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小说没有名字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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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金店有“以金换金”的业务,条件是要交换的器物必须是纯金。我挤到柜台边,从脖子上取下项链,递到年长的营业员手中。他摊开手掌托着,粗看一眼,第一句话是:这项链是意大利工艺,换了可惜。第二句话是:份量太轻,换不出像样的戒指。我说我不管,我只要戒指,只要能戴上无名指的戒指。他似有所动地看我一眼,走到柜台上摆放有天平的一个角落里,验纯度,称重量,然后从玻璃柜里的各款戒指中找出最细巧的一只环形戒,告诉我,如果不贴钱进去,只能换这一只。我说,好,就这一只。我付了二十多块钱的加工费,把那只毫不起眼的指环套上左手的无名指。

我的心里一下子熨贴了,快乐了。结婚对我来说有了另外的意义,不一般的、不为他人所知的、隐秘如暗夜之花的意义。

婚后两天,郭卫星才发现了我手指上微微发光的物件。他歪过脑袋看看,若有所思道,无名指上的戒指,应该是婚戒啊,你给你自己买了婚戒?我说我原来就有,只不过戴在右手上,你没有在意。他说是吗?我没有在意吗?他要过我的戒指,反来复去的看,还放到鼻子下面闻,像是要嗅出蛛丝马迹的味道。当然他不可能发现任何的异常。戒指的背面只有极细小的标明纯度的几个阿拉伯数字。

他把戒指还给我,同时作了很诚恳的检讨,说婚戒应该是由他来买的,他忽略了这样一件大事,是他错,他这个人想问题总是不够周全。

我笑笑地说,没关系,我一点儿都不在意。

到出版局里开结婚证明的时候,我们还回了各自的单人宿舍,重新领到一套二居屋单元房的钥匙。那时候我们都没有什么钱,也没有装修新房的概念,稍稍打扫收拾一番,把我们原先的旧物用品搬了进去,就这样生活了。

郭卫星没有放弃他养花弄草的爱好,他从街边找来了一个打零工的木匠,在家里做了好些高高低低的花架,之后我们家里进门就如同进了植物园,地上摆着的,墙边靠着的,柜上搁着的,天花板上吊下来的,全是肥肥瘦瘦杂乱无章的盆草盆花。有一段时间我脸上的皮肤总是过敏,发红,还痒,肿,起皮屑,怎么搽药吃药都不见起效。后来医生跟我详细讨论过敏源问题,我才意识到是卧室里的盆花作怪。我把那几盆花坚决地请出房间,过敏的毛病也就不治而愈。

郭卫星给他的花草浇牛奶瓶的洗瓶水,还浇啤酒,在根部埋进鱼肚肠臭虾壳之类。夏天到了之后,从盆土中飞出无数黑色的小虫,灰色的蠕虫,有一次还爬出来一条半尺长的蚯蚓,我不在意一脚踩上去,脚底下滑滑的,吓得我魂飞魄散。我对郭卫星发誓说,无论如何我不愿意再跟这些花草共存亡,这个家里有我无花,有花无我。郭卫星无奈至极,责备我过于绝对。我说,我就是这样绝对,你是要老婆还是要花?他只好投降,把所有的花草请到窗外花架上、楼道里、门廊中,还送出几盆给邻居。他每次回家上楼,一路经过那一盆盆裸露在室外沾满灰尘的他的旧物,总是心疼。

像山洪一样奔涌而来、又像浓雾一样弥漫在我们这个家里的,是郭卫星对我的身体的欲望,没完没了、无边无际的欲望。三十多岁没有碰过女人身体的他,一旦碰到,就如同染上毒瘾,死活都不肯再放过去。

郭卫星几乎每天都要。所幸每次的时间都很短促,我们的情爱奏鸣曲总是没有前奏,没有尾声,有的只是中间展开的程式,最多有一段简单的复奏。他对我说一声:来吧。我就脱衣服,把身体放平,承接他的爱情甘露,最后自己爬起来,用毛巾或是用换下的内裤擦去污物。

