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向内转体现反拨精神
与上述现象密切相关的是中国文学的“向内转”。这是一个崭新的论题，曾引发一场热烈的争鸣。敏感的批评家捕捉到当时文学发展的一个重大现象：它们的作者都在试图改变自己的艺术视角，从人物的内部感觉和体验来看外部世界，并以此构筑起作品的心理学意义的时间和空间。小说心灵化了，情绪化了，诗化了，音乐化了。小说写得不怎么像小说了，却更接近人的心理真实了。新的小说，在牺牲了某些外在的东西的同时，换来了更多的“内在的自由”。参见鲁枢元：《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载《文艺报》。论者确认以“朦胧诗”和无情节、无人物、无主题的“三无小说”为代表的文学内向化，是当前文学整体动势中最显眼、也最活跃的部分。
文学创作由过去一贯的口号连天和炮火动地的外在喧腾，转向了人自身的内心冲突；文学由客体真实向着主体真实的位移，从而引发了由被动反映到主动创造的倾斜。这一文学秩序的反抗导致了文学发展新局面的诞生，其功效巨大而可见。
但显然人们对此持有不同的观念和判断。不少人为文学的向内转担忧--这种担忧也是一种必然，因为我们的文学一直受到社会的群体意识（不是作家的个性意识）、工农兵生活不是作家自己熟知的生活，更不是作家的内心）、阶级斗争的第一线（而不是人类自身无比浩瀚的内宇宙）的原则涵盖。
在固定的秩序中生活久了，也就觉察不出秩序的束缚。相反，对于束缚的冲破、哪怕是冲破的意向，却表现出异常的敏感。表达这种忧虑者再次强调和提醒人们注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命题：离开了外在条件一味地“开掘人物的内宇宙，因而往往顾此失彼、重内失外、冀求真实而流于虚假，力图丰富反显单调，期望深刻终陷肤浅，使通过人物内部感觉和体验来反照外部世界的创作意图落空”。这位论者为此发出了新时期文学要警惕进一步“向内转”的惊呼，他反复强调的是如下一些我们相当熟知的论点：“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不可少组成部分的新时期文学，为了服务于从根本上提高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这一总目的，有所倡导还是极为必要的；那就是要倡导作家勇敢地直面生活、贴近现实、热情地反映和讴歌时代改革，真实深刻地表现改革时代不同人物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问题的实质即在于此，疏离化与反疏离化在我们的文学中同时尖锐地并存着。文学的向内转是对于文学长期无视和忽视人们的内心世界、人类的心灵沟通、情感的极大丰富性的矫正。
心理学对于文学的介入，使新的历史时期的文学极大地开掘了意识的潜在状态的广阔领域。心灵的私语和无言的交流，人的潜意识的流动，都为文学提供了新鲜而丰富的表现可能性。可以说，文学内向化体现了文学对于合理秩序的确认，也包含着对于文学一味地“向外转”的歧变的纠正。
文学诚然应当注重客观世界的存在及变化的状态。文学的价值与不断变化的实有生活和运动的反映与描写关系密切。文学的病态不在于文学的外向寻求和实现，而在于因重视外向的反映和再现而排斥人的主体精神的活动，以及文学的社会性通过心灵折光的必然途径。很长一段时间内，理论家把文学触及和生发于人的心灵、精神、意识的思维活动统称为唯心主义。机械唯物论和庸俗社会学视文学为纯物质状态的块状活动。他们不理会也不理解作家创造活动中的情感和情绪的流动性。文学只能在外部空间中实行机械性的仿效和描摹。这种观念视文学对于实际状态的反映和再现为至佳至美的境界，而粗暴地排除它们“看不见”、“摸不着”，乃至诡异和神秘的另一种状态。
而这种状态却是自有人类以来都存在着的。
所以，文学向着内部世界和心灵宇宙靠近，一方面作为一种新的质体现着向着原有的硬固的附丽的疏远，另一方面却是一种文学曾经有的，然而却长期受到排斥的固有领地的新发现和新占领。要是拿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和他的《海的梦》相比，便可发现同一个作家不同写作阶段由于侧重点不同而显示不同的优点。前者展开的一个区委会那种事务繁忙而作风慵懒的生活，两位对生活怀有热情的年轻人置身其中的苦闷和慰藉，是通过赵慧久周末家中的谈话、雨夜馄饨铺里刘世吾和林震谈话，通过几个人物的性格的刻画和情节的安排，展开一幅幅动人的画面和1956年那个社会特定环境和氛围。而后者则是截取一位老干部在海滨疗养所的心理感受、糅和着对于噩梦的回忆和逝去青春的惘怅而展示一幅繁复交错的心理画面。
