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思索近年来短篇小说艺术上的变化时，我总无法忘记李锐的《厚土》给我的冲击和震惊，那黄土地的浑茫意象，那民族灵魂的无尽意味，连同搏动在这片大地上的生命，萦回脑际，至今不曾淡薄。这是以“吕梁山印象”为总副题的七个短篇，在八六年十一期的《上海文学》、《人民文学》和《山西文学》上同时登出。作者李锐虽然年轻，小说本身却不能不说是格调沉郁，语言老辣，意味丰溢的，它们是经过艰辛锻打的、真正意义上的短篇小说。短篇的写法自是千变万化，但这些作品对于熔铸当代短篇创作的审美新素质无疑具有不可轻视的启迪价值。
也许，最容易看出的，是它们的凝重和简洁，倘若把这些每篇三四千言的作品杂入每年数以千万的短篇小说之海，放进某种浮华、冗繁、玄思、寡淡、无节制的风气中，那将形成一种尖锐的对照。作者自云，若按他以往的写法，这里的每个短篇都不难撑开来扩大为中篇，读过《厚土》的人可以相信这不是夸大其词。作者以如此少的文字写出了如此多的东西，舍得把多年的体味累积浓缩后付之寥寥几个短篇，其创作态度之严谨，忠于艺术之执着，确也难能可贵。
然而，我所说的《厚土》的启迪价值决不限于篇幅的简洁，甚至重要的并不在这里。我以为重要的是，这些作品在表现民族文化心理上怎样打开了新生面，怎样处理历史与现实，文化与人的关系，怎样一面受到前一阶段文化寻根思潮的濡染启发，一面又能另辟路径，出之以鲜活的富于原料意味的生活血肉，以及怎样承担起对短篇来说是超负荷的重载，独创性地谋求文体与意味的统一等等。
《厚土》七章所写的，细加思量，原不过是黄土高原上一些习焉不察的、周而复始的、占据着最大时空的人事片断和生活情状，仿佛作者忘记了加工提炼，也不露出呕心沥血经营的痕迹，只是一任生活自在自足地，以其惯有的方式，在厚土之上蠕动浮沉。这是些染着浓重的黄土颜色，平凡而单调的现象，时代的变迁虽不断把新的内容缠夹进来，然终究未能从根本上更换其文化模式。这是重复了多少个世纪的悲喜剧。要精确地述说这些在单调黄土掩映下的韵味是很困难的，我们只能说，它所写的是：在炎炎烈日下锄禾时感到的沉闷和匮乏（《锄禾》），台坟做“干丧”时顷刻的毛骨悚然和事后一切如故的默然（《合坟》），无比滑稽的专制和赢得几分钟自由后的莫名惶遽（《选赋》），那无边的静夜和静夜里生命冲动的消耗（《假婚》），那因女性而起的仇隙和因占有欲得以补偿后的重归平静（《眼石》），那被贫困钝化了的羞耻感和永不寂灭的对新生活的憧憬（《古老峪》），以及牧羊老人因生命衰老而看山、看牛、看人、看大自然时的无尽思绪（《看山》）……这一切沉默的、善良的、又是坚忍的灵魂们，在他们不自知的外在与内在传统制约下所表露的欢欣、恐惧、放纵、挟怨、忍从、梦幻，就是充盈于整个《厚土》中的血肉。这不是很平常很平常么？在外来客看来或不免于惊愕，但对黄土地上的生灵们说来，实在没有什么可奇怪的：生活，不就曾经是这样的吗？然而，正是透过这些寻常现象，却令我们不断心怦怦然，我们感到的不再是一时一地的善善恶恶，也非一般的政治评断和道德评价，而是有一种极潜在极绵长极难变易的东西--思接千载的对民族气质基因的求索，对于与地域、自然，历史、社会相吻合的民族内在心理机制的观照，对运转不息的民族行为模式的沉思--牵动了我们的心灵，并使我们把这众多黄土颜色的生活断片整合为一体。孔子有云：“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广厚，载华岳而不重，撼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倘把这话当作比喻，我读《厚土》，其感受正与此种境界暗合。