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笔谈对进入20世纪90年代文学的某些特征作了预测性的描述，这些描述是对于后新时期文学的可能品质的预言。孟繁华认为，“90年代的文学将是平民文学的节日。平实的、充满世俗生活情调的文学将会充斥文学消费市场”。他认为这种消费性文学的特征，在功能上张扬娱乐性，在价值取向上强调传统性，在艺术表现上注重故事性，总体表现为一次性消费的特点。许多论证和判断都溯源于社会发展的商业阶段，市场经济的明确化推进了社会心理和行动迅速转型，作为敏感的观念形态，文学的反应是超前的。
20世纪80年代最后一年的骚动过去之后，人们开始在当时萧条的文学现实面前思考未来。开始考虑如何描写和概括“已画了句号”的新时期之后的文学阶段。
进入20世纪90年代，社会心理和文艺实践在近三年的困惑中得到调整。从主观到客观，从社会到文艺具备了对新的文学时期进行观察、研究和体认的可能性。1992年9月12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和《作家报》联合发起、召开“后新时期：走出80年代的中国文学”的研讨会，京、津、鲁及海外数十名学者、作家和编辑、记者参加了会议。宋遂良在发言中认为：“这次会议的最大收获就是找到了‘后新时期文学’这样一个贯通历史、调谐情理的名字，我想历史是会承认这个名称的。”他在会议结束时还建议将这个会议作为后新时期文学的命名大会。
会议确认所谓后新时期文学至少包含了如下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作为开放中国的开放文学，新时期文学和后新时期文学它们同属于文学的新时期，区分仅在“前”与“后”上；一是作为在20世纪80年代走过了完整阶段的中国文学，这概念包含了文学自身延展、变革的实质，即对它由前一形态进入后一形态转型的一个归纳。作为一个新的文学阶段，它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其目的不在于对90年代文学进行具体的描述，作为跨世纪的文学现象，它将投射出世纪末中国特有的情怀。世纪之交的机缘将赋予后新时期文学以特殊的内涵。
以这次讨论后新时期文学的会议为开端，新时期文学终结与后新时期文学开始这一事实，逐渐引起了文学界的注意。对后“新时期”这一名词虽有不同的见解，但对于中国文学的这一新阶段已非新时期所能限定这一点上，几乎不存在异议。其中最从容地传递出新时期文学业已终结的信息的，是冯骥才发表在1993年第3期《文学自由谈》上的文章：《一个时代结束了》。这是迄今为止论述新时期文学的结束最集中的一篇短文：
不知不觉，“新时期文学”这个概念在我们心中愈来愈淡薄。那个曾经惊涛骇浪的文学大潮，那景象、劲势、气概、精髓，都已经无影无踪，魂儿没了，连那种“感觉”也找不到了。何必硬说“后新时期”，应当明白地说：这一时代已然结束，化为一种凝固的、定形的、该盖棺而论的历史形态了。
我说这时代结束，缘故有四：
第一，“新时期文学”是在“文革”结束后，拨乱反正和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中应运而生的。它与“文革”为代表的被扭曲的畸形文学相对抗，有其特定的内涵与使命。首先是冲破各种思想禁区，其中最关键的是挣脱“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束缚。十年来，从以往的“政治评判文学”到现在的“文学评价社会”，走过一条坎坎坷坷、不平静的道路。任何时代的使命都是阶段性的，从这一意义上说，“新时期文学”已经完成它非凡的一段历程。
第二，“新时期文学”的另一使命，是使文学回归自身。由于长久以来对文学的非文学需要，文学发生异化，因此作家与评论家对这一使命看得无比神圣。十年来，对形式感的探讨，对文本的提出与重视，对文学各种可能性争先恐后、不怕惨败的尝试，致使文学不但回归自身，并以其本身大放光彩。这一使命也已完成。
