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纳西族风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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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商贸交通(1)

纳西族地处川、藏、滇三省交界地区,长期以来,与汉、藏、白等民族保持着政治上、文化上、经济上的密切联系。商贸交通在这种交流交往中所发挥的作用无疑是十分巨大的。据汉文献记载,早在汉代,活动于川西地区的牦牛夷便与巴蜀地区有频繁的商贸往来。《三国志》卷十三载曰:“(越温)郡有旧道,经牦牛至成都,既平且近。自牦牛绝道,已百余年,更由安上,既险且远。嶷遣左右石斋货币赐路,重令路姑喻意。路乃率兄弟妻子悉诣嶷。嶷与盟誓,开通旧道,千里肃清,复古亭驿,奏对路为牦牛田句毗王,遣使将路朝贡。后,主于是加嶷抚戎将军,领野如故”。除了这里所称的牦牛道、安上道之外,当时通过纳西族先民居住区的还有连接川滇,并通往缅甸、印度的国际商道--灵光道。《后汉书》卷八十六载曰:“延光二年,春,旄牛夷叛,攻零关,杀长吏。益州刺史张乔与西郎尉击破之”。这里的“零关”,即“灵关”。孝武年间,“通博南山,渡兰仓水、耆奚谷,置隽唐、不韦二县”(《华阳国志、南中志》),又一条从内地通往缅甸的商道--博南道被打通,加速了纳西族先民与周边地区的交流。

至隋唐时代,纳西族先民之一支越过金沙江进入宾川地区,在那里建立了越析诏,另一支在现今的丽江县巨甸一带建立有铁桥城。以这些政治、军事中心为依托,经济贸易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如《蛮书》卷八中提及的商品便有缯帛、毡剡、金、银、瑟瑟、牛、羊等。而在此之前,则以交易盐、铁、漆、马、牦牛为主。如《史记》卷一百一十六中就称:“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童、髦牛,以此巴蜀殷富”。

在明代,随着木氏土司政治、军事势力的不断扩大,丽江一带成为连接四川、大理、西藏、印度的必经商道。《明史》称:入藏“必以丽江为正路”。从此开始,纳西族正式发挥汉藏文化交流中的传递手作用,并成功地建立起丽江古城,使之变成了滇西北地区多民族经济贸易的集散地。

至清代雍正年间实行改土归流以后,以丽江为中心的商贸活动更加频繁。仅就丽江坝子而言,除大研镇外还有依古街、刺萨街、鲁古街、束河街、白沙街。在金沙江沿线则出现了石鼓街、大具街、巨甸街,维西县保和镇、中甸县中心镇、宁蒗县永宁皮匠街等,它们都是纳西等民族的商贸活动区。

民国初年,纳西族地区的经济更加繁荣。一时之间,商贾云集,来自大理、腾冲、昭通、鹤庆、北京、上海、山东、四川、西藏、湖南、江西等地的商人在丽江开设了数百个店号,加上本民族商人开设的众多店铺,小小丽江,俨如香港。这个时期所经营的商品主要有日用百货、大烟、山货、皮毛、药材、土杂等,各大店号还派员到维西、康定、拉萨等地进行购销。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日寇封锁了太平洋上交通线,占领了我国东北、华北、东南沿海广大地区,缅甸亦一度为其所攻占,使得中印贸易空前发展。纳西族地区因处于陪都重庆与印度之间,其国际商贸地位变得十分重要。短短几年,丽江便成了中印贸易的转货站之一。于是,纳西族商人的商贸规模、范围都得到极大的扩展。除有更多的人继续在藏区从事大烟、茶叶、山货、肉食、武器、金银、药材等生意之外,一代国际商贩崭露头角,不少人在孟买、加尔各达、哥伦堡、加德满都以及国内的拉萨、昌都、康定、下关、昆明、雅安、成都、重庆、上海、香港开设分号,将纳西族的商贸经济推向了新高潮。

