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地说，坦露的东西，比较好处理，譬如它是个阻碍前进的魔障，我们可以用一种法术使它倒下去。假如有一团黑白莫辨的云雾蒙住了眼睛，你一定会感到茫然的，你一定会感到举步无主的。在荒凉的山沟里住久了的人，应该知道那种云雾不单盛产于重庆，这里也时常出现。
是的，“延安是政治警觉性表现最高的地方”，若是单凭穿着华丽的衣裳，而懒于洗澡，迟早那件衣裳也要肮脏起来的。要求表里一致，本是做人的起码条件，作为一个革命者似乎更该注意才行，否则既使你胸前挂起“警觉”的招牌，奈何你走向岐路，一己的命运倒无足轻重，请看看跟在你身后的人吧！
想到此，常常忆起鲁迅先生。划破黑暗，指示一条去路的短剑已经埋在地下了，锈了，现在能启用这种武器的，实在不多。然而如今还是杂文的时代。
《文艺》编者丁玲同志曾企图使它复活过，虽然《文艺》上也发挥它的力量，只是嫌它太弱了一些。作为一个读者，我希望今后的《文艺》变成一把使人战栗，同时也使人喜悦的短剑。
1942年3月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毛泽东用很长时间对延安文艺界存在的问题亲自做细致的调查研究，找一部分文艺工作者汇报情况，谈思想，谈如何改善延安文艺工作的现状。4月，毛泽东先后两次写信请爸爸代为搜集意见。爸爸几次汇报中讲了一些“延安文抗”的思想活动，同时也简单谈到“鲁艺”文学系的教学情况。
5月2日，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大会议室举行。中共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凯丰主持会议。座谈会分别于5月2日、5月16日、5月23日举行三次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在“引言”部分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德）总司令的，一支是鲁（迅）总司令的。”并指出召开座谈会的目的是“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
5月23日，毛泽东、中央领导同志与全体代表一百多人合影留念。
开会的第一天，爱说爱笑的妈妈开玩笑说：“主席，这回您该请请我们了。”毛泽东笑眯眯地回答：“小米饭是有的。”此后的会议，代表们都在中央办公厅用便饭。
座谈会期间，爸爸在与毛泽东的一次谈话中谈到在上海“两个口号”的论争。主席讲：要尊重鲁迅，他是没有拿到党证的布尔什维克。“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立意明确，目的鲜明、响亮，颇有引导战斗行列前进的军旗气概。“国防文学”有益于扩大统一战线，明显的缺点是含混不清，不加正确注脚，脚跟不稳，一推就倒。与此同时，爸爸也提出杂文可不可以写的问题。大概同一天毛泽东叫他把在延安写的东西拿给他看看。爸爸将一些散文、杂文送去。几天毛泽东1942年6月12日致罗烽的信后，毛泽东的警卫员把文章送回并附一封亲笔信。
1987年春，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45周年前夕，爸爸在接受一位年轻记者采访时说：“延安文艺座谈会我有个发言，坐在小板凳上，冰凉的，我和吴亮平（吴是中宣部的）坐前后。他发言中的一个观点我不同意，他的意思说‘除延安以外没有革命文艺了’。当时刚从外边来（边区），血气方刚。小资产阶级的好激动。因为激动，并没把问题说清楚。”
1941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延安创刊。博古任社长、杨松任总编辑、丁玲是文艺栏主编，社址在清凉山。
1942年冬，妈妈由“文抗”调《解放日报》文艺栏当编辑。此时，社长仍然是博古，但总编辑和副总编辑分别为陆定一、余光生。截至1943年春天，文艺栏已由最初的三个人扩大到十个人，主编艾思奇，副主编舒群。编辑包括陈企霞、黎辛、张谔、温济泽、白朗、林默涵、庄栋、陈学昭。白朗、黎辛、陈学昭看一些文艺方面和通讯类的稿件，陈企霞负责版面设计。每天发排的文章由艾思奇审阅后决定，陈企霞将版面画好由艾思奇、舒群看过后，温济泽把稿子及版面设计一并送报社旁边的印刷厂付印。编辑们轮流值班校对，艾思奇看过清样，才印成报纸的第四版。