我想念他,想他从前给我拭擦身体时小心轻柔的样子,想他所用的那些搓软烤热的毛巾,盒装的面巾纸,他垫在我身下的干净浴巾。我的想念如此绵长悲伤,使郭卫星摆弄我的分分秒秒都难以忍受。

郭卫星从我的身体上颓然离开之后,总是躺在一边独自微笑。他自得其乐,品味着他的那些感受,像教徒跪在神龛之前,对着神父忏悔和祈祷一样。

我们的卧室里每天都弥漫着欲望的气味,汗水、唾液和蛋白质的气味。我每天上班之前都打开窗户,让阳光和清风荡涤一遍恼人的浊气,但是没用,真的没用,一些独特的气味渗透进了地板、墙壁和我们的被褥用品,想尽办法都不能去除。

每个月有五到六天,在我来例假的日子里,我有堂而皇之的拒绝他的理由。这段时候他就很急,困兽一样团团直转,唉声叹气,食不知味。他脸上会在一夜之间冒出许多红艳艳的疙瘩,他指给我看,说,是憋的。我问他结婚之前怎么就没有?他很无辜地回答说,没抽过鸦片,怎么知道这玩意儿能够上瘾?他这句话给我的感觉,好像这一辈子是被我害了。

晚上,在电灯下面,他对着一面小圆镜子,用两枚钢币夹他脸上痘包里的脓头。夹出来一个白白的小米粒,他会发一声快乐的呜咽,捻在指头上,逼着我看。有时候脓头没有长熟,被他死命地夹了,就肿起来,还会流血,亮晶晶的一小颗,红玛瑙一样在他腮帮子上挂着。之后会有很长的日子,伤疤留在他的脸上,彰显着某种暧昧和窘迫。

多多少少,在这样的日子里,我也会有些心疼他,可怜他这一点无处释放的苦恼。

有一次他出差三天,回来的晚上就迫不及待地要我。他上床之后说:来吧。我脱了衣服,把身体躺平,两眼望天,开始想我所编的一部书稿的事情。过了好一会儿,身边没有动静。我觉得奇怪,回头看他,才发现他满脸胀红,手摸着自己的下体,正在兀自发力。我问他怎么了?他支支吾吾不肯明确回答。我把头又转回来,继续想我的事。好几分钟之后,只听他一声无奈的叹息,自语道,恐怕今天坐车累了。

我从枕边摸到内衣裤,飞快地穿上,很快就沉入睡梦之中。

接下来的一个晚上,他又想要,身体的那一个部位依然是不听指挥。他很惊惶,害怕得一塌糊涂,不住声地嘀咕:我不行了,我不行了。我看他说得可怜,伸手过去想帮一帮他。他那个小东西在我手中拼命地挣扎,扑愣愣地跳动,就是不能够展翅起飞。他用哭一样的声音告诉我,真的是不行。好日子才过了半年啊!我似笑非笑地说,就是因为这半年里你要得太狠了。一个人一生中能做多少次,大概是有个数的,就好像存在银行里的存款一样。你这么快就用光了存款,还透了支,银行当然要清理你的账户。他相信了我的话,不响,在心里盘算。过一会儿,他问我怎么办?我应该怎么办呢?他唉声叹气,绝望得好像不想再活。我说你千万不要再说你不行,你心里想着不行,就怎么都不会行。我说,你要给自己打气,说你行。他欠起身子,无比天真地问我,真是这样啊?他说,那我就说啦?他躺下去,小和尚念经一样地念开了咒语:我行,我行,我行……

他说了足有二十遍“我行”之后,结果还是不行。

他开始去医院看病,找那种广告做得很多的“男性专科”。我不陪同他去,随他怎么折腾。在他不能够对我为所欲为的日子里,我的心情非常舒畅,可以称得上“风清月朗”。我下班回家购物,做饭,洗衣,擦地,忙得一身是劲。我的确不讨厌郭卫星,只要我们之间没有身体的接触,怎么服侍他,我都是心甘情愿的。

