那位多少有点贵族化的多情女子江玫，她没有林道静那样的轰轰烈烈，但同样是为了一个刚刚认识的价值而作出个人巨大的牺牲。我们从江玫的那种难以割舍的眷恋中看到，扑向新中国怀抱的作家怎样在以巨大的热情、以个人的生命投入了一个集体的生命之中。
从一个时代的弃儿到一个时代的主人，文学与其说是在表现他人，不如说是在表现自己。写实文学的盛行，现实主义空前地受到青睐，均与文学创造者所处的位置有关：从旧生活的破坏者到新生活的建设者，他们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现实生活发展的轨迹。唯有经过长期苦难的血水浸泡的人民，才能以百倍的热情肯定与热爱这一切。
照亮黎明前黑暗的灯塔之光，以及这一片从“山那边”到山这边的解放区的明朗的天空，唯有饱受战争折磨的人民才能以如此勇决的姿态和必死之心去抑制污染明朗之天的那片战争的阴云。正是因此，我们才格外感激那一代文学工作者对祖国充满激情的创造性奉献。只要想想，当年，战火重新燃起时，魏巍在《谁是最可爱的人》篇末写的那一段文字：
亲爱的朋友们，当你坐上早晨第一列电车走向工厂的时候，当你扛上犁耙走向田野的时候……当你向孩子嘴里塞着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悠闲散步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
要是把这一段诗一般的文字和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结尾处那一段同样是诗一般的文字：
新中国站在每个人民的面前，我们应该迎接它。
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
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7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对照起来读，我们便可理解包括《创业史》、《山乡巨变》在内的一些作品中作者所形成的“历史创造”目光的因由。
鬼变人的故事，奴隶翻身成为主人的故事，一个互助组的诞生，乃至一个乡从初级社到人民公社的发展过程，文学艺术到此时多少都有点絮絮叨叨，因为这与他们自身所从事的本来就是一件事。严阵的诗《老张的手》，用诗来概括几个重大的历史阶段的变化和演进，都证明着这样一个意图：一个时期抒情性质从诗中的消退，正是写实叙事倾向挤压的结果。
但不论怎么说，这一时期文学毕竟创造了记叙新时代、新生活诞生和发展的高潮。我们无疑应当记住文学的这个功绩。随着写实倾向成为主要的事实，文学比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全面丰富地保留了那一时代的社会发展进步乃至变态衰颓的资料。我们可以从《新结识的伙伴》中听到中国青年女性传统性格在新生活的潮流中增加的新品质；也可以从李双双那风风火火的思想行动中，看到一种新的性格正在从东方女性传统性格中脱颖而出。同样，我们可以选出《红旗歌谣》中的任何一首用来说明久经贫困和战乱的中国人民如何狂热地呼唤着一个更为富裕的生活--他们把这个幻影当成了切近的现实。
当我们的任何一位文学艺术家在从事这一工作时，都自然而然地给自己的演唱或演奏定音。他们不约而同地采取高亢的和欢乐的调子，他们无时无地都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在于传达出对这一新生活的信赖感。他们认为如果对它充满希望的未来失去信心，那都是良知的犯罪。这就造成了我们如今意识到的文学与它的时代高度和谐的辉煌感。
（二）沉重的“精神化石”
正当全民族兴高采烈地唱着从解放区传来的欢乐歌谣：“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或是同样欢乐的歌谣“天空出彩霞”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我们的头上正笼罩着一张巨大的同时又是沉重的“文学网”。我们不幸地承担了全部的历史重负，一种远的历史遗传与近的历史生成的结合给予我们的重负。在中国，诗文载道言志的观念是一种相当顽强的文学观念。儒家的美学观可以把“诗”变成“经”，男女情爱的抒发可以被用来充当道德的说教。《关雎》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可以被解释为对于“后妃之德”的阐明，正是一个有力的证实。文章的价值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受到了不恰当的夸耀，他们总把文章和文学当成治国齐家的实际手段。这种强调的背后证明：文学本身只有充当了“道”的载体，即作为一种运载工具时，才具有实际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