商贸经济的发展使纳西族社会充满了新的活力,并孕育出了一个特殊的社会环境--城市,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市民。这使纳西族在旧有的巫术文化、民俗文化之基础上产生了雅文化。商贸经济的发展还大大加强了纳西族的内聚力,各地、各个支系的纳西族同胞都赶着马帮前来丽江等地从事商贸活动,加入到全民族性的商业经济体系之中。根据调查资料表明,盐源、木里、盐边、盐井、永宁、浪渠等地的纳日男子大都有过奔走在从四川通过丽江、前往西藏的商道上的经历。维西、永胜、中甸等地的纳恒人、阮可人、摩里摩挲人等亦都有赖于丽江市场为其提供日常生活中的消费品。

发达的商贸经济、悠久的商贸历史在纳西族的民俗文化中得到了折射。比如东巴经典中的《买卖寿岁》便是其例,与汉族古代利用药物及技术手段延年益寿不同,纳西人用买与卖巧妙处理了生死去留问题。一岁之始,东巴祭师要随着晨鸡的啼鸣前去水泉处买水。老人仙逝,纳西人讳称其已去买盐。嫁女娶妻,无不以买、卖女子相称。商品观念已经渗透到生活的任何一个角落。民间长诗《赶马》正是正面描写茶马古道上商贸活动的代表作品,其中所涉及的商品便达近百种之多。《筑城》这个作品则描写了纳西族人民建筑城池、发展经济的场面。

一、城镇

纳西族地区早有城镇,如南诏时代,纳西族先民就在滇川交界地区建有昆明城、松外城、小婆城、大婆城、三探览城、铁桥城。当然,这些城池功能单一,主要用作政治中心及军事攻防设施,商贸色彩并不浓厚。在近代,纳西族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城镇无疑是大研古城,“府治在大研厢,洪武十六年,士官知府木得修建”。《滇南闻见录》上卷描写得更为具体:“郡城西关外有集场一所,宽五六亩,四面皆店铺,每日巳刻,男妇贸易者云集,薄暮始散,固逼近像山,山水流澌入市,然后东注于溪湖”。

大研古城以四方街为中心向四方辐射,家家流水、户户垂杨,街道两旁的建筑物均设铺面。而且,每条街巷均有专业分工,如有鸡市、猪市、草市、屠宰街、铜匠街、造纸街、卖鸡豆桥等,既便于管理,又能保证城镇的整洁。

在纳西语中,大研古城叫“公本”,即设仓库之村,很可能与明代建万镒库于此而得名。而且,将城称村表明大研古城是从村落演变为城镇的一个范例。早期,古城人口以纳西族为主体,由纳、汉、白、藏等民族构成。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城中的汉、白、藏等民族居民已经被同化成了纳西族。

大研古城的街面皆由五花石铺成,为保证街面的干净美观,古城居民中长期保留有洗街民俗。即,每过数日,在较高处开启水闸,使清水流过街面,以冲洗泥污秽物。这一习俗起始于清代,《滇南闻见录》上卷中有这样的记载:“……各就门面铺砌石街,于进水之口筑一小闸,晨则下闸阻水,不得入街。暮则放启闸,放水涤荡使净,俾入市者既免于泞泥,又免于尘埃,而水仍由市流行,当无所碍……”

在近代蒸蒸日上的商贸活动中,许多纳西族商人、工匠移民外地,在川、康、滇、藏地区建立了新的定居点,而这些定居点又往往成为当地的经济中心。永宁皮匠街便是这方面的一个典范。

皮匠街坐落在永宁坝子北侧的开基河边,紧紧依托着扎美戈寺而存在。在民国初年,从丽江束河、白沙等地迁来数户制作皮革品的皮匠始经营、贩卖皮鞋等生意。由于生意兴隆,其后陆续迁入缝纫、酿酒、制金银铜器、粮油加工等方面的工匠与商人,皮匠街初具规模。到20世纪五十年代初,这里已是一个拥有十字街及三十余户商人的集镇。除纳西族商人外,在这个集镇中从事商贸活动的还有藏、汉、彝、白等民族的客商。由永宁往丽江、永胜转运猪膘肉、皮革者,由藏区运来贝母、大黄等药材者,由四川盐源运来食盐、鹿角等山货者等等,都以皮匠街作为一个理想的转运站,带动了周边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