足有两三个月的时间,我们那套两居室的空间里,唾液、汗水和蛋白质的的恼人气味消失了,换上中药熬煎后的浓浓的苦涩味道。他不断地更换医院,随之也更换处方,因此在中药的苦涩基调中,时而苦中带酸,时而苦中带腥,有时候还有臭虫放屁的那种怪异,甚至是令人呕吐的狐骚气。如果我一顿饭吃得过饱,他在家里熬上了中药,我就要赶快跑出去散步,否则闻了之后我会把吃下去的饭菜全部翻倒进厕所。

老祖宗的传统医学还是卓有成效的,郭卫星服用了一段时间的汤药和成药之后,终于又有一天“行了”。但是他从此不敢挥霍他的“银行存款”,他精心计息着本钱和利息,小心翼翼地用,精打细算地用,一星期花销一次,最多两次。

有钱存着还是好啊。郭卫星花过钱之后,总要心满意足地说上这么一句,像从前乡村里守财的老地主。

冬天,他去广州参加化工系统的一个会议,事先跟我说好了,会议结束他先不走,我飞到广州跟他会合,然后我们去游一趟海南。

我们相爱的这么多年中,双双出游是第一次。这是由我们从前的经济基础决定的。我的工资很多年里一直在百元上下徘徊,他的家庭负担又相当沉重,我们没有能力四处潇洒。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十分直接,不放入工资口袋里的奖金开始让我们敢于花钱,也有了花钱的相对自由。

我带着简单的行装走出白云机场,在大厅接客的人群中看见他时,他手里已经捏好了两张飞往海口的机票。时间上衔接得正好,我甚至都不用走出机场大厅。他依然是那个办事周到和用心的人。

飞机飞到海口,住了一夜之后,我们又搭汽车到三亚。旅途中我们的心情很放松,遥远的南国海疆不可能撞上任何一个相熟者,绝对不可能。很多年前我就梦想着能够有一天大大方方挽着他的胳膊散步,现在终于做到了。走在海风吹拂的椰树下,看阳光透过肥大的椰叶洒下的影子,我把心里的快乐告诉他,他无声地灿烂地笑,把我套在他肘弯里的胳膊举起来,让我摸他的脸。他说,你觉得我老了吗?我们从今天开始过好日子,还来得及吗?

他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声音忽然地有一点抖。我转头看他,发现他眼角有东西闪了一闪。我愣住了。这么多年,他从来没有在我面前如此伤感过,我认为这不是一件好事情。而且,从一开始,他打电话给我,把他想跟我游海南的计划告诉我的时候,我心里就有咯噔的一声响。我一直都认为,幸福不可能无缘无故在一个人的身上降临,一朵花开到最艳处,是顶点,也是终点,因为接踵而来的是枯萎,是败落。与其盛极而衰,还不如在庸常平和中慢慢地打熬,希望着,又失望着,这样地过完一生。

但是,我不能对他说啊,在我们最快乐最幸福的日子里,我不能把我心里的忧虑说出来,让海南美丽的天空海水蒙上阴影啊。

天涯海角处聚集了无数卖珍珠和贝壳的小姑娘,他给我买了一串淡红色的珍珠项链。我没有戴到脖子上,却把它圈在头顶,中间那个串成心形的珍珠坠子,正好搭在额头的正中,眉心之上。他退后一步,偏头看着,称赞我很有创意,他说我这个样子像蒙古公主。然后,他忽然想到什么似的,目光落在我的脖颈处。我知道他在找那根十字架的项链,我就把左手举起来,让他看无名指上的婚戒。我说,我的丈夫是你。他一下子怔住了,轻轻地打一个颤,嘴巴张开,嘴角的肌肉僵直,眼睛里的亮光一点点地暗下去,暗下去,暗成了一片灰白色的沙。

