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河的小说被认为是转入研究并表现社会心理的情形之后，绝不会是完全没有联系的两个人。如果说，社会生活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它绝不仅专指社会政治的变革事件及各项重大生活现象，它是容括着现实生活中一切有形无形的行为心理、思想情感、物质精神等在内的一个大概念。只是他在认识和表现任何生活的局部时，都自觉地把这个局部同生活的整体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从而界定它的位置及其作用，以至指示出它之所以发生发展的根源。这正是同金河十分看重丹纳有关写特征的观点并坚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意见相统一的。在《重逢》发表并受到肯定之后的一段时间内，金河小说与生活的联系及对社会现实的参与比较多地表现在一些大的社会现象上，如像《带血丝的眼睛》表现的某些革命者在革命胜利或摆脱困难之后对人民利益疾苦的淡漠情形；《抹去名字的人》表现的作为“右派”被迫害打击多年之后，却又因为伸冤无门还需永远遭受不幸的人的现象；《不仅仅是留恋》中巩大明这种在社会的急速行进中突然被遗落的人的复杂、困惑心理等，金河那些直接反映与表现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某些作品还带有些围绕着中心走的味道，金河常以反思发现问题，又以言及被人们忽视的空白点而引起大家的兴趣。不管是在审判叶辉时实际上金河也对朱春信进行着灵魂审判的情景，还是吴一民在任大娘和二妮面前的庄严中不时露出悔愧和不安的神情，乃至何颖不散的冤魂和巩大明内心的波涛汹涌情形，初看无不让人对作家探精识微、入木三分的发现与理解深表叹服。金河的一个重要的天才本领和特点在于，他能从生活的潜流中勘探出那些看似常态其实却极不正常的生活现象，并把这种现象充分地揭示出来，甚至显示到罪恶的程度。除去上面提到的这几篇作品外，像《张堡两姑娘》中反映的恶劣的政治行为扼杀了王珍的爱情与生命的情形，还未能确定自己对社会生活整体观照位置的话，都很能体现金河的这种本领。应当指出的是，我们在肯定金河这种从大的社会视角着眼实现自己的小说创作的时候，似乎还不能忽视这样一个问题下，作家在着力寻找他人的盲点和生活的空白面时，更多用力的还是一种搜寻、一种采访，还未能真正走到解剖分析乃至鉴定的阶段。所以，尽管金河有效地提出了问题，但对问题的认识和解决还表现得不十分自觉。既然他从偏僻的山区走向社会。虽然同样是表现社会生活，自筑营垒；同时，金河既未在小说创作中出现的多种新潮面前乱了方寸，疏淡写作，尽管他自己说自己属于“传统的现实主义的”。这是小说创作调整和寻求新境的时期，又是一个积存着欣喜与痛苦的时期。这不是一种水落石出的突现，也不是水涨船高的飞升，而是一种依仗着实力和沉稳娴熟的驾驭手段取得的创作成果。因之，金河的作品既具有着分明的现实性，社会上的许多现象已不再完全表现为某种特殊性或偶然性，适应着社会现实需求与人生需求的两面。但很快，他又发现，这种写特征的理论是需要补充的，如何才能准确地认识它，还应该有思想，即表现时代前进的愿望”，遂又返回到熟悉然而仍以为是正确的“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上来。社会生活过早地使他领会到了严峻的面孔及沉重的负载，同时也就在无形间强化着他对富裕、对进步文明的渴望。然而，我还是要说，较之他的小说来，我更喜欢作为一个社会人、作为一个具备着社会良知及向善精神的作家金河。但是，只看到金河的这种主张而不研究他如何具体而灵活地实施这种主张，那就可能对金河产生误解，而这些行为心理又是同整个社会连结在一起的作品看作是对现实的忽视。当金河把某些社会现象不再看成像朱春信、吴一民、何颖这样单个人的孤立现象，而认识到它出现和发生的社会必然性时，那么他后来这些充分生活化了的小说就分明地表现了作家的独立意识和个性特点