第三，“新时期文学”以它强大的思想冲击力和艺术魅力（包括众多作家个性与才华的魅力），吸引了成千上万读者。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与作家一同思考，到寻根文学、实验文学，与作家一同审美与审丑。“新时期文学”拥有属于它的雄厚的读者群。每一文学运动都离不开信徒般的读者推波助澜；每一时代的读者都有着特定的阅读兴趣与审美内涵。如今，“新时期文学”的读者群已然涣散，星河渐隐月落西，失去读者拥戴的“新时期文学”无疾而终。
第四，一年来，市场经济劲猛冲击中国社会。社会问题性质、社会心理、价值观念等等变化剧烈，改变着读者，也改变着文学。文学的使命、功能、方式，都需要重新思考和确立，作家面临的压力也不同了。如果说，“新时期文学”是奋力争夺自己，现在则是如何保存自己。一切都变了，时代也变了。
时代终结，作家依在。他们全要换乘另一班车。但是，下一个时代未必还是文学的时代。历史上属于文学的时代区区可数，大多岁月甘于寂寞。作家将面临的，很可能是要在一个经济时代里从事文学。一个大汉扛着舢板寻找河流，这是我对未来文学总的感觉。
话还得回到题目上来：“新时期文学”已经划上句号。
冯骥才的文章只是认为作为一个阶段的新时期文学已经终结，将要和已经开始可能不会是一个属于文学的时代。他的论点认为，不一定都有属于文学的时代，有的时代可能属于经济，如同有的时代属于政治一样。但我们的观念与之有异，即视文学的时代与时代的文学为一物，那么不论时代有多大变迁，总有属于这时代的文学存在，因为文学不会断流，而文学的时代永远会有。
六、后新时期文学的特征与品质
我们把作为新时期延续但又有巨变的文学时代称为后新时期文学，也可以说，这是中国进入商业社会时代的文学。这一文学形态将受到商品社会的极大影响和制约，经济的杠杆将给予写作、批评、推广、消费以至审美趣味、作品风尚等以全面而深刻的影响。这一时期的文学既不同于20世纪50年代以至那种在政治笼罩下以政治的功利目的为推动力，并且按照政治需要的模式制作文学的时期，也不同于70年代后期开始的对于历史动乱的反思以及呼唤人性的尊严和现代意识启蒙的新时期文学，但很明显，这一文学形态，依然有着政治性制约的余绪。
后新时期文学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它与社会功利以及启蒙使命等的脱节，不仅疏离意识形态而且疏离群体代言性质。后新时期文学极端个人化的结果，是文学既与反映无关，也与表现无关，文学只是个体生命的某种状态。极度张扬个体生命的结果，使文学既与现实人生也与理想空间相互隔绝，这一文学形态经常表现对于严肃话题的揶揄态度，它嘲弄他人也嘲弄自己。商品价值法则推进了文学的消费性，消遣、调侃、以梦幻的语言谈论遥远的甚至并不存在的事物，乃是它的常态。为了适应消费的需求，文学在后新时期加速世俗倾向造成了雅文学与俗文学的分流并存状态。
文学迅速地非主流化是又一特征。后新时期确定和巩固了新时期争取文学多元发展的成果。中国当代文学在这个阶段变得空前的繁复多样。因为约束文学的力量已经转化，文学能够按照社会广泛的需求进行生产，多种需要造出了多种文学，这就最后地瓦解了指定和倡导的文学主流现象。商品社会的性质和中国社会的历史积淀，构成了中国现有文学的多形态共生杂陈的特性。中国文学在现阶段消解中心规范的同时，生长出明确的无序状态，各行其是的主张和实践，取代长达数十年的指令性运作。这状态显示了文学获得一定自由度的宽松气象，同时也包含着无约束的随意性带来的混乱。当不具使命感的游戏精神支配着整个文学时，人们对处于世纪末的文学因缺失时代忧患的厚重感而怀有隐忧，则是可以理解的。
后新时期文学在拥有更多自由空间的同时，也拥有了兼容性和谅解精神。经济转轨期的中国古老社会，本身就是兼容的，从国有到私有、引进外资的种种合资方式、乡镇企业到个体经营的种种方式，都体现出现阶段中国社会的灵活性。至于当今中国的文化形态，更是空前的驳杂繁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