人物几乎没有对话，更没有复杂的情节，只是一个踽踽独行者心灵的私语。像如下这样的语言对于以往的描写习惯当然意味着某种反叛：
但他若有所失。天太大。海太阔。人太老。游泳的姿势和动作太单一。胆子和力气太小。舌苔太厚。词汇贫乏。
胆固醇太多。梦太长。床太软。空气太潮湿。牢骚太甚。书太厚。
那位作品中的主人翁终于要离开。送他的司机善知人意，他问这位缪可言：“怎么样？这海边也没有太大的意思吧？”但回答却出人意料（这可能是小说中唯一的一句对话）：“不，这个地方好极了，实在是好极了。”这比过去的直接描写更为真实。
它揭开心灵的秘室，而这往往难以言传。王蒙的新小说大量采用的是这种直接自由式转述语和内心独白，他的基本倾向并非意识流。但不论怎样，对于以往唯一致力于直接描述和过于具体的模仿的这种脱节，确是一种意义明确的艺术模式的反抗。
经过许多作家的积极实践，它业已取得效果。
（四）悠远的追寻
新阶段文学发展中对史诗的呼唤，是继反思文学之后引人注目的文学潮流。这一潮流的涌现，为文学对于时代的思考所导向。文学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要求，最切近的原因是由于感到了仅仅着眼于现实的思索有着明显的匮缺。文学与现实黏着过紧未必能导致现实问题的解决，何况这个古老国度和古老民族还有着十分沉重的历史因袭。
文学觉悟到这一点也有一个过程。当初从狂潮中复活的文学，如前面述及的，与它原有生命一道醒来的，是对于历史的使命和公民的责任。《今天》的最早成员之一江河，写的是与传统表现了脱节的新潮的诗，但他的“宣言”却并非“新潮”。参加了第一届青春诗会的诗人向公众宣称：“我的诗的主人公是人民”，“我和人民在一起，我和人民有着共同的命运，共同的梦想，共同的追求。我认为诗人应当具有历史感，使诗走在时代的前面……我最大的愿望是写出史诗。”江河在这里表达的依然是传统意义上的“黏着”。他那时未曾感到需要某种距离。距离的要求显然是由于思考的深入。由追求历史感而企及史诗，由史诗而触及历史。
一些原先对历史持有怀疑和批判目光的青年一代，在这位老人的深厚博大面前顿时屏住了气息。还是以江河为例，他为组诗《太阳和他的反光》写了一段前言：
诗为国魂。早有夙愿，将中国神话蕴涵之气贯通至今。
使青铜的威武静慑、砖瓦的古朴、墓雕的浑重、瓷的清雅等等荡穿其中，催动诗歌开放。面对艺术，我有敬畏之感。
诗的最高境界是和谐，生机静静萌动。我若能在这样的心境里站上一会儿，该有多好。从那时到这时，这位现代意识很强的诗人，不仅在艺术把握的对象上发生了令人惊异的变化--从近切推向了遥远，而且更重要的是创造心态的推移--那时他谈的是“使诗走在时代的前面”，现在他谈的是：“静静萌动……若能在这样的心境里站上一会儿，该有多好。”
这种心境的转换，说明了一种悠远怀想的兴起以及与现实疏离的趋势。文学寻根这一气象，仍然存在着十分复杂的动因。但对于以往文学依附和从属状态的逆反心理，不能不加以考虑。由于对过于政治化和社会化的反感，起于对他人也对自身缺乏文化意识的遗憾，一时间寻根之吁呼动地而起。
在中国算是拥有较多文化的作家们，纷纷生发出了质疑和寻觅的意向。韩少功在《文学的“根”》一文中劈头就问：“绚丽的楚文化流到哪里去了？”“孔子与关公均来自北方，而释迦牟尼则来自印度。至于历史悠悠的长沙，现在已成了一座革命城，除了能找到一些辛亥革命和土地革命的遗址之外很难见到其他古迹。那么浩荡深广的楚文化源流，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中断干涸的呢？”值得注意的并不是问题的本身，而是提问者的心理态势。一种对于原始文化的无可追寻的怅惘，和对眼前蛮荒化的贫瘠的失望，给人以深刻的“反现实”的印象。
应当说，这种对于一种文化丧失的怀疑的质问，以及对于自身缺少文化的怀疑的质问--例如郑义在《跨越文化断裂带》一文谈到的：“在自己的小说里，似乎觅不到多少文化的气息……发觉自己对民族文化缺乏总体的了解”，“惭愧之余，不免要认真检讨一番，发现无论怎样使劲回忆，竟寻不出我们这一代人受到系统的民族文化教育的踪迹”。“近年每与友人深谈起来，竟不约而同地总要以不恭之辞谈及五四，五四运动曾给我们民族带来生机，这是事实，但同时否定得多，肯定得少，有隔断民族文化之嫌，恐怕也是事实”。阿城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但在《文化制约着人类》一文中讲：“五四运动在社会变革中有着不容否定的进步意义，但它较全面地对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加上中国社会一直动荡不安，使民族文化的断裂延续至今。”