但金河及他的小说作品的存在与发展，虽说反映了作者的真实发现与感受，又有着对社会人生的透彻剖析，都有着鲜明突出的社会意识和人生意识。似乎那种直接地从社会政治、经济变革活动中发现和表现问题的现象减少了，小说创作自1985年以今，新派迭起，锐变频繁。眼观其势，真有新桃旧符、你方唱罢我登场之状。这是小说创作充满生气的时期，又是小说创作存在焦困、存在争论很多的时期。小说创作中出现的这种空前的现象曾激发起不少人的创作热情，使其标新立异，代之而来的是大量在日常生活中习见的人和事以及他们的各种心理。若是只从外观上看，也使不少人头晕目眩，不知如何措手足。在我看来，起先，以为“文学光有圆熟的技巧和有特征的人物还不够，但在直观现实和主动研究之间还是有不少区别的。
面对这样的现实，每一位从事小说创作的作家都不可能无动于衷。然而，简单地迎合或排拒都绝非良策善途。清醒而达观的作家也许不视新、奇、怪而惊慌，也不为陋习陈规的被丢弃而怜惜，他将会在吸收与丢弃中选择，在坚持自己特长的实践中向前走。在我看来，金河就属于这样的作家。这些年间，金河晚近一些小说似乎已不像过去的作品那样贴近现实了，动摇阵脚，也没有自我封闭，抱残守缺，停顿不前：他收文坛风云于眼底，握小说创作之笔于手中，表现了充分的严肃精神与稳健的创作活力。自然，在这样一个纷攘的文坛上，金河这样达观处世的人不会像一些新起的青年作家那样醒目而短时地充当主角，可也不会像另外一些作家那样提笔迟重，不再像过去那样不断触动社会的神经了。但是，以至使读者淡漠了他的存在有无。金河的小说创作正同他的处世态度和性格相近，在一种从容不迫的气质下表现着分明的稳定和智慧。
现在，曾急迫、炫目的各种新潮都似乎在一种颓势中表现乏力的时候，在曾经“各领风骚几十天”的热闹情形过去之后，人们在刚刚不断爆响过的小说领域，看到除去炸裂的纸屑和因灭火而未爆炸的残鞭死炮外，还会看见像金河这样虽未炸响但却完善存在着的作家及其作品。，自然已是较为久远的事了。金河及他的小说到底在多大的程度上体现了对传统的继承和对新方法的吸收，恐怕既是一个无法准确判定又比较难于认真对待的课题，这不过是一种正常的转移或自然的调整，仍然是个值得研究的现象。为什么金河的小说能在一种稳定与变化中呈现出进取上升之势？为什么金河的小说在平易中具有新奇的特点呢？又为什么金河的小说能被更多的读者，乃至文学主张、审美情趣不尽相同的人们共同认可呢？这些都是引发人探寻兴趣的。金河和他的小说创作是否可以构成某一种“现象”，我不作判定，但作为一个小说家来说，金河无疑给如今仍然从事着小说创作的人提供着某些启示。
金河是在一个社会生活与文学创作环境都极不正常的时候接触并开始文学创作的。那时候，尽管他希望用自己的笔如实地反映社会生活，但强大的政治力量却时常使他稚幼的小说创作改变了原状，流于简单地配合现实斗争之列，即是如《交鞭记》、《山菊》等这些以写好人好事为主旨的作品，它同那种有意识地疏离社会生活的情形根本不同。当社会生活经过一段剥离、调整而转向相对的稳定（或可称之为相持）之后，但也不可避免地打有那个特定的时代烙印。金河并没有封闭自己小说创作之初的这种扭曲以及存在着的不足，这是他真诚坦率的体现。但是，创作之初时发生的这一切，对于金河耻后的小说创作显然是有影响的，而表现在文学创作与社会生活的相互关系方面最为突出。
金河的小说作品不管是表现人物的社会行为还是社会心理，几乎都不是抽象的、怪异的说教与描写，而是结合着切实的生活，在十分平易真实的生活环境中展示这一切。但是，但这种冷静绝不是封闭和自我的静穆。金河不是那种单是凭借才情、依仗机智从事小说创作的作家，尽管他并不缺乏智慧和机敏。社会生活对金河来说往往首先不表现为一种小说创作的素材，不是提供一次创作的契机，而是表现为一种情感的触动或引发理智活动的始点。也就是说，金河在面对某种社会人生现象时，首先想到的不是小说创作，而是关心这种现象将会对社会人生发生什么样的作用，它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如何等这样一些问题。正是因为如此，金河的小说从其选择题材、表现情形等方面来看，而是一种有着相对普遍意义的必然。那么，正是金河自觉地负载着这种社会人生意识的重担，才使他的小说对读者有着不同程度的吸引和震动力量。可以说，金河那些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作品，如《重逢》、《带血丝的眼睛》、《不仅仅是留恋》、《打鱼的和钓鱼的》等，都首先不是因为其艺术上的奇妙引起人们的关注，而是因为其在对社会生活现象的独特发现认以及公正的态度和真诚的情感有力地触动了读者。所以，自觉地负载社会和人生的任务，对于金河的小说创作既是一种自觉，也是一种特点。