文艺栏的10个人在一间石头砌的前后都有窗户的大窑洞里办公，宽敞而明亮。平常早晨7点他们就到办公室了，早点由伙房的大师傅从山下挑着送来。一般是小米稀饭，偶尔有馒头。中午和晚饭是自己拿碗筷到山下食堂吃，顺便打开水。妈妈那时吃中灶。当时报社有点编辑费，以市面的肉价折算，助编6斤（延安当时使用的是16两的大秤），编辑7斤，编委8斤。
爸爸、妈妈初到延安时住杨家岭，不久搬蓝家坪，1942年爸爸调边区“文委”，家又随迂南门外。在南门外，他们和边区“文协”的柯仲平、高长虹等同住一个山坡。那时，妈妈和其他人一样平时住机关，星期六回家，她的窑洞在编辑部东边当中的位置。
听陈明讲：“在南门外丁玲他们也和罗家为邻，常常是（罗）老太太带两个孩子在家。我们都在窑洞旁开荒种蕃茄，我看老太太到山下沟里提水费劲，常帮忙提水浇地。我印象最深的是老太太饲养的一只白毛大公鸡真厉害，总欺负我家的公鸡。后来别人送我一只高腿公鸡，个儿挺大，开始还敢和白毛公鸡对阵，没过两招仍然是白毛（公鸡）的手下败将，见了就跑！丁玲的儿子蒋祖麟回忆说：“母亲不在家，我们常常在（罗）奶奶家，晚上奶奶有时给我们煮红枣小米粥当夜宵。”
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并进行一次审查干部的运动。
7月15日，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掀起所谓“抢救运动”。10月9日，毛泽东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中必须坚持的政策”，纠正了扩大化错误。
审干开始，各个单位都关了门，父母、子女、夫妻、朋友不相往来，也不准通信，外出办事要有领导批写条子。上午办公，下午和晚上搞运动。先学习23个文件，逐个文件进行讨论，每个人发言都要联系自己的思想。艾思奇是《解放日报》学习委员会委员，也是文艺栏审干负责人。艾思奇比较实事求是，文艺栏开始没有挖出特务，这样就把报社管资料的假坦白典型吴××调文艺栏加强审干力量。当时只要坦白是特务，不但获得组织信任，行动自由，还可以随便看文件。
文艺栏第一个审查的是陈企霞，接下来是黎辛、陈学昭、舒群。据说怕舒群自杀，派温济泽搬到舒群窑洞看管他。审查白朗是在舒群之后，已经是9月份。她因不堪某些人的欺侮（说他们从东北出来是日本人开的通行证，骂她是日本特务）乃主动向党小组长温济泽要求组织审查她的历史。于是，陈xx在余光生的领导之下成了审查白朗历史的主要负责人，陈××抄走她的长篇小说《狱外记》全部手稿（始终未还）并和吴××一唱一和进行“逼供信”。妈妈一直没有乱说乱供，开始她还分辩，但后来由于缺乏政治锻炼，加之远离东北，没有有力的证明人，由此产生一种悲观绝望情绪，从而精神失常，几乎一言不发长达一年半之久。审干之后开展大生产运动，开荒种地也纺线。每人每月有生产任务，超额部分自己可以积攒几个零用钱。
1944年春天，陆定一找妈妈谈话，让她去中共中央党校三部学习。当时她头脑仍然糊里糊涂，不好用，竟理解成领导让她去党校“散步”（“三部”和“散步”谐音）！同年冬，妈妈在中央党校经过复查做了“无政治问题”的结论。
“抢救运动”开始，大家对爸爸在东北，上海、重庆等地所从事的文学活动及作品均未提出反作用的批判，也未涉及有可疑的反革命关系来。但有人从假坦白的典型说河南等地实行“红旗政策”（即打着红旗反红旗），进而派生东北党也实行的是“红旗政策”；也有人说萧军、舒群、罗烽是日本特务集团。综观这些人对爸爸政治上怀疑的出发点，都是基于在东北被捕一段。“抢救运动”收场，爸爸先到“边区文协”领导审干。10月，人中央党校三部学习。党校对他的政治历史进行重新复查。
复查中，对爸爸所谈被捕前满洲党团组织破坏的情况以及个人被捕和审讯经过，据当时在满洲省委机关工作的毛×、赵××证明是可靠的，日寇当时是用这种方法审讯。在爸爸释放后，于1935年8月入狱的董××证明他人狱时，中东路姓窦的工人斗争仍然坚决；徐乃健当时仍在狱中，表现尚好，看来未彻底叛变；此时老姜还领导狱中斗争，并给董讲过上次斗争经验。据毛说：老冯确有其人，是省委秘书长，负责领导交通、哈市区委和掌管经费。估计“王推事太太”是冯管的。
对于爸爸的取保释放，从满洲出来的人证明说：“凡自首、叛变或证据确实者，当时皆判罪。李耀奎十二年，刘樱花八年，徐乃健五至八年……”“在领使馆、法院、警察厅都可能释放无口供的人，虽有叛徒对质，只要无证据、不承认也可以放出。”“当时日本人利用捕人叛变自首，把他们放出打进党内做内奸的事我没听说过。在当时也不可能，我们知道叛变的人都关在狱里。”