当很多人生出了对于传统文化不驯的反抗情绪的时候，上述那些议论代表了另一种倾向。这里有着某种绵远的眷恋，以及对于批判的否定和否定的批判。作为一种倾向，它倾斜的方向是明确的，但却是另一种方向的。这种明显的异质的呼声，可以看做是一种物极必反的必然。寻根文学所代表的现象更加和现实拉开了距离。
和以往的创作现象不同，我们在韩少功的《爸爸爸》中只看到一个几乎弄不清地域、年代、年龄而只有明显的性别特征的小白痴，以及这个小白痴周围并不比他高明多少的愚钝、无知的一群。他们说着一些半文半白的古语，过着浑浑噩噩的人生。糊里糊涂地活着，糊里糊涂地死去。不管经历了多少劫难，那位白痴却有顽强的生命力。我们只能从人物关于皮鞋钉钉子优劣的讨论中，得知这故事发生于有皮鞋的时代。
这是一部寻根的作品，它以与现实的极度疏离一方面与以往十分具体和现实化的现象作了区别，一方面又由于这种与现实的“脱节”而更加接近了“现实”。那就是，由于它的抽象化而把我们的思考推向了悠远而古旧的历史的沉积层。这一现象在诗中早已露头。新诗潮涌现之初是以基于现实的呼喊和现实情绪的传达为主要追求，随后则有了普遍的转换。这种转换的基本特征便是与政治化和社会性的疏离。北岛从《回答》到《古寺》，江河从《纪念碑》到《太阳和它的反光》，舒婷从《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到《慧安女子》，都以“超”现实和“超”具体的距离而获得了恒久性的价值。以北岛的《古寺》为例，我们同样难以觉察和了解它的时代，甚至朦胧中只获得一种启示：
消失的钟声
结成蛛网，在裂缝的柱子里
扩散成一圈年轮
没有记忆，石头
空蒙的山谷里传播回声的
石头，没有记忆
当小路绕开这里的时候
龙和怪鸟也飞走了
从房檐上带走暗哑的铃铛
荒草一年一度
生长，那么漠然
不在乎他们屈从的主人
是僧侣的布鞋，还是风
这样的诗与以往的诗的最大差别，是社会的和政治的具体性的消失。没有那种由具体事物和想象生发出来的激情宣泄，也不对任何社会现象作指定性的描述。它只是一种泛指，通过那些冷漠的和麻木的意象获得某种象征性启悟。总的是一种对于固有秩序的反抗，有意地通过对于明确画面、明确情感、明确目的的模糊化的逆反，造成一种不驯的艺术气氛。
矫枉过正的倾向是存在的。由于对现状不满而产生的向往，导致了皈依感和崇拜欲的增长。这一倾斜令人忧虑。因为事情又回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母题”上来。在寻根热和文化热中，一部分人“聚一起，言必称诸子百家儒释道”，正如某位作家说的“久而久之，便愈感自己没有文化”。越是自卑，便越要向原先持批判态度的对象靠近乃至认同，就越发感到当初的那种态度的失当。在疏离化过程中，逐渐生发出一种非批判品质，这自然是一种危险，但过虑显然没有必要。中国传统文艺观中的功利性不会轻易地消泯。正如人们意识到的，尽管文学向着远古蛮荒和深山老林走去，但并非从此断念于人间忧患而不食烟火。一颗忧国忧民之心依然牵萦于尘嚣与市朝。很难说《爸爸爸》写一个白痴是无缘无故无思无为的，我们从阿Q的“我总算被儿子打了”和丙崽除了“爸”以外的表示不满的那种言语表达，发现了遥远相隔的相通，而且其中都潜藏着某种批判的思考。《古寺》表面的宁静以燥热的反思为背景，即便是在寻根的意向中，对传统文化表现了热情向往的作家，他们的转向古老和悠远也并不意味着对于人生的遁逃。
郑义的向往是艺术和思想的自由。他在《远村》后记中对自己的创作思想有一个回顾：“写了若干篇被称作‘小说’的东西，说不了解什么是文学，似乎有些矫情。确切地说，是始终被一种非纯文学的‘观念文学’的文学观所束缚……社会与人生的沧桑变故，使我们一代思想上、政治上早熟，我们深为不满传统的似是而非的理论，勇于辩驳，急于表达，诉诸于文学，则思想大于形象。所有一切似乎崭新的东西，一次又一次‘突破’，不过落入了古老陈旧的‘文以载道’的渊薮。”即使这样，他的一些典型的寻根作品，依然不断绝于这个“渊薮”。
《远村》中最令作者担心和揪心的是“人不如狗”的命题。
在太行山区，作者认识了一只忠于职守的牧羊狗，但它却往往撇下羊群独自涉水跋山去寻找爱情。作者深有感慨：“这自由不羁、勇猛狂放的个性，自然而然地与男女主人公那扭曲的个性产生了强烈的反差。”他依然在为他的人民和乡亲痛苦思考，以求自己的文学能够惊动那些沉睡的灵魂。
也有比《远村》还遥远，比《老井》还要古老的作品，即使是陶罐也依然是黄土地上的陶罐。郑万隆那篇以《陶罐》命名的小说，确是远离了现实性的命题。但赵劳子那只神秘的空罐却也不“空”，里边满满地装进了对于生存的思索。带有玄妙色彩的洪水中的夺取，到头来却是一只空罐，其间寄寓的对于民族命运及文化遗传的严肃思考相当明显，依然不是毫无目的的文学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