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励志毛泽东名言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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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 文学艺术

184.文学为百学之原。

1915年6月25日,毛泽东在给友人的信中总结自己的读书经验说:

“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他十分赞赏康有为、梁启超的治学方法,说:“康尝言:吾四十岁以前,学遍中国学问;四十岁以后,又吸收西国学问之精华”。“梁固早慧,观其自述,亦是先业词章,后治各科。盖文学为百学之原,吾前言诗赋无用,实失言也。足下有志于此乎?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言救济,足下幸无暴弃”。显然,毛泽东把精通国学作为奇杰的条件之一来看待的。

(雷国珍等着《毛泽东大成智慧》,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11月版,第21-22页。)

185.新瓶新酒也好,旧瓶新酒也好,都应该短小精悍。

1937年,卢沟桥一声炮响,国共合作形成,抗日战争开始,中央军委委托中央宣传部组织了西北战地服务团奔赴前方,丁玲被任命为这个团的主任。丁玲曾到凤凰山下毛泽东住处,请示工作。毛泽东说:“宣传要大众化,新瓶新酒也好,旧瓶新酒也好,都应该短小精悍,适合战争环境,为老百姓所喜欢。要向群众,向友军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扩大我们党和军队的政治影响。”西战团出发前赶排了一些话剧、歌剧,大鼓、相声,还把秧歌改成《打倒日本升平舞》,搬上了舞台。毛泽东和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来看了汇报演出。在南门外戏台上一次为群众演出后,朱光同志跳上台来兴奋地连声说道:“成功了!成功了!”毛泽东看完演出,极有兴趣笑着对丁玲说:“节目可以,就这样搞下去。”从1937年到次年的10月,丁玲在西战团工作的一年内,大抵是坚持了这一方向的。

这就是毛泽东!他说话、讲演、写文章都针对不同对象,选择不同的语言和方式,所以,他对文艺工作者也是这样要求,“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

(苏扬编《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4月版,第3-7页。)

186.作品好比饭菜一样,要既有营养,又有好的味道。

在中国革命史上,延安以抗战圣地闻名于世。这主要是因为中共中央驻在这里,指挥着敌后战场波澜壮阔的游击战争,并且这里清正廉洁的政风也与大后方重庆的腐败形成鲜明的对照。于是全国许多进步青年和文化人怀着投奔光明的仰慕之情,从全国各地乃至海外汇聚到延安。

一时间,并不算大的延安成了人文鼎盛之都,据说知识分子多达六七千人。这些人组成了各种文化、文艺团体,从事文艺创作活动。当时汇集在延安的文化工作者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原来就生活在苏区,后来又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的;另一种是从上海、北平等大城市奔赴延安的。由于经历不同,他们的创作特点不同,各存特点,而又有彼此不合的因素在里面。

毛泽东作为一个思想家和革命领袖,深感文学和艺术是革命战线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照他的话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德)总司令的,一支是鲁(迅)总司令的。”1942年5月30日,毛泽东再一次就文艺与文艺工作者方面的问题发表演讲,他说:“你们从小鲁艺到大鲁艺去,就是外来干部。不要瞧不起本地干部,不要以为自己是洋包子,瞧不起土包子。”毛泽东引用柳宗元的《黔之驴》形象生动地说:“贵州没有驴驹子,有人运来了一匹驴驹子到那里去。它到那里就是外来的洋包子。贵州的老虎个子不大,是本地的土包子。小老虎看见驴驹子那种庞然大物的样子,很害怕,驴驹子叫了一声,小老虎吓坏了,就逃得远远的。后来久了一点,小老虎觉得驴驹子没什么了不起,就走近它,并且碰碰它。驴驹子大怒,用脚踢了小老虎一下。小老虎这才看出它那两下子,就说,原来你不过有这点本事!结果小老虎就吃掉了这头驴驹子。”1938年4月28日,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再作演讲,他说:“艺术作品要有内容,要适合时代的要求、大众的要求。作品好比饭菜一样,要既有营养,又有好的味道。中国人是最会做饭做菜吃的,做菜的时候适当地调配各种材料,加上油盐酱醋各种佐料,经过巧妙的烹调,便产生一种美味并且保持了营养成分。”

(王守柱、李保华编着《毛泽东的魅力》,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360-365页;《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22页。)

187.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

1939年鲁迅艺术文学院成立一周年,毛泽东为其题词: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在纪念仪式上,冼星海指挥演唱他的着名作品《黄河大合唱》,演唱像黄河本身那样雄伟,那样惊心动魄,那样表现出中国人的伟大力量。

毛泽东为演出的热烈气氛和雄伟气势所感动。当演唱结束时,他动情地连连说“好!好!好!”。

“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其实和毛泽东所说的“要有思想性,也要有艺术性”是一脉相承的。“现实主义”就是说要有“思想性”,要激励人民;“浪漫主义”就是说要有“艺术性”,要有想象,有造,给人们留下回味的空间。

188.诗言志。

(雷国珍等着《毛泽东大成智慧》,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11月版,第460页。)

50年代末开始,国际上形成了一股反华浪潮,毛泽东洞悉了这股逆流,并利用他犀利的诗人的语言予他们以迎头痛击。1959年9月1日,毛泽东致信臧克家、徐迟:

“……近日写了两首七律,录上呈正。如此为可,可上《诗刊》。全世界反动派从去年起,咒骂我们,狗血喷头。照我看好得很。他们越骂得凶,我就越高兴,让他们骂上半个世纪吧!究竟谁胜谁败?我这两首诗,也是答复那些忘八蛋的。”随信,毛泽东抄录了自己的《到韶山》、《登庐山》两首诗。

对于臧克家大家应该是非常熟悉的了,对徐迟可能比较陌生,其实徐迟在文学上的造诣也是很深的。徐迟是我国非常着名的现代诗人、散文学家。他于1931年开始写诗,1934年发表诗作《寄》、《沉重的BUS》等。1957年任《诗刊》副主编,毛泽东给臧克家和他写信的时候,他正在《诗刊》担任副主编的职务。建国后,徐迟多次深入基层,完成了《美丽?神奇?丰富》、《战争?和平?进步》和《共和国的歌》等作品。1960年定居武汉,开始从事报告文学的创作,1976年以后,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反映自然科学领域的生活,《哥德巴赫猜想》、《地质之光》及反映葛洲坝水利枢纽工作建设的《刑天舞干戚》,均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以诗人气质写报告文学,熔政论、诗和散文于一炉。

令徐迟感到最荣耀的一件事是毛泽东给他题词的事情: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和谈。毛泽东充分利用这次到敌后方的机会,和重庆的爱国人士、社会贤达进行广泛接触。在重庆文化界进步人士的一次聚会上,诗人徐迟向毛泽东请教关于诗应该怎样写的问题。毛泽东稍事沉思,没有马上回答,即席提笔潇洒地为徐迟题写了“诗言志”这三个字,作为回答。一时在重庆传为美谈。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应《诗刊》的请求,为他们再一次题写了同样的内容,为诗人们的创作指明了方向。

这三个字最早见于《尚书?尧典》,是中国诗学理论中对诗的本质特征的经典概括,被历代诗人奉为圭臬。

(刘汉民编着《毛泽东诗话词话书话集观》,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第59-60页。)

189.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报告中反映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这种意思,但是没有展开,讨论报告时,陆定一提出对于学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要让它自由。有人讲到毛泽东“百花齐放”题词所起的作用和成立历史研究委员会时毛泽东提出的“百家争鸣”的情况,建议在科学文化问题上要贯彻这两个口号。

4月28日,毛泽东听取了代表们的建议,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总结发言时,在第五点中说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可以,那种学术也可以,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正式宣布,是在1956年5月2日。当时毛泽东在最高国务院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各方人士发言之后,毛泽东又一次发言,他说:“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两千年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说,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5月26日,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在怀仁堂向知识界作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讲话一开始就说:“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工作主张百花齐放,对科学工作主张百家争鸣,这已经由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过了。”这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成为了我们科学界、文艺界所采取的一贯方针。

(袁永松主编《伟人毛泽东》(中卷),红旗出版社1997年4月版,第219页。)

190.我们的文学艺术是要为无产阶级服务的,现在有些东西表现得就不够好。

1963年11月29日晚上,前线话剧团在中南海怀仁堂演出了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闲谈中,首长们向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了解了毛泽东的生活近况。听说毛泽东的饮食起居很好,大家都很高兴。工作人员还介绍说:看这么长时间的戏,主席是有准备的。忽听有人报告:“毛主席来了,在隔壁的小休息室里”。首长们匆匆走了出去。一个声音传来:“请作者。”沈西蒙走了出去。又一个声音:“请团长。”张泽易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随即跟了进去。只见毛泽东站在客厅的中间,陪同他来的还有江青,也站在一边。主席亲切地和我们握手。江青和张泽易握手的时候说:“认识。我们在上海见过面。”介绍之后,毛泽东退回到后面一张单人沙发上,一边坐下,一边幽默地说:“我的名誉不好,都说我不看话剧。”风趣的开场白,引起了在场同志的一片笑声。主席自己解释说:“看了你的,不看他的不好,会有意见,我又没有那么多时间。”接着毛泽东把话锋一转,深思地说:“话剧是最有生命力的,最能反映现实的。”这是毛泽东对话剧艺术的高度评价,30年来(今年是毛泽东观看《霓虹灯下的哨兵》30周年)一直铭刻在张泽易的脑海中。

接下来,毛泽东还谈到《红楼梦》的问题。主席说:“我们的文学艺术是要为无产阶级服务的,现在有些东西表现得就不够好。《红楼梦》是好书,但根据它改编出来的戏剧,就没有把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统治者杀了多少人的阶级斗争给反映出来。”主席发问:“《红楼梦》里死了多少人啦?”有人作了回答。主席说:“死了这么多人嘛!”谈到京剧改革问题,主席说:“那些不好的东西,封建主义的东西不改掉,京剧是没有前途的。现在主要要搞新的、现实的东西。演那些宣传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东西,对我们今天的人,不会起到什么好作用。

京戏不改革,至少年轻人都不要看。”谈兴正浓,有人进来报告:“一切都准备好了,请主席入场。”前线话剧团最有历史意义的一场演出开始了…

(“毛泽东与我”征文组委会编《我见到了毛主席》,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313-3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