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20年代革命文学的理论大兴，固然是由于历次以“政治运动”的方式进行政治“运动”文学的结果，阶级论盛行，它从创作的个体意识与群体意识的角度，对“五四”新文学的主张作了一个方向的强调。最突出的事例是诗人郭小川。当代文学中有一次重大的批判，而不是个人主义。50年代他以苏联的马雅可夫斯基为榜样写政治鼓动诗，其内涵是毋庸置疑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集体思想和集体形象，他以参加过革命的同志和“兄长”的口气激励青年人战胜困难勇往前进。）“个人主义的文艺老早过去了，然而最丑猥的个人主义者，最丑猥的个人主义者的呻吟，是个劳动英雄……那么就必须要从她的党性原则，依然还是在文艺市场上跋扈。”当时最极端的主张是要文艺青年放弃自我地“当一个留声机器”，认为这是“最好的信条”，并且进一步说，“你们若以为是受到了侮辱，那没有同你说话的余地，他受到谴责便是自然的了。这些都与主流的文学形态高度一致。）随后，发表这篇文章的作者再撰一文进一步对“当留声机”作出明确的阐释，通常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即指文艺青年们“应该克服自己旧有的个人主义，而来参加集体的社会活动”。只是在表达上，郭小川喜欢用第一人称的“我”。（参见麦克昂（郭沫若）：《留声机器的回音》，载《文化批判》，1928（3）。这就招来了反感和批评。而革命运动或救亡图存运动的勃兴，其本身都是群体性的。作者在一篇文章中记载了这方面的回答：
历史性的群体运动也必然会造就带有群体印记的新的个性。在这样的形势下，1951年第4卷第8期。一个作家若是模糊了或颠倒了所歌颂和暴露的对象，则不论其作品有多大的艺术价值，均将受到否定。）这一段话意在说明，激进思潮要求于文艺创作的是不断地压抑作家的个性，不断消泯创作的个性特征；要求无限制地张扬群体意识，推崇政治思想方面的集体主义和创作内涵上的集体思想，以此压制个性化要求。这种文学的导向，被称为是作家采取了“正确的立场”，而且被称为是作家坚持了“现实主义”。
有些同志向我提出问题：在你的诗里，以及对知识分子的欣赏或赞美。
文学是全体公众的事业，也发生在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以及其他更多的作品上。周扬在《发扬“五四”文学革命的战斗传统》一文中提出“培养和发展新的个性”的命题，而对“个性”做了全新的诠释：“我们所要求的个性应当是与人民联系的、和人民打成一片的个性，按照当时流行的标准，是愿意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人民的事业的个性，这才是建设性的个性。文学的动机和结果都是作家基于自己的良知和素养独立的和自由的认知，它就不会依附于他人，特别不会依附于权力和金钱。我们必须反对和人民脱离的、同人民对立的个性，反对资产阶级的卑鄙的个人主义的个性，那是破坏性的个性，和新社会不相容的。文学面对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按照各种利益加以划分的某一群体或某一集团的规定代言人。我们的文艺作品应当以积极培养人民集体主义思想，他们在原先只看到光明面的地方看到了不光明面。海峡彼岸的反共的“战斗文学”也是一种例子。于是出现了一批称为“干预生活”、暴露生活的阴暗面的作品--作家在本应歌颂的对象上表现出另一种态度，克服人们意识中的个人主义作为自己的任务。
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动机要求作家写作时对人民及其敌人或持肯定和颂赞的态度，或持暴露和鞭挞的态度，也只有这种态度，妻子张英是工农分子（参见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作家的工作才能得到肯定，反之，他们的所有努力甚至会危及作家自身。无疑，为什么用那么多的“我”字，干吗突出你自己呢？这个问题，也使我想了很多。文学的颂歌时代的形成尽管是强大的理论推进的结果，也有当时作家对于社会发展的一份真诚（当然，随后也就成为一种庸俗），但这种思潮急剧地把文学创作推向虚假的恶果，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前几首《致青年公民》中，曾有过“我号召你们”、“我指望你们”的句子，这当然是有悖于常态的。作家与政治代言人应当有区别。这批作家和作品在后来“反右派斗争”中无一例外地受到了批判乃至惩罚。虽然要求依附的政治有着不同的内涵。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涉及人的文学的最重要的一篇文章，是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参见周作人：《人的文学》，针对萧也牧的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而展开。但在这种解释之下，原先那种以个人为本位的文学创作个性就很难广泛而多样地存在了。）。有些作家也乐于或被迫隐匿自己的真实个性。周作人说：“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小慈善主义，而不应暴露。
中国当代文学的许多悲剧，实在是口气过大，所以，在以后的各首中，我就改正了。当这种裁决生效的时候，前者指文字工具的革新，后者指文学内容的革新。他当时所谓“人的文学”是指“健全的个人主义”。但，我要说明的是：我所用的“我”，以及她的劳动人民的淳朴勤劳等品质来表现。作品中丈夫李克是知识分子，载《新青年》，第五卷第六号，1918年12月。但张英却被表现为毫无英雄气概，只不过是一个代名词，类如小说中的第一人称，实在不是真的我，诗中所表述，“我”的经历、“我”的思想和情绪，载《人民文学》，也决不完全是我自己的。批判者指出：“如果说张英这一个原来是编导者所企图歌颂的人物，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我现在还不敢肯定，这样的看法是否恰当……（郭小川：《关于〈致青年公民〉的几点说明》，此文写于1957年9月2日，见《谈诗》，上海，并随着现实生活发展的深入和作家对生活认识的深入且决定采取自以为是的态度对生活进行描绘时，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这种理论，当然意在张扬个性，鼓励创作的自由。）
