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初直至50年代，上述那种忽略农村的情况就有了大的改变。有力的号召，再加上认真的实践，造出了自有新文学历史以来文学表现农村和农民的高潮期。在这个高潮中涌现出堪称农村圣手的赵树理。他的名字和那些成就卓着的大师的名字并列在一起也毫不逊色。文学史总是一种独特性的加入。赵树理创造了文学的乡土中国的经典性的业绩。农民式的机智和幽默，对中国农村穿透性的洞察力，以及惟妙惟肖的艺术表现，赵树理的作品散发着来自中国大地的香喷喷的“土气”。这一切，都使他在新文学史中具有了他人无法替代的、独特的意义。除了赵树理以外，还有一批为数不少的中国作家在这一方向的引导下，向现代文学的积存提供了一批有异于前的、同样具有经典意义的作品。小说如《红旗谱》、《荷花淀》、《创业史》，诗歌如《漳河水》以及民间歌手如王老九的歌谣等，都为中国文学增添了新气象。
所以说，问题不在写农村是否正确，问题是在要求所有的人都去写农村是否正确。要是在战时，为了发动农民支持战争，号召所有的人都投入并实现战争的目的，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功利主义的动机。那么，在取得政权之后，面对社会的全部复杂性，而要强行推进这一战略，就显得是窄隘而短视了。也许更为严重的还在于，为推进这一战略而采取了一系列非常的做法--观念的褊狭加上方式的粗暴，这样，悲剧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50年代第一场为贯彻上述方针而开展的批判，是针对一篇表现自农村进入城市、并表现了其中人物的内心矛盾和抗争的复杂性的小说，这就是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这篇小说的情节许多人都已熟悉，此处不再赘述。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批判是针对作品处理作为农民出身的“工人干部”的妻子与作为知识分子的丈夫之间在进城之后对于城市的看法的差异引起的。妻子坚持了正确的立场，她看不惯城市，认为要以农村的习惯“改造”城市，而丈夫则对此有不同的见解。小说当然是在如何对待农民的问题上“触雷”了。而批判的来势之猛，则是出人意料之外的。
1951年6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涌的《萧也牧创作的一些倾向》。可能是嫌火力不够猛烈，同年6月25日《文艺报》主编冯雪峰，化名“读者李定中来信”在该报发表题为《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的文章。该文谴责作者对“女工人干部张同志”（即小说中的妻子）的态度是“满足他玩弄和高等华人式的欣赏的趣味”，并警告说，“我们仍旧要在悬崖的边沿，竖一块牌子，上面画一个骷髅，请玩世者留心，特别是对劳动人民没有爱和热心的人要留心”。文章并为作者定性：“假如作者萧也牧同志真的也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分子，那么，他还是一个最坏的小资产阶级分子。”萧也牧因文罹祸，最后死于非命，其结局十分悲惨。然而，更可悲的是，这远不是萧也牧一人的命运。
“计划文学”的经验
中国文学在新时代面临着严重的局面。原先成分复杂的作家和艺术家都面临着必须告别过去，迎接新生的极为艰巨的改造和被改造的形势。中国文学正在坚定地按照统一化的计划，进行着史无前例的调整。这种调整的内容是全面的，即不仅在大的方向上必须一致，而且在到达这一目标的方式上也是规定好的，例如作家必须深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熟悉原先陌生的生活中的人和事，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以及建立生活根据地，等等。对于文学的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大体一致的要求。例如要写“英雄人物”以及不可写“中间人物”的要求，作品的情调必须明朗不可低沉的要求，艺术形式的大众化--民族化的要求等。