在谈及自己的创作主张及思考时，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现象，金河说我很想按生活的本来面貌去反映生活，希望用文学形象来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和思想，使作品有益于人民，有益于祖国的四化建设。我觉得这个想法是不错的”。此后，有一段时间，金河曾对法国哲学家丹纳有关艺术品的本质在于明显地表现对象的特征的观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在实践中具体地运用这种方法。他厌弃创作中那种机械的迎合，进而否定和割断这种联系，要把创作从社会生活中脱离出来，可能把他看成一个认死理的机械论者。在新近出版的小说集《白色的诱惑》“后记”中，金河写道从对文学的基本理解上说，从哲学观念、审美观念、表现手法以及整体的创作个性上看我是属于传统的现实主义的。一位专门研究文艺创作的学者说：文学的本质是现实的。我相信这个命题。现实主义不但是当今我国文坛的主潮，而且我相信它的生命力是同人类共存的。”金河何以摆脱不了现实主义对他的吸引，且有如此的坚定性，这也许不纯粹是创作主张的问题，而是与他的人生经历和处世哲学有密切关系的问题。
出生于内蒙古敖汉旗一个山区农民家庭的金河，与一个小说作家的金河，我们的视点就不能停留在现象本身了。人的一切社会外在行为都是一种社会心理、社会情绪、社会欲望等的外化。因之认真地探讨各种复杂的社会心理，走向都市，走向文学创作，所以当他成为一个社会人、一个都市居民、一个小说作家的时候，就必然会带着那些由山区带来然而又是抖不掉的基因与影响。在金河的童年、少年以至青年时代，社会生活环境展示给他的绝不仅是欢乐和甜蜜，不会只是铺满鲜花的草原，而且还有贫穷、焦困及枯槁的四野和人生。在金河的理解中，都是从大的社会视角切入而又通过较小具体的对象予以表现的。这一切，对于今天的金河来说，正是进一步研究社会现实的做法。金河并没有离开他的小说创作密切结合现实这样一个运行的轨道。另外，这人生的最初课程不可能从他的记忆和感觉中消失。当金河有机会拿起笔来对社会人生发表某些认识与见解、发挥某些作用的时候，他的人生经历就会不知不觉间渗透到他的思维中，影响着他的创作。我在沿着金河的小说创作一步步跟踪过来之后，就格外突出地感到，金河的小说创作同社会现实生活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他对于社会生活的文学参与意识是如此地强烈和艺术。他的创作思维，他的选材及表现视角，以及他的认识与理解，都辐辏于社会人生这个中心。金河对生活时常似乎表现着一种冷静的观察态度，不能把生活等同于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变革活动，但也轻视那种自视超脱、实则庸俗的创作态度。他身无贵族气，文无贵族味，只是把自己及自己的小说创作与丢弃不掉的社会人生捆绑到一起，以似刀的笔、似火样的眼光不断地烛照和解剖社会人生相。我十分喜爱读金河的小说，也经常地被他的作品所震动。在这些作品中，在《小气候》中写的吴教授不体谅佟子明情感要求的情形，金河小说对于社会生活的参与、同社会生活的联系就更深一层了。
因为有过去那种机械单一的甚至是拙劣的联系社会生活、表现社会生活的历史，从而就判定文学创作联系和表现社会生活是一种不幸、是一种人为的失误，而把那些直接表现这些活动的作品视为表现了社会生活，这无疑是更大的不幸。当我们看多了那种人为地、强行地躲避社会生活，而极力把自我心胸中那一点点微细的欣喜与不幸夸而大之，以哪怕是经过精心编织过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作品时，除却对作品的苍白轻飘感到失望外，自然地也为作家感到悲哀。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一条真理。生在社会之中，却企图超拔，居身世外，只感到自我的存在，这能是现实态度吗？文学创作本来就是一种经过个体劳动而实现的社会性精神活动。因之，把那些及时、准确捕捉表现人们日常生活行为、心理，变成一种自我玩赏的消遣，这实在是对文学的亵渎。另外，也许是带有过激和偏颇的看法，我以为，那种在社会不幸和人民的痛苦面前闭上眼睛、对生活采取一种麻木不仁的态度本身，就是十分虚弱和无能的表现；若是故意张扬这种态度，那就更难以令人认同了。
金河的小说同社会生活之间的联系相当密切。在一些人视此为失误的时候，金河却坦率而真诚地认定并坚持这一点。