经反复调查、客观分析，中央党校于1944年12月19日对爸爸被捕这段历史做出结论：“罗烽同志参加东北党的一段历史是可靠的，对党的工作是有贡献的。应该承认罗烽同志在1934年被捕一段，对党对革命是忠实的。在其回国以来抗战前后对革命是有贡献、有成绩的……”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对党对革命是忠实的”，在“抗战前后对革命是有贡献、有成绩的”老共产党员，在宗派斗争大行其道的时候，当权者利用手中的权力置党内民主于不顾，时而诬陷他是叛徒，时而让他只承认“在敌人面前犯有错误”，转眼间又定他“自首变节”分子。真可谓“一言九鼎”的帽子工厂，顺手拿来，想给你戴哪顶就戴哪顶！关于当年爸爸在那场斗争中是如何倒下的，1995年黎辛在一篇题为《我也说说“不该发生的故事”》（《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1期）里曾有所披露。黎辛是1956年调入中国作家协会担任副秘书长的，他奉命参加机关肃反领导小组的工作。4月，“作协”总支改选，他被选为（二届）总支书记。黎辛在文章中说：“黎辛个人和领导也有些争论，最突出的是审查干部问题，其中争论最多的是罗烽的历史和另一位作家的历史问题。”
对罗烽的历史问题，领导看得比较重。黎辛说只是一两句可说可不说的话，领导说他说了这话敌人就能放过他么？黎辛说现在我们从他被捕受审的档案看是这样的，没查到任何其他材料。领导说敌人的档案可靠么？黎辛说这是原始档案……
对另一位历史问题比较严重的作家，领导又不相信。这位作家入党前，陈企霞明确提出他坐牢表现不好不能入党。没人理。入党不久，有关部门转来敌人档案，又被压下不理。审干时发现他有自首问题，又写过长篇反共文章。审查他这段历史，他只说时间太久，记不清楚。不能承认也不能否认。与他谈一次话，他向领导报告一次，领导问黎辛一次。问黎辛为什么提这些问题，敌人的档案可靠不可靠。黎辛说这也是敌人的原始档案，有关单位和有关人员都说是可靠的。领导问敌人有时为报功，作假档案，你知道不知道？黎说看到过这样的材料，但这个档案的记载与同案人说的情况都一致，是假造不出来的。
1993年，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李之琏在谈到1957年罗烽和白朗“怎么被打成右派”时，明确指出是“搞宗派”的结果。当时李之琏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分工负责中国作家协会的党组织生活。他说：“1957年把罗烽、白朗打成右派，什么事实根据也没有。但就是要搞成小集团。他们说你反党就反党。周扬对周围的一切人只要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一律打倒，专门搞宗派。……关于罗烽那段历史，材料我看过，就根据敌伪档案中那么一份日文打印的报告。既不是他本人写的，又不是审讯记录。没有本人签字、画押。那怎么可以定罪？敌人可以谎报成绩邀功，我们现在也有这类情况么。
“不给正式定案，也没有正式结论。所以你也没办法要求平反，就想搞臭你。惯用的手法！”
事情就是如此的荒诞不经，如此的令人无法置信。但爸爸、妈妈所遭遇的一切又千真万确地让你毋庸置疑。
十九、打回老家去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广播“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人们举火把，扭秧歌，喊口号。”延安全市欢腾，张灯结彩，锣鼓喧天。夜间举行火炬游行，彻夜灯火未灭。
8月23日，在欢庆抗战胜利的日子里，中央党校三部支委会根据妈妈的申请发展她为中共党员。支委会给上级的报告中写到：“四支通过其（白朗）入党，候补期一年。我们根据白朗同志的历史经审查无问题，她在党的周围参加了十多年群众、文艺的活动。审干时组织上处理她的问题时，虽有一些错误，但她并无怨言，且积极要求入党，故我们批准四支干委会对白朗入党的决定。”
妈妈入党的愿望早在30年代初期就萌发了。***曾和爸爸谈到可以发展她入党，但爸爸考虑东北对敌斗争异常激烈、复杂，说锻炼一段时间再说。未料想爸爸被捕入狱，出狱后他们又过着四处漂泊的生活，根本没有解决组织问题的可能。1941年妈妈到延安后申请入党并写了详细自传。当时“文抗”的党支部委员是丁玲和刘白羽。1942年春，丁玲告诉她，因为整风开始，停止发展党员。
9月2日，日本天皇和政府代表以及日本大本营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
9月5日，延安各界两万人集会，庆祝抗日战争胜利。毛泽东向“审干”中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好同志鞠躬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