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的一年时间里，从维熙先后发表了长篇小说《北国草》、中篇小说《雪落黄河静无声》和《白云飘落天幕》等作品。单从数量上已可见出从维熙耕耘的辛勤，何况这些作品绝不只是一种数量的显示。这些小说题材内容各不相同，我们也许还不容易找出一个顺通的门径来认识和概括它们，可它们所具有的新意和特点却是不应忽视的。
《北国草》描绘50年代中期一支青年垦荒队队员们的生活及感情波澜。题材和手法也许并不很新，可是，这部作品却在读者中反响强烈，使许多青年读者受到感染。那么，这种激动人心的力量始源何处呢？我想，它不来源于某些貌似深奥的哲理，更不来源于一些稀奇古怪的爱情纠葛，而是来自于它形象地阐述了追求人生价值的正确途径，来自于人物的高尚情操。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从维熙把历史生活同现实人生巧妙地连接起来，用一幅色彩分明的历史生活画鼓舞今日期盼进取的青年，给彷徨者以启示。人生的价值是什么，应当如何追求自己的价值？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和理解也许有各式各样。然而，正确的却只有一种，那就是创造，就是为人类的幸福和社会的进步献出自己全部的才智与劳动。以卢华为首的垦荒队员们除了如迟大冰那样的政治投机者外，不就是怀着这样的理想和愿望，离开父母，离开城市，走向茫茫荒原的吗？在寒冷的北国，尽管生活艰难，劳动也十分苦累，可他们的精神是振奋的、充实的。他们用满腔的热情融化冰雪，用辛勤的劳动唤醒沉睡千万年的处女地，从而也真正找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作者笔绘往日，意在今天，所以小说在青年读者的心头迸出火花，也是意料中的事了。
在从维熙写于新时期的小说中，《北国草》展示了又一个新的生活领域。作品由于主题思想、环境和人物的转变，在格调、意境等方面与他的那些被人们称为“大墙文学”的小说迥然不同。《北国草》里的生活虽说也有矛盾和斗争，但它给人的感觉是清新明丽的。这里描绘了许多的困苦和艰难、欢乐和忧伤，可都充溢着蓬勃的激情。或许作者把某些当时还不甚明了的事情描绘得更分明了（如诸葛井瑞对迟大冰的认识），又把自己的情感和理想较多地赋予了作品中的人物；但从维熙毕竟未失现实主义作家本色。我赞赏《北国草》里那幅广阔而又别具风情的北国生活画，赞赏诸如卢华、马俊友、俞秋兰、邹丽梅、贺志彪、迟大冰等一批性格分明的青年形象。尽管近几年我读过不少表现青年人在北疆生活和劳动的小说新作，但《北国草》这样的小说仍然飨我以十分新鲜的感受。
新时期以来，从维熙以自己的经历体验为依托，把一枝粗重的笔伸到了“大墙”之内，给我们的当代文学开拓了一个新的题材领域。他在这个领域精耕细作，给读者展示出那么众多的五色图画，着实让人目不暇接。最近一年，他的“保留剧目”竟又开掘出了新意：在《雪落黄河静无声》里，一对被错划为右派的男女在劳改农场偶然地相识了，相爱了，而且爱得又十分深沉。春风送暖，严寒消退，苦恋的人佳期临近，谁知突然翻起的一页旧帐竟置二人于大河的两岸。我们的男主人公范汉儒终于不能谅解和容忍情人陶莹莹曾经犯有的叛国未遂罪；陶莹莹自知过失深重，难以接受宽恕。她与他终于分手了，分手在黄河的岸边。也许这样的结局是让人遗憾的，但比起这个遗憾来，范汉儒对祖国母亲那种至高无尚的爱不更值得敬佩吗？范汉儒自然不是一个泥塑的偶像，同样需要生活的温暖和异性的爱抚，可他感受最深的温暖和爱抚却是来自伟大的祖国母亲。尽管这母亲也曾委屈过他，但他始终不改对母亲的最无私最诚挚的爱。他知道，曾轻侮过祖国母亲的陶莹莹是会把全部的热情献给他的；可他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绝难从这些热情中抹去那轻侮行为留下的痕迹，并把自己的热情献给对方。爱情是坚固的，也是脆弱的。坚固在于双方毫无隙间，脆弱在于它容不得一点虚伪。因之，把范、陶爱情的终结理解成一场爱的破裂，还不如理解成一次爱的升华更为准确。冷静的读者、执法识法的人也许会对范汉儒评价陶莹莹的结论提出异议，并据此责难范汉儒的偏执。这都是允许或不无道理的。但是，在法与人的情感之间，在每个人的选偶标准中，既是有间隔的，又是各不相同的。既然范汉儒容忍不了陶莹莹曾有过的行为，尽管它于法不否、于理有悖，但结束婚约却是他的自由。我们似不应因其毁约而责难他，并进而指斥作家。
范汉儒同陶莹莹的一场爱情风波开始得那般地缺少色彩，结局又是这样地令人遗憾。这较之那些充满卿卿我我、月下艳遇的爱情故事来，当然不能满足猎奇者的嗜欲。可是，这场爱情却又是这般严肃、庄重，这般令人动情，让人透过眩目的色彩看到真正的生活，看到像黄河那样的波涛汹涌、大起大落的性格本色。但可惜的是，作品每节的题叙露出的求新意图却近于造作油滑的毛病。这毛病在我们后面即将谈及的《白云飘落天幕》中也未能幸免。作者意在表现手法的更新，可在自囿如我者却感到一点俗气，破坏了作品固有的庄重，也冲淡了它在表现手法上的朴素严谨的风格。