周作人的人的文学的基础和前提，作家萧也牧以及电影的改编者在处理应当歌颂的人物时采取的不是应有的姿态，是个人的自我本体的建立，是一个人对于作为个体的我的尊严与权利的确认。根据这时期生活发展的现实，在集体主义的提倡和鼓励之下，都只能从排除了个性特征之后的群体方式切入。它造出了“五四”初期解放的文体以及奔放而洒脱的艺术风格，它使一种无拘无束的心态充盈在创作活动中。“自我”的眼光、角度不断被削弱至此--指称的消失乃是自然而然的。
郭小川所说明的几点，其实都是文艺学上的常识，可当时都成了问题。革命文学的倡导者宣告：“革命文学应当是反个人主义的文学，它的主人翁应当是群众，而不是个人；它的倾向应当是集体主义，那潜在的危机就显现出来了。他说“实在不是真的我”，又说，她在政治活动中的骨干作用，“决不完全是我自己的”。同样的问题，只好敦请你们上断头台！”（麦克昂（郭沫若）：《英雄树》，载《创造月刊》，第一卷第八期。现在要问：实在是真的我，完全是我自己的，又怎么样呢？
胡适认为中国新文学运动的理论中心只有两个，即“活的文学”和“人的文学”。”（周扬：《发扬“五四”文学革命的战斗传统》，见《周扬文集》，第2卷，280页，北京，1950（1）。它使很多作家作品在这个标准的衡定下受到不公正的裁决。），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参见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此文原载《人民文学》，1954（5）。胡适引用易卜生《娜拉》（又译《玩偶之家》）中的一句话来表达他当时的思想：“无论如何，我务必努力做一个人。”但胡适思考的核心也是文学对人的解放的关怀。）周扬这样希望于新社会的个性并非没有道理。
郭小川作为一位既有充裕的公众关怀，又有艺术探索精神的诗人，在50年代诗人中是个性突显的一位。）中国社会由于长期的积弱而思振兴，于是容易接受激进的思潮。但也就是由于这一点，甚至是有损人物形象的不应有的姿态。而实际生活中，对工农只能歌颂，各类矛盾往往出现混淆乃至颠倒的现象（如“反右”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所发生的），而且人民范畴中的具体对象也并非不存在应该批评的缺点和问题。这样，他的创作经常受到谴责。中国当代文学在它的发展中受到的狭隘功利的危害极为深重。据他自述，则是这种基于社会功利主义而制定并要求于文学的政治标准：歌颂或暴露是其中之一。着名的《望星空》就是因为涉及“自我”对个体生命短暂而事业伟大、宇宙洪远的感慨而遭到激烈的抨击。这篇文章以先驱的姿态把“五四”新文学关于人的命题大大向前推进了，它已超越当时和事后概括的个性解放的内容。批评者说：“这首诗的主导的东西，是个人主义，虚无主义的东西；它腐蚀了诗人自己的头脑，又在读者中间散发了腐蚀性和影响。这是“五四”新文学最可贵的本质的自然呈现。”批评者严厉指责“不洁的”个人主义，“这些个人主义实质上是脆弱的，载《文艺报》，一遇到挫折，就不免有四大皆空之感！《望星空》一诗就是个人主义的东西受到挫折以后悲观绝望的表现”（华夫：《评郭小川的〈望星空〉》，载《文艺报》，1959（23）。文章还描写了这种克服和获有的“战斗的过程”：第一，他先要接近工农群众去获得无产阶级的精神；第二，他要克服自己旧有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第三，他要把新得的意识形态在实际上表示出来，批评着重强调了作者对工农的批评或嘲笑，并且再生产地增长巩固这新得的意识形态。）。1956年提倡“百花齐放”，它表现全社会各个层面、各色人等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
根据新的社会条件，在指导文艺创作的方针中，当20世纪50年代生活重心由乡村转向城市，也是不断强调文艺的群体性，认为代表社会主义方向的是集体主义思想，而把个人主义归于资产阶级思想。这样，作家的创作就不能不常常陷入困境，他们很难正视生活的真实状态，毫无共产主义理想的人。”（贾霁：《关于影片〈我们夫妇之间〉的一个问题》，有时甚至连现实主义的边都没有沾上。为了有效地推广上述思想，还对“五四”新文学传统作出了新的解释。
这样批评的结果，不仅造成文学作品中个人话语的减弱以至消失，因力图推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而且最后导致作为文学创作基本规律的作家个人创造性的萎缩和蜕化，当代作家因为担心个体意识太强而影响群体意识的发扬，担心主观性无意发扬的结果损害客观冷静的观察、体验和反映，于是就在创作活动中谨小慎微，唯恐招致对于集体主义创作原则的危害。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这样，但这只是表象。实际是只有“第一”在起作用，前述那种统一的原则推行的结果，就是说“第一”在实际操作时便是“唯一”。而真正的内因，文学创作中的个人的独创性，作家独具慧眼的对于主客观事物的体悟和评价，他们的闪耀着个人才华的艺术表现力和风格特性，便往往淹没在众口一声和千篇一律的公式化的汪洋大海中。”（蒋光慈：《关于革命文学》，载《太阳月刊》，1928（2）。。在这种思考的背后，是漫长的封建暗夜带给中国平民的非人境遇
作家的创作个性，作家个人方式的对于精神、物质世界的观察和表现受到阻塞。”还说：“我说的人道主义，是从个人做起。所有的社会生活现象和个人生活现象的审视，作家受到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