现在看得明白，《厚土》主要是对我们民族文化心理积淀，或也可借用“集体无意识”这一概念加以说明的某种文化现象的批判和反省。这种批判和反省的现实意义原是不言而喻的，它与民族悲观主义并无必然联系，也未必会一定导致轻蔑人民的贵族化倾向。不错，《厚土》所写是着重于民族心态中沉重、黯淡、消极的一面，但只要想到作者是以文化的眼光，着重于民族心理素质的探溯，想到作者所写的吕梁山区因种种复杂原因造成的贫瘠有其特殊性，作者何以出此笔墨便不难理解了。指出这一点也许并不多余。至于作者在把握黄土地上生活的常与变，在表现文化心理的正与负上有无偏颇，那是另一问题，我将在最后谈到。正因为如上所说，《厚土》的意味是深永的，我们对它作一寻绎和索解也就很值得了。
我设想，《厚土》的作者首先面临的是文体与意味的矛盾。我们应时时意识到，《厚土》的体制是“短篇小说”；而一般说来，短篇小说的优势在于其现实性和敏锐性。它最宜于抓取正在行进中的兔起鹘落、稍从即逝的生活，它常常是作为时代的神经而非时代的丰碑出现的。由于它的体制之短小，犹如小说中的短枪和匕首，它是更易于近距离地贴近时代生活的胸膛的。如果说，体制的大小与时空距离不无隐秘的函数关系，那么，短篇小说的时空不宜过于长阔就是有道理的。这当然是就一般意义而言。可是，手握“短篇小说”的李锐，给自己提出的任务却是既广且厚的，他面对并试图深入的是抓不住、看不见却弥漫于一切角隅的“文化”，是世世代代被文化的“厚土”所围顿着的人们的处境。这样，短篇之短与“文化”之长，短篇之小与民族性格之大就产生了矛盾。事实上，并非李锐一人也非李锐第一个遇到这种矛盾，这矛盾实乃近年来文化意识的觉醒和强化向创作提出的新问题，它自有其普遍性。在文学满足于写出短期内的政治、政策、经济、价值观念的变动时，这样的矛盾还并不突出；只有闯入文化领域，反思民族文化心理的时候，这新的矛盾才出现了。当然，这样说央不意味着只有侧重揭示文化心理的作品才是最深刻的。那些或从政治的、经济的，或从伦理道德的，人生价值的角度出发的作品，同样有可能达到深刻的层次。正象丹纳所说的，一部作品能否逃避象“时装”、象“落叶”一样遽尔凋谢的命运，关键在于它所揭示的“精神地层”的深度。
那么，李锐是怎样解决他所面临的文体与意味、艺术形式与“精神地层”的矛盾的呢？我以为，首先在于他能以短取长。这就是说，为了适应他的艺术表现目的的需要，他在生活原料的选择上，是注重于选取稳定的、变化缓慢的、不断重现的具有内在长时态的生活。应该承认，生活是有不同时空形态的。一阵飓风，一次地震，一场战争，这是短时态；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变迁，意识更新，这是中等时态；而文化传统，地域气候，民族心理素质等等，则是变化极缓慢的，这就是长时态。我认为这种长时态的东西具有不断重现的特质，尽管每次“重现”都会染上特定时期的时代色彩和现实内容，但那潜藏的心理机制和心理结构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试看涌动在《厚土》里的生活戏剧，哪一桩不是基于一种稳定的心理结构吗？《锄禾》的结尾有一细节：在烈日下锄禾的人惶急中跑到一处古坟撒尿，“热辣辣的水喷涌而出，被焦黄的液体打湿了的墓碑上显出一行字迹来：大清乾隆陆拾岁次已卯柒月吉日立。没风、没云，红楞楞的火盆一眨眼就把字迹烤没了。”小说也就于此煞尾。这粗糙的场面貌似全无意义但这“无意义”中正隐伏着深刻的意味。我们可能会蓦然感到时光已流逝了许多，但转而又觉得时光似乎凝定：“刻痕仿佛是刚凿出来的”。这里不是有种轮回和重现之感吗？这意味其实是很合乎规定情景的：小说的背景是四害横行现代迷信甚浓的时刻；小说的环境是生产方式极落后，对外交往极闭锁的吕梁山区；小说的具体时空又是被叫做“裤档”的一片狭地，一个最酷热难当的锄禾的正午。使我们惊异的是，象如此原料般粗砺的场景，却可以由一极小极具体的时空隐括一个漫长广大的时空。又如，《合坟》的开端写老太婆纺麻，有这样一段文字：