《白云飘落天幕》或许是一种人生哲理的形象演示，只是这种演示建立在坚实的生活体验的基础上，使人不觉演示的痕迹，反觉深意存矣。在劳改农场时，白洁峰活得那么坚强，那么充满信念和生活勇气。到了春暖花开时节，他却走上了完全出人意料的人生途程。他依靠在国外开银行的父亲的资助，整天浪迹于公园鸟市，用心经营的再不是自己擅长的数学，却是容身的住室。过去他盼望春天，如今春天来了，他却像一朵白云，伴随拂晓时的残星渐渐隐没。有趣的是，同样被错划为右派的林逸在劳改农场时不耐精神上的苦闷，曾“自缚溺水”未遂，在生机勃勃的春日却一扫昔日的沉闷，拖着一条致残的腿，为自学青年辅导，最后还主动请求并被批准到西藏工作，在生活与工作两方面扎稳了根基。生活是这样的纷纭，人生是这般无常；坚强的变成了软弱的，软弱的变成了坚强的。说白洁峰的变是因为一个“钱”字，这回答有据，然而过于泛泛。但作者看到林逸因追求理想而发生的变却是十分准确的。人们对理想的追求或许毕生并无所成，但悲哀常常不在于此，而在于半途中的停步。白洁峰的悲剧意义正在于斯，林逸之令人振奋亦在于斯。小说在对比手法的运用上难免会有失当处，但惊人之处正在于对比的分明。
记得五年前，从维熙在一篇小说的末尾提示说虽然春天来了，但绝不能忘记严寒给予人们的苦难。”这或许是作者从当时的生活中生发出的一种感慨，可我们从他此后的不少小说中却时常可以感到这种态度的影响。在这些小说里，从维熙多是写严峻的题材，把严寒给人们造成的种种苦难、人们在这种严寒中葆有的忠贞和良知以及他们所进行的有限抗争一一描绘给读者，让人深感昔日生活的峻烈和作家的忧愤。这些作品自然是新时期的产物，但其触角大多是伸向过去，意在告诫人们切莫忘记那患难深重的年月。
但是，从《北国草》开始，从维熙小说的触角有了一种内在的变化。尽管作品的题材、情节、人物往往仍与过去的生活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乃至描绘的完全是过去了的生活事件，但作品的意旨显然是着眼于今天的生活。在这些小说中，我们不难感到从维熙似乎正处在一种情不自抑的时候。他希望人们珍惜这大好的春日，振奋起来，行动起来；他切盼青年人燃起昔日的青春烈火，呼唤人们把对祖国母亲的挚爱化为实际的行动。如果说他此前的小说旨在认识过去，那么这些近作则在于鼓舞人们创造未来。这也正是他时过20多年还去描绘50年代青年垦荒生活，赞扬那种无私无畏的“拓荒”精神，欣喜林逸的新生，哀惋白洁峰的“飘落”，称颂范汉儒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行为的根源所在。
不能用从维熙小说思想触角的这一转变规范其他作家的作品。但在从维熙自己的小说创作中，这毕竟是一个新阶段的开始，表明了作者创作的新进展。文学的脚步正应与社会生活的脚步同一。作家离开了对现实生活的正确认识和把握，离开了正确的指导思想，是不易给一个时代留下好作品的。不论你描绘什么样的题材，都会是如此。
在表现手法上，我同样感到了从维熙急切求新的心情，以及因而暂时出现的某些慌乱。在这三部小说中，我以为《北国草》的手法虽说陈旧了些，但作者运用自如，其表现力也强。在两部中篇小说中，作者刻意寻求新的、生动的技法，但似乎不称手的地方常有。除了前面提到的每节题叙略有造作感外，某些地方还存在条理不很清楚的毛病。表现手法的新颖无疑是作品给人以新鲜感的重要因素，但最根本的却在于作家作品是否对社会生活、对题材有了新的认识和新的开掘。
一些评论家指出，从维熙小说中存在着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此论虽不无根据，但我以为，富于理想、注重感情的抒发、情节曲折、对比强烈等等似乎还不是浪漫主义作品的根本特点。浪漫主义文学讲究抒写作者的主观成份和理想化的创造，而不执守于完全真实地反映生活现实。而这些特点在从维熙小说中表现得并不明显。他的小说之所以动人，最重要的是它的真实性，是作者比较生动形象地再现了生活一可这正是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魅力所在。几年前，秦兆阳同志曾说现在，我们的作家把现实主义运用到了过分老实的地步。”这话确实切中我们文学创作的一个弊端。从维熙小说中虽有一些浪漫主义因素，但从我们文学创作的现状、从他作品所反映的内容、从他自己的经历等方面看，他的作品的现实主义基调还是非常突出的。
（1984年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