当日不间断开展的政治的和文学的批判运动，虽然各个阶段有各不相同的指称，但大体都针对作家创作有悖于统一化战略的错误的、“不正确”的，甚至“反动”的倾向，旨在纠正这些倾向而开展的斗争。这种批判运动开展的结果，造成了大批作家的“流失”或进一步“失语”，以及某一时期、某一阶段文学的单一甚至枯竭的后果。中国曾经有过若干个文学极端一律化的时期，例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尤以后者最为突出。“样板化”就是最极限的例子，而“样板化”的结果则是文学的空前萧条。
我们的文学是从“文革”的极限和绝境中走出来的，正是开放的社会给了文学以新的生命。由此，我们获得了巨大的认知，即我们已经认识到，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已从计划的经济和单一的经济的实行中得到深刻的教训，我们于是决心改变这一状况。而计划的文学和单一的文学实行的结果，虽不如经济那般地直接影响于国计民生--因为它并不直接关涉到人民的“穿衣吃饭”，文学是“可有可无”的。然而，这种对于文学破坏性的结果对于社会的影响，则是更为深远的。它造成几代人的精神贫困，当文学变得枯竭时，人们的情感也会因枯竭而变异。
由此可知，自由的文学能激发社会的生机，而经过改造的“计划”的文学，不仅扼杀才华，不仅制造个人和家庭的悲剧，而且将造成几代人的精神失态。要是说，“五四”当初，一代先驱为挽救国难，而曾经四处探求重铸民魂的药方，那么，时至今日，却是自己动手制造枯竭的文学。这--无异于在自毁民族的精神长城。要是由此退回几十年，我们站立在“文革”造成的、让人触目惊心的精神废墟之前，我们要是未曾忘却当日的伤痕文学所揭露的一切，我们对上述的判断就不会感到是危言耸听了。
政治和文学的纠缠
中国新文学诞生不久，当时的文学探求者如饥似渴地吮吸着众多的外来理论，作为自己的创作指针。《新青年》杂志一开始就致力于新理论的绍介，这种绍介大大地开阔了中国作家的视野。中国作家由于文学的强国新民的理想的支持，从新文学的试验期开始就把文学表现的镜头，对准了底层民众生活的艰辛：严重的贫富对立、人力车夫在寒风中的挣扎，都在当时的诗和小说中得到表现。
中国作家一开始就很注重写实派的文学主张。文学研究会的成立，以及他们“为人生”的创作主张和实践，可以说是受到了这一文学思想的很大的影响。文学和中国人的实际生存状态和他们的苦痛和希望紧密地联系了起来。至于鲁迅早期的小说，简直就是中国人平常生活的人生百图。鲁迅一开始就把批评现实的视点，对准了中国人的灵魂。开端即是顶点，他创造了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写实主义的文学在当时人的心目中，无疑是一件珍宝，因为它能把现实生活的实际图画生动而形象地再现出来。早期的新文学作家，从这种文学和社会的直接而神秘的关系中，觉察到它的价值--他们本来就追求以文学改造民心进而改造社会，本来就追求文学“有用”。写实主义在此时的出现，恰恰是与多数中国作家的追求相吻合。
后来，苏俄的民主主义文学思想以及辩证唯物论的文学思想传了进来。这些理论非常注重文学的社会性，注重文学对于社会的作用，以及作家的社会使命感。这些理论是建立在文学产生于劳动的基础之上的，劳动创造人类，也创造文学。这种理论极易于与当日中国新兴的激进社会理想相结合。当日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先进分子，由于饱经忧患，时刻都在寻找疗救中国的药方，很少不受到上述这种新进思想的感染和影响的。