这样的伤感,这样的哀痛,从前在他身上真是没有的。

傍晚,日落之前,海滩上出了事。一个下海游泳的女孩,仗着水性好,在水里玩着玩着,兴致大发,一直游到了海水深处的防鲨网边,结果被丝网缠住了头发。她大声呼救,救援人员赶过去帮忙,却是越忙越乱,头发在海水中搅成一团乱麻,怎么撕扯都扯不开,又没有即刻能用上的刀和剪,女孩活生生地就在水中淹死了。

她的男朋友,一个眉清目秀的小伙子,跪在女孩雪白的尸体边,撕心裂肺地哭,绝望得拿石块砸自己的头,砸得血流满面。许多人围着,劝他,拉他,陪他叹息和流泪。

我站在人圈的外围,浑身颤抖,手脚瘫软得没有一点劲。他把我揽住,连抱带拖,带我离开了现场。那天晚上躺在宾馆洁净的床单上,听着海潮拍岸的哗哗声,我问他,我们两个人不会像这样分开吧?他马上用嘴巴堵住我的嘴。怎么可能呢?他说,我们两个都不会游泳,一辈子都不会出这样的事。

这样,我们就谈到了死。我说,死亡总是有先后的,我希望我能够死在他前面,留下他一个人伤心。我还说,等我死的时候,追悼会上千万不要放哀乐,要放《人鬼情未了》,就是那个美国电影里的插曲,这样,不管我在天堂还是在地狱,我的灵魂会跟着音乐找到他。我又说,万一,我说,万一,我不能够死在他前面,那么我肯定不会去参加他的追悼会,因为我不能够接受这个事实,会当众失态,这样,对他的影响不好。

在我激动的时候,他的情绪总是会反行其道的平静。他平静地听完我说的一切,笑了一笑,作一个最后的点评:如果他真的死了,他又在乎什么影响不影响?

我抱住他,把头埋在他的肩窝,跟着笑起来。我笑得双肩轻抖,但是心里很酸涩。我这样把头埋着,也是生怕他看见我不小心笑出来的眼泪。

法国作家雨果有一本长篇名着,叫《九三年》,读大学的时候我在图书馆里借来看过,就是我每天用书包帮唐仁占位子的那段时间。后来我一直想买,没有买到。好像文革之后就没有再版。

一九九三年,跟雨果笔下的时代隔了整整两百年后,我的家里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撇开时代和社会不谈,相对于一个家庭,这样的变化是巨大的和惊人的。

首先是我妹妹和妹夫的生活。我妹妹一直在县级机关幼儿园工作,妹夫先当小学体育老师,后来提拔为小学校长。他们有一个先天性心脏病的大儿子,又有一个虎头虎脑非常健康的小儿子,上天对他们不够宽厚,可也不算太薄,起码在家乡的小县城里,他们两个人的日子是恩恩爱爱、令人羡艳的。

可是有一天,一个年近六十的旅美华侨找上门来,宣称我妹夫是他亲生的儿子。三十年前他被打为“右派”,从上海的大学里下放到县城,从县城再到农村,跟房东家的女儿相爱,有了我的妹夫。房东害怕跟“右派”结缘,匆匆把怀孕的女儿嫁掉。几年之后大学教师回到上海,七十年代经香港又到美国,创业置家,如今已经是一家国际企业的总裁。老头儿泣不成声地跪在我妹夫面前,口口声声说是对不起儿子,说他找儿子找了整整十年,光是一趟一趟来回美国的机票就能摞起一迭。他先是要求妹妹一家跟他去美国定居,妹妹妹夫没有同意。他又要留给妹夫一笔巨款,妹夫挺有志气,同样拒绝接受。最后老头儿把他患病的孙子带走,请美国的医生替孩子做心脏手术。妹夫以为这事情就这么了结了,以后父子爷孙间常来常往,当亲戚走动着,也很不错。谁知道半年之后,老头儿又一次回国,在省城以妹夫的名字注册了一间公司,执意要赶着他的儿孙们往富裕的路上走。怎么办呢?公司办都办起来了,总是要有人打理有人照料的吧?妹夫妹妹只好辞职,从县城里拔出了他们的根子,一家伙扎到大城市里,开始了他们的另一番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