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报告文学的发展踪迹及兴盛原因
报告文学的兴盛是近些年来文坛上令人十分瞩目的现象。即使在目前，当不少人认为小说和诗歌创作走向低谷、走向冷清的时候，报肯文学创作依然生机勃勃，屡屡在读者中引起轰动。因为许多优秀作家作品的出现和存在，因为报告文学自身的不断完善与发展，报告文学再也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亚文学”、是“边缘文学”，它已跳出过去多年人们把它视为散文之一种形式的框架，而完全以特殊的性格独立于文坛，成为与诗歌、小说、散文等文学形式相并列的一种新型的文学形式了。
自30年代初报告文学这种文学形式被介绍到我国之后，报告文学在其发展进程中虽然也有过几个小高潮出现，但是截止“文革”结束的1976年以前，人们对报告文学这种新型文学形式的认识、理解、把握显然并不是完全充分和适当的。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报告文学创作无论从题材、内容、形式方面讲，都比较狭窄和单一。50年代中期，一些报告文学作品受到严厉批判正是这种狭窄和单一情形的证明。在处处受到约束的年月，报告文学的发展自然会被限制在一个较小的角落，自己的个性特征及其作用当然也是无法实现的，这对报告文学来说无疑是一种深深的遗憾。
“文革”结束，我们的民族走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思想理论战线的“解冻”和经济战线的开放以及随之而来的全面改革措施，使各个领域一改过去多年保持和存在的那种僵化、呆滞的局面，焕发出一种生命般的活力。文学创作一报告文学创作也正是伴随着这次民族思维的觉醒和跃进而渐渐地找到自己，走向一个题材多样、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开阔领域中来的。
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在报告文学新的崛起中无疑是领衔之作。作家在这篇作品中把陈景润这位多年来一直被他人视为“白专典型”的知识分子作为报告的对象，热情地给予赞美，这在当时的社会思潮和文学创作中都具有一种公正的精神和开创的勇气。它让读者看到了科学的神圣和为科学献身的知识分子的崇高，从而使过去多年轻视知识、忽视或打击知识分子的行为变得丑陋。随之而来，报告文学创作把报告的视点集中转向知识分子，出现了一个不小的创作小高潮。理由报告数学家华罗庚事迹的《高山与平原》、报告林巧稚大夫的《她有多少孩子》，黄宗英报告中年科技工作者秦官属及林学家徐凤翔事迹的《大雁情》、《小木屋》，陈祖芬报告科学家王运丰的《祖国高于一切》等等作品，都是这个阶段着名的篇章。报告文学作家作品对知识分子表现出的这种空前热情显然是对知识分子长期得不到基本公正待遇现象的一种声援，也是报告文学在文学创作中寻求自己独立的声音和性格的体现。在艺术的描写上，这些作品不再是机械地报道，而是十分注重形象性和浓郁的感情投入，每每使人得到启发，受到感染。
这之后，许多报告文学作家作品面对复杂的现实生活，自觉地举起正义的旗帜，向一切丑恶的思想、势力、行为进击，在民族进步的路途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这方面的作品有《啊！父老兄弟》、《勇士：历史的新时期需要你！》、《三门李轶闻》、《胡杨泪》、《土地与土皇帝》、《虎年通缉令》等等。从某些方面来说，报告文学批判性的强化使文学对现实生活的参与更加直接；又由于它的真实性原则而使它填充或弥补了新闻与生活之间的空缺。因之，这类报告文学总是能引起读者浓厚的兴趣并不时地受到欢迎。
“文革”10年是民族的灾难。这“灾难”结束之时是全民族思维、思想转变的开端。在这种新思维起步的同时，人们不约而同地把对未来前途的寻找追求与对过去历史的反思认识结合到一起。因之，破除和建设的工作几乎在各个领域、各条战线、各个人的身上发生着。正在延续着的改革活动就是一种最大的破除和建设工作。这几年来，报告文学始终没有放弃对改革活动的关注，时时把改革带来的喜忧情景通过对一个人、一件事的报告传递出来，使读者对改革不断地加深认识。《船长》、《励精图治》、《省委第一书记》、《热血男儿》、《原野在呼唤》、《奔浦的潮头》、《中国农民大趋势》等许多作品就是来自不同时期改革现实中的声音。