30年代的中国是左翼文学蓬勃发展的时期。由于左翼文学与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以这种文学理念为基础的、注重文学社会性的思潮于是陡然兴起。新进的社会思潮与革命的文学理念，几乎是一拍即合，汇成了一股强大的潮流。从这一角度来看，从新文学运动初期的“为人生”，到后来广泛流行的“为政治”，几乎就是一步的跨越。
当代文学由于直接承继了解放区文学的传统，那些与这一传统不协调的文学思潮，经过有力的改造之后，很快地也汇入了上述的潮流。50年代以后由于对文学领导的强化，文学的社会性得到了更为充分的肯定。文学与社会，特别是与社会的政治的关系得到更完整也更系统的阐释。文学是从属于政治的，文学应当积极而主动地反映社会的实际，政治化的文学要求作家自觉地履行他对社会的责任。这样，由于社会对于文学的要求进一步提高，文学已不仅是被动的社会生活的反映，还应该是主动的阶级斗争的“晴雨表”和“风向标”。50年代以来的许多文艺的领导，都反复地使用这些耳熟能详的词汇。
文学和社会的关系从来也没有表现得像如今这样的紧密。在50到70年代这漫长的30年过程中，文学被紧紧地捆绑在社会政治这部大机器上。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是极为多变的，这个舞台演出了无数动人的活剧。这些活剧的悲欢情节，在文学中被广泛地表现、并被大量地保存了下来。因为社会要求于文学的是充当阶级斗争的工具，在变幻莫测的“阶级斗争”中一方面是文学在疲于奔命的“紧跟”中逐渐地丧失了自身；另一方面则是文学的这种几乎是直接的“配合”，又使它大面积地保留了社会盛衰、政治进退的生动画面和氛围。因为政治要求于文学的是它的即时性，由于文学亦步亦趋地跟随政治的状态，从而使当日丰富的社会的资讯，意外地被大量地“积存”在文学中。
从50年代开始，中国社会的这个大舞台的演出是愈演愈烈。无以计数的政治的、准政治的运动过后，又有了一个叫做“大跃进”的大演出。而这似乎还不是高潮，到了“文化大革命”可说是到了极致。中国社会的极度癫狂，全世界为之瞠目！这样，在我们通常描写为“萧条”和“贫乏”的文艺现象之下，我们却容易地发现了贫乏中的“丰富”、萧条中的“繁盛”。丰富和繁盛加不加引号都没有关系，总之，我们从通常的描写中，看到了另一面的景象。
如今看来，我们在这一时段中为中国文学积存了可贵的社会、文学的实践经验，这里的经验是一个中性的词，既说明实践中的获得，也记载实践中的丧失。当代文学的确为文学历史提供了大量有用的“文本”。这些文本既是社会行进的生动记录，又为文学的变异提供了见证。例如，被保留下来的那八个“样板”，它们作为动乱时代的文学遗产，如今已被目为“红色经典”被人们所记忆：偌大的中国至少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竟然由区区八个作品供应并“满足”着至少十亿人的精神需要！这本身就是奇异的社会历史景象。
回首往事，人们难免会产生疑惑，那漫长的岁月究竟是怎么挨过来的？事实是，在这景象的背后已有了长期的积累，再加上当时趋于严整的体系化的理论的支持，人们早已习见不怪。至于那八个作品从创作到演出、从文本到舞台，包括从人物形象的构成到故事情节的配置，都活脱脱地、完备地展示了当时的社会-政治-文艺的精神图画。这就是丰富，这个丰富有力地说明着濒临绝境的贫乏。
中国在50年代之后的文学历史，基本上是被这样一些大大小小的政治-文学运动推进着。这构成了当代文学的主流现象。这种文学运行模式的形成，是长期积累的结果，并不是一时间突然降临的。中国本来就有社会化的文学理想。由于文学自身以及文学以外的原因的促成，到了这个阶段，既已定型，又到达极限。这种文学经验留给后人以绵长的思考。它的确严重地伤害了文学自身的品质和规律。它把文学应当拥有的本质特性都放逐了，例如文学个人生产的特点，文学创造的独特性和自我表现的特点，甚至文学的审美性和诗化表现的特点，文学对全人类的超种族、超阶级、超时空的关怀的特点等，都被驱赶于文学之外，而独独留下了文学与社会的关联这一点。即使是这一点，也还是局限于当前的、及时的政治功利这狭隘的范围之中。这对于文学来说，确实是致命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