院门前，一只被磨细了的枣木纺棰，在一双苍老的手上灵巧地旋转着，浅黄色的麻一缕一缕地加进旋转中来，仿佛不会终了似的，把丝丝缕缕地岁月也拧在一起……你忽然就觉得，下沉的太阳不是堕向西山，而是落进了她那双昏花的老眼。
这是很有象征意味的，是把永恒集于刹那，把生死溶于一端，让我们感受到无尽的时间长河正从老太婆的一双手和永不会终了的麻丝中流驶着。其实，这也正是整个《厚土》处理时空的特色所在：动中之静，变中之常。
我们实际已接触到了《厚土》的文体与意味达成统一的秘密。所谓“以短取长”，并不指选取外在型态上长阔的时空，也不是选择久历时间的某一个事件人物，事情恰恰相反，小说所选取的往往是现实中的一顷刻一瞬间，一股心绪，一桩小冲突，一个最平常的夜晚和正午，一种最普通的生活礼俗，在具体时空上非常短暂，但是，就其在经过千百年的积淀、凝结、模式化的意识上，这一切又是长时态的。这种表现手法有点类似于艾略特所说的“客观对应物”。就是说，作家总是找到一套客观物，一个场景，一串事件，来激发读者久已深悟并潜藏着某种与之平行对应的情感和理解。当然，更容易使我们联想到的还是贝尔的“有意味的形式。”贝尔把“意味”神秘化，排斥一切社会历史内容和人间日常感情，是我们不同意的。但我们无须因之否定“有意味的形式”的存在。当我们把它看作人类社会实践的结晶，看作漫长历史的凝结物，看作人类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异质同构的时候，就不会怀疑它的神秘存在了。《厚土》达到了怎样的境界是可以讨论的，它的各篇之间也有精粗深浅之差异，但是，只有把这些平凡场景与几千年社会实践的文化结果相联系，看到这些场面与黄土地上人们的深层心理结构的对应关系才便于理解其底蕴，却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在这里我们提到和试图利用贝尔理论的合理成份，就决不是一种时髦的牵强附会。《选赋》中的“选”的形式的荒唐固然愚昧，但那“选”后无主的惶恐、不安，与奴性有无关系呢？《合坟》中“挖出的岁月”与地面上的岁月固然不同，但叱骂着“又是迷信”的老支书自己其实在继续着千百年的迷信，他和村民对死者深怀悲悼却又想不出比“合坟”更好的祭奠亡魂的方式；《假婚》中性饥饿的男人和肠胃饥饿的女人之间的全部关系，包括“过了一水”的驱不散的念头给男人加倍的疯狂，难道不是把这片土地上以性的等价物出现的妇女观和盘端出了吗？读《厚土》我们一面感到每个场景极为具体逼真，一面又觉得每个场景都是一种“喻体”，借以暗喻着民族文化心理的某些方面，作者其实是经过艰苦提炼和重新组合的。贝尔说：“只有简化，才能把有意味的东西从大量无意味的东西中抽取出来”，《厚土》的作者似正致力于此，他所有的人物全都没有名性，没有无关的回叙交代，突然在一种原料般逼真的生活中露面又消失，只要行动的后面有幽深的意味对应即可。《厚土》就这样把具象与抽象，形式与意味、瞬间与永久统一在广袤的厚土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