自1986年始，报告文学创作开始发生了又一次较大的变化和整体性的推移。这就是以宏观全景手法报告各种社会人生问题的报告文学作品的大量出现，给报告文学创作带来了新面貌、新格局。这样的作品真正成形并得到社会广泛认识的时间当为《中国的小“皇帝”》、《多思的年华》、《万家忧乐》报告独生子女教育、婚姻裂变、中学生心理和消费者利益等问题的作品大量出现的时候。这些作品以分明的个性区别于此前的报告文学作品。也许它们在内容上和过去的作品还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可在表现方式、方法上已大不相同了。这类作品不再以单一的人或事为报告对象，而把自己在许多社会人生现象中的观察发现凝聚成的某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作为报告的对象和中心，然后围绕这一中心铺展开来，进行多方比较参照，提出判断，使读者对这一问题有较为透彻的了解并进而参与到何题中来。因之，它无论在视点或结构形式上都要比此前那些单一性的作品开阔、丰富得多。全景的观察与多角度、多侧面的报告大大提高了这些作品的典型性、信息性和覆盖面，所以每一个重要问题的提出与报告几乎都引起社会的轰动，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例如在井冈山红卫兵大串连20周年之际对这一历史事件进行再认识、再思考的《历史沉思录》；通过对温州乐清县民间金融组织“抬会”兴起、倒台引起动乱情形的解剖；对金钱作用认识的《被审判的金钱与金钱的审判》；围绕长春君子兰疯狂现象进行考察的《君子兰之谜》；以及今年以来报告出国潮的《世界大串连》，报告大龄青年婚恋问题的《轮空，或再一次选择》，报告性问题的《白夜》，报告滥肆砍伐林木、破坏生态平衡的《伐木者，醒来！》，报告在人工流产面前不同人们不同态度的《人工大流产》，报告医务界现状的《红色的十字架》，报告中年知识分子因为过分疲惫而早逝现象的《国殇》，报告长江两岸植被严重遭受污染破坏的《只有一条长江》等，都因为作者及时而深入地涉及人们十分关心的问题而被读者格外看重。另外，作者还把眼光投向历史，从而使某些历史事件、历史问题得到比较公正的认识。如《唐山大地震》、《南京大屠杀》、《志愿军战俘纪事》、《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中国大空战》等作品，都是这个时期的优秀之作，各以不同的风采惹人眼目，使人发生兴趣。
报告文学创作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丰富多彩，引起人们浓厚的兴趣。它在缩写与报告社会众生相的同时，把自已的性格、自己的面貌充分地表现到读者的面前，使读者对它的存在无法忽视，对它的发展前景寄于厚望。
茅盾在谈到报告文学时曾说每一时代产生了它的特性的文学。报告是我们这匆忙而多变的时代所产生的文学样式”。（《关于“报告文学”》）是的，“匆忙而多变的时代”不仅催生着报告文学的产生，还培育着报告文学的持久发展。这些年来，报告文学之所以使众多的作家倾心，在广大的读者中受到欢迎，最根本的原因正在于我们的民族正处在一个新的转折，新的选择关口、新的腾飞的时代需要它。这个特定时期民族生活中各种各样矛盾生活现象的存在，对报告文学有一股强大的吸引力。近10年中，报告文学之所以能从原本窄小、局限的地方起步并持续不断走向广阔强盛走向成熟，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学现象，它实际上是社会生活对文学与文学对生活进行相互选择以后的结果。在充满繁复纷纭矛盾冲突的生活中，人们需要对生活、对社会有更多的认识和理解，从而使自己适应这个现实，并做出进一步发展的选择。这时候，作为虚构的小说和更多情感成份的诗歌显然难以满足人们的这种心理和实际生活要求，新闻报道又因其迅捷化难以深入而不能完全承担起这么沉重的负载；于是，人们选择了既是以真实性为原则基础，又具备文学的形象生动和新闻的时效性的报告文学。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因真实性可以使自己直接走到生活矛盾的前沿和斗争的中心，因自己的文学性而不必像新闻消息那样简略匆促，无意中放弃或空缺出许多生活的空间。从某种意义上讲，报告文学是文学与新闻之间的相对延伸与交融的产物，它同时得到并发挥了双方的特长。因为报告文学这种特殊性的构成，所以愈是在复杂多变的时代生活环境中，它就愈加显得活跃。当人们对往昔的生活产生疑惑的时候，报告文学率先揭露具体的冤假错案，指出其是非颠倒的真相；当人们因为习惯了的生活被打破，而新的生活秩序还未能充分显示出优越性使人们迟疑不决的时候，报告文学同样以自己对生活的思考与辨别向人们不断地指出今是而昨非的道路。报告文学伴随着整个民族的大思考及其每一个重要的迈步而出现在读者的面前，让人们看到它的重要价值作用。大的时代生活趋势推动了民族心理、民族生活观念的巨大变化，这种巨大变化又为报告文学提供了可以相对自由创作的环境，这正是报告文学之所